李存葆有一篇《沂蒙匪事》，最后说“小说是人类创造的伟大的谎话，散文贵在真实。如果说好的小说家是作家从千万吨生活的矿藏里提炼出的几斤‘谎话’（这‘谎话’有时比真实更真实），那么，以真人真事为特质的散文，却排斥作家的虚拟性。特别是写历史题材的散文，一旦存有情节和细节的虚构，作者不仅会失却了历史的责任感，也会被熟知你所描写的那段历史的读者嗤之以鼻。”
李存葆在这里指认了一种真实，曾经发生过的眼睛看到的真实，他在《也说散文》中还指认了另一种真实，那是心灵的体验的真实，并可看到他那悲悯的入世情怀。他说“因为散文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奢侈品，也不仅仅是一种花瓶式的点缀。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开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
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我们知道，散文是人类内在心灵和精神的自由的敞开，是头脑的“思”和身体层面的真实的存在。但许多人却不敢对自己进行灵魂的拷问，不敢描写人的真实的存在。从杨朔到余秋雨，他们多是在一个虚拟性的环境中展开的，特别是杨朔，他留给人们的那些生活画面，是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的真实的场景完全相反的，心灵的癌变使他把假的当成真的。对真实的疏离和逃避，使杨朔在所谓的诗意里放大自己的想象，远离生活的本真，在花草虫鱼中表达所谓的时代精神，但杨朔在《荔枝蜜》中说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蜜蜂，和卡夫卡描写的人变成甲虫，哪一个表现时代精神更真实呢？无疑卡夫卡触摸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本质——人的异化，而杨朔在意识形态的诱导下，完全成为意识形态的奴役话语。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参与蒙蔽大众的历史的虚假！也许杨朔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更可悲，到头来，他还是被抛弃，以自杀了结自己！而余秋雨除去煽情的矫情，他的历史事件方面的硬伤，早为人们所指责。
东方生在《严肃与荒诞的巨大成功》中对余秋雨《苏东坡突围》一文最关键的“乌台诗狱”有过评说。“余先生援引所谓‘乌台诗狱’，忽视史实，极力轻描淡写，不论是有意回避，还是不求甚解，其旨意却十分明白，即唤起今人之同情与共鸣，证明苏轼是不幸的，中国的文化名人是不幸的。作为一名负责的学者，还是应原原本本，揭橥史实，读者凭借真实的史实，作出真切的判断，唯此方可裨益今人，启迪后世。就真实的史实而言，苏轼还是不幸中的大幸。试看，苏轼不是还可以讥讽时政，而终属无罪么？清代不是仅凭联想演绎，望风捕影即可钳枷加身、乃至满门抄斩么？比之于李唐之世，讥讽之作朝野遍见，习以为常，无以为罪，苏轼又显得十分不幸！”
我们不是说在散文的写作中对素材不可以剪裁，但有意识地把真实隐匿，回避人生的血污、暗角，采取帮忙和帮闲的立场，这是不可原谅的。鲁迅说过“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确实是的，中国人对真的逃避，常常变成自欺，朱学勤曾接着鲁迅的话头说：“要骗人，那么首先是要骗自己，大家抱怨街上都是骗子，而更多的骗子寄居在人的内心，是人内心的贼，借用张爱玲的句式，人的内心是一袭华美的袍，袍上爬满了虱子。”
通常说来，文人雅士内心的虱子要比老百姓多一点，因为他们离不开“瞒和骗”。比如潇洒、超脱、闲适，这类美丽符号就是文人雅士内心贮备的虱种，文人雅士经常舔惜内心那张华美皮袍，把它弄得又暖又湿，故而那些虱种特别喜欢爬上那张皮袍，并以惊人的速度在那上面迅速繁衍开来！
一个散文作家，首要的一点就应是对虚伪的批判和虚假的拒斥，回到一个个真实的细节和存在的本身。当人们一个个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寻找灵感、从阅读中寻找支撑的时候，李存葆却把那些东西还原成自己肉身的体验和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记得诗人于坚说过一句非常令人吃惊的话，他在《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时说“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使用玫瑰一词，至少我从我母亲、我外祖母的方言里听不到玫瑰一词。玫瑰，据我的经验，只有在译文中才一再地被提及。”
是的，一个人坚持内心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从遮蔽中找到本质的东西，在素朴的生活中发现力量，这是李存葆所坚持的。说到底，还是对‘真’的迷恋。他曾说过，“我以为，散文不论长短，最紧要的一个字眼是‘真’，即从真人真事中自然流露出的作者的真情实感。我曾在一篇阐述艺术真善美关系的小文中写到“真善而不美者有之，若慈祥之老妇；真美而不善者亦有之，若色彩斑斓之毒蛇，惟不真而善美者不见。”为何？巴金老人在文革复出后，说历史给他一个还债的机会“讲真话”：“《随想录》是我最后的着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老托尔斯泰给我指出了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
和真相对立的是虚假、谎言和欺骗，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中国人太善于谈玄，太善于修辞，去除遮蔽，回到事物的本然，回到内心的真实，提倡在场。里尔克有首诗“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某处死／望者我。”相信这首诗一定会给你震撼，诗中发生了什么？为我们敞开了什么？发生了你自己的事，敞开了你自己的真实，那在日常生活中对你隐而不彰的“真”！这“真”之“真”已到了与你对视的地步，它对你哭对你笑，走向你，望着你。“真”不是某种位于某处有待我们去寻找和发现的东西，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他者”，“真”不是他者，“真”是我们当下的处境。读这样的东西，就像读李存葆的散文一样，除了我们被作家牵入令人震撼发“真”之外，我们还会感到在文字之下的一种忧心，这不是指寻常的烦恼，而是一种悲悯的入世情怀！
李存葆作为一个军人，他的气质、才情和襟抱，并不是只在文字一途，特别是写作文化大散文，最能显示一个军人的辉煌。当在“沙场秋点兵”与“枕戈待旦”的那种血气风雷中，或者说只有猎猎扬扬的雄阔的悲剧场景，才能刻画李存葆的形象，然而和平年代阻断了这个路径，他最终把一颗入世的情怀放在了皓首穷经、着作等身上。恩格斯所赞扬的“文艺复兴”时一手执笔、一手仗剑的精英人才和李存葆有点相仿佛！现在他把文章当成了实现自己理想的载体，一支笔、一张纸、一叠书、一颗独立思索的大脑，开始演绎人生的风味和风采。李存葆是用把真的东西给历史来要求自己，为了解剖土匪——中国历史之树上的这颗硕大的毒瘤，他的笔不仅仅用墨水，而且溶入了众多无辜百姓的淋淋鲜血！“一方面《匪事》中所记述的每个人物，每个情节、细节，乃至每个地名、村名都是真实的，我都努力作过考证。”我们读到这样的细节：土匪馍馍刘攻破一个山寨，他的手下阵亡一个小土匪，烧杀完毕，他将在准备掠走的青年妇女中，亲自挑选一位俊俏的处女，抓鸡般地活活放入棺材，用粗钉牢牢将棺木钉死，与亡匪一起埋葬；土匪让肤白乳大的女人把衣服剥得精光，将铃铛系在乳上擀面条，铃声叮当，土匪淫笑；把受刑者用土坑埋之胸口，众匪策马在刑场来回奔驰，仅｀露出头部的受刑者血压升高，马蹄击头，血喷数尺……
我们读到这，不知道是该仇恨还是悲叹，这样的场景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充满智慧的。李存葆在《沂蒙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