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对宋代评价甚高，那是一个文人比较舒服的时代，大宋朝立国的时候，留下祖训：不杀文人。而北宋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就是一个文人兼浪子，文人气浓厚，文人的一切东西，样样当行，治国的事情一窍不通。在他做皇帝的晚期，出现了中国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宣和时代。
有一个词来形容宣和时代最恰切——浮华盛世！那时的都城东京汴梁人口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我们知道，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国内安定。宋初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当时铁的年产量远超唐代，造船、造纸、印刷业技术更为先进。北宋时，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而宋都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
开封在北宋时又称东京（东都或汴京）。据史载，东京的手工业、商业多达１６０行，沿街店铺林立；闹市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绝。在京都市场上，各地货物琳琅满目，甚至日本、朝鲜、阿拉伯等国的商品亦有买卖。而北宋为了应付贸易及商业发展的需要，还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社会经济的发达，当时处在世界的头把交椅的位置。
北宋覆亡后，宋人孟元老曾撰《东京梦华录》来怀恋逝去的美妙时光，笔下详尽描摹东京的繁华，当时开封城中有闹市、酒楼、茶馆、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尽，五更时分又再燃灯开张，夜以继日，人烟不断，可谓“不夜城”。张择端曾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写人们在清明时节上坟的风俗。上河是宋时民间对清明祭祖坟之谓，意同“上冢”。
这画描绘出清明时节东京东角子门内外及汴河两岸的繁荣热闹景象，但见桥上车水马龙，商贩云集，行人络绎不绝，表现出当时世界第一都会的繁荣兴盛。《水浒传》“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一章中，有一篇《绛都春》的诗词，描写的是北宋时期东京街头正月十五元宵之夜景致：
融和初报，乍瑞霭霁色，皇都春早。翠鹇竞飞，玉勒争驰，都闻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色双龙衔照。绛霄楼上，彤芝盖底，仰瞻天表。
缥缈风传帝乐，庆玉殿共赏，群仙同到。迤逦御香飘满，人间开嘻笑，一点星球小。隐隐鸣梢声杳，游人月下归来，洞天未晓。
王安石有诗《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曰：“正月端门夜，金舆缥缈中。传觞三鼓罢，纵观万人同。警跸声如在，嬉游事已空。但令千载后，追咏太平功。”对于正月十五的元宵之夜，他还另有诗句说：“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更是写出了当时灯市如海的盛景。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也曾谈及东京的灯市盛况。《醉翁谈录》记载“东京的东华门外自正月初即有卖灯的市场，有灯球、灯槊、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灯、镜灯、字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影灯等，品种繁多，制作精巧。心灵手巧的制灯人，往往将兽角、翎毛、琉璃、皮革、丝绸巧妙运用，将灯造成牡丹、莲荷、曼陀罗等花卉的形状，分光叠翠，效果良好。另有灯品灯组采山左右，以采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系列灯放护城河上组成的“灯桥”，在闹市区街上空悬挂彩索，悬灯于上的“过街灯”，市数十丈的“灯竿”，“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
这上元灯展的盛况，叙述最为详尽的还是《东京梦华录》：“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切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又有猴呈百戏，点跳刃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一新耳目……”。
观灯的人们亦形形色色，富人坐的车子，挂灯作饰，精纤华焕；有人用纸作的飞蛾、蜂儿之类，以长竹标之，插在头顶；又有人玩一种火杨梅，以熟枣捣炭丸为弹，傅之铁枝而点火，可谓别有乐趣。
年轻的女子们喜欢佩戴一种小灯球，有刺栗那么大小，像珠翠一样装饰在身上，显得光彩动人。有人说元宵节是中国的情人节，所言不虚，这应该起源于北宋，少男少女，来来往往，心急火燎，搔首踯躅，“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一种兴奋；“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是一种惆怅。
宋徽宗在位２７年，享受着这“四千年所未有”的浮华盛世。然而在这盛世表面的浮华之下，有着血泪的流淌和暗潮的涌动。可惜宋徽宗沉浸在艺术和游乐的氛围里，不知汴州之后就是杭州，不知歌舞之后就是谢幕和血泪，也不知五国城已给他掘好了墓地。徽宗时代是盛世的临界点，开元之后有天宝的“安史之乱”，皇帝逃亡，爱妃吊死。康乾之后有炮舰入侵，皇帝北狩，圆明园化为齑粉。宋徽宗就坐在这盛世所造就的椅子的脂肪上，屁股舒服。王夫之曾评价宋徽宗的盛世浮华，乃是“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在这种“必亡之势”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已经积聚到了来不及挽救的地步，朝廷因花石纲结怨于东南，宣和二年，方腊大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率众起事于浙江。他把《金刚经》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意错读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此来激起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与反抗。
这种曲解经典的做法，与徽宗君臣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一双绝配。
事实上，没有徽宗盛世的不顾民生疾苦、一味追求蔡京所设计的“丰亨豫大”，也就没有东南民众的哀愁无告、“是法平等无”。这二者，真真是因果相承，梦醒时分的残破是对梦的最好的收场，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坍塌了。
邓之诚读《东京梦华录》，说“但述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而使阅者试一回思，不觉涕涟”。蔡京鼓吹的“豫大丰亨”，其实是败亡的先兆。但宋徽宗一样夜夜笙歌，只管我享乐，何管后世洪水滔天。《水浒传》第二回，介绍宋徽宗最是恰当，“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公正地说，赵佶如果不变成徽宗，他仍旧是端王，那么宋朝的历史将改写。即使他再下作、再混账、再乌龟王八蛋，那么只是他一家的兴衰，也连累不了大家为他背黑锅、背十字架，因为他的艺术性、因为他的败家的习性，他把整个民族绑架了，绑到他的花车上，他感到的是春风，但很多人感觉到的却是秋天的肃杀和落叶。他浪漫不要紧，荒唐不要紧，求仙也好，求道也好，作画也好，找女人也好，如果是端王，那一切都是他自己负责，但现在他要整个民族国家为他的浪漫荒唐买单。
赵佶的皇帝是跌倒在地捡的，１８岁那年，那是元符三年正月，年仅２５岁的哲宗驾崩，神宗共有１４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赵佶在内的５人。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并无资格继承皇位。
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哭着对执政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宰相章惇当即提出，按照嫡庶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不料向太后不同意。章惇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那么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为帝。这两个建议都排除了端王赵佶。
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向太后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所以还是立端王为好！”章惇是反对端王即位的，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就在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的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不再争辩。
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徽宗。
章惇这人在历史上被诟病，打击苏轼，打击异己，但在立皇帝这事上，却是少有的清醒，可惜历史在这里转弯了，他是少数派，最后只能落个被贬黜的下场。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的双十节，据说在其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
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喝酒狎妓玩同性恋。他的挚友王诜，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的王诜，却是赵佶的座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踢蹴鞠，就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
从赵佶变成徽宗，他禀性一如既往，无心于政务，醉心于艺术与女人。有一事最能见出宋徽宗的荒唐，在徽宗宠爱的刘贵妃去世后，内侍杨戬在徽宗面前夸耀宫外有一刘姓女子倾国倾城，不亚于昭君王嫱，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忸怩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乐子。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
搞艺术的人搞政治是荒唐，搞政治的人弄艺术是对艺术的亵渎。
但徽宗在艺术上是当行，徽宗即位前，经常和书坛、画坛名家高手谈艺论文。即位后，多方收集历代名书佳画，临摹不辍，其绘画注重写生，以精致、逼真着称，其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尤精于花鸟。宋人邓椿在《画继》中称赞他的画“冠绝古今之美”。
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在学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称“瘦金体”。徽宗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书画精品，还下令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后并入翰林书画院。画学专业分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画院也有严格的考试，每次都由徽宗以古人诗句亲自命题，诸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等等，精巧别致，颇具魅力和想象空间。
徽宗还经常亲临画院指导。据《画继》记载，宣和年间，徽宗建成龙德宫，特命画院里的高手实地画龙德宫的墙壁和屏风。画完后，徽宗前去检查，唯独一幅“斜枝月季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这是谁的作品，随从告诉他是新进画院的一位少年所作。徽宗听了很高兴，不但赏赐红衣料给这位少年，还连连称好，其他人都莫名其妙，遂向徽宗请教。徽宗指出月季很少有人能画好，因为随着四季、早晚的变化，花蕊、花叶完全不同。这幅画中，月季是春天中午时候开放的，花蕊、花叶一点不差，故厚赏之。在旁的画家听了徽宗对这幅画鞭辟入里的分析解剖与极具鉴赏力的评判，莫不叹服。还有一次，宫中宣和殿前的荔枝树结了果，徽宗特来观赏，恰好见一孔雀飞到树下，徽宗龙颜大悦，立即召画家描绘。画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刻画，精彩纷呈，其中有几幅画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观后说：“画得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几天过后，徽宗再次把画家们召来询问，但他们仍然不知所以，徽宗说：“孔雀升高先抬左腿！”这时画家们才猛然醒悟，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徽宗观察生活之细腻。
在徽宗的倡导下，画院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在画学上开创了北宋绘画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徽宗在位期间，不仅礼遇画院，还广泛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珍视藏书。北宋末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掳去徽宗的乘舆、嫔妃，他都未尝动色，当索要他馆藏的书画时，“上听之喟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