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翔
我那时不懂得，对于所有生命的死亡，如果你看见了，都得有个仪式。就像母亲对待这些虫子，要是能做出某个哀悼的手势，我想，这些虫子在简单的一生中，会因此获得一些尊严。
——题记
1
我的前面不是庄稼，也不是牛羊，是一个永远走在我前面的，不会回头的女人。我叫了她不足三十年母亲。那是在世间的幸福与痛苦的日子里，我幸福或痛苦地叫着她。
如今，她从这些幸福或痛苦中冰凉地退场了。
我也只能在自己心里，一个人冰凉地叫下去。
只是她在那么厚的乡土上，留给我的那些生活场景，不因她的退场而消逝。相反，它们从马坊的众多事物里漂浮出来，替我在接近故乡的每一次，都要生动地演绎母亲的过去。但我还是要伤感地说，我在三十岁之后所想见的母亲，都是她走在我的前面，并且不回一次头，给我的永远是一个背影。
按照简单地生活在马坊的人对生命的认识，所有从土地上逝去的人，都不会回头看他身后的人，特别是那些最想看见的亲人。这些暗含在生命里边的隐秘，我是说不清楚的，有时只能这样想：如果那些一代一代逝去的人，都在土地上不停地回头，我们行走着的前面，还不满是祖先的眼睛？我们说土地是温暖的，首先是从庄稼上感觉，更多更深刻的，恐怕还是从祖先的背影上感觉。
这样安慰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有关生命的一种哲学。
它被一群庄稼人，像种庄稼一样地种在土地上。
我也学诗人艾青问自己：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常噙满泪水？我不会有简单的回答，正像我至今不敢给母亲的坟头立一块碑一样，因为我应该在心上镌刻给母亲的碑文，不会被简单地书写出来。
一个人的心，一生只疼一次，这是物理意义上的疼。而另一种超越肉体的疼，会是伴随一生的事。我对母亲的所有记忆，也就是她一直在精神上为我心疼。幸福时是幸福的心疼，痛苦时是痛苦的心疼。我不敢说，母亲是世上最懂得心疼的人，但至少在我身上，这种心疼是覆盖又覆盖，遮蔽又遮蔽。甚或为了我，她用一生的时间，折磨她的日子。
对马坊在地理上的热爱，让我一提起母亲，就想到村子东边的一座土城。
可以说，土城两边的两个村子、两片土地和两户人家，甚或他们的两块墓地，构成了母亲一生的活动空间。她能够放在乡土上的记忆，就是围绕着这些，只过一种有粮食和衣物的日子，从而对生活，保持一种贫穷的方式。我经常想，能够记忆的祖先那几辈人，怎么就这么安贫乐道，愿意过简朴的生活？他们一生在土地上，消耗不了多少东西，他们的日子，多数是女人缝补出来的。因此，我很热爱缝补这个词，还有被这个词表述的缝补场景。
这是属于母亲的场景。一年四季，都会看见她白天坐在场院里，晚上坐在油灯下，缝补着一些土布衣裳。特别是她裁剪一件新衣裳的时候，一个穷人心中的滋润，在剪刀和布纹清亮、细碎的声音里荡漾。被左邻右舍的女人围着，母亲一脸的喜悦，蓝花土布也是一脸的喜悦。更多的日子中，母亲是在一件件旧衣裳里，花费着一个女人的心思。她要把一些旧衣裳没有磨损的部分裁下来，再缝成另一件衣裳，或补在其他破了的衣裳的某个部位。那些破得不能再上到身上的碎布，也会被千纳百垫在我们的鞋底里。我从母亲手上看出，缝补带给穷人的幸福。你想，我穿的一身衣裳，有一些巴掌大的补丁，有可能是从父亲的旧衣背上、姐姐的旧衣袖上、母亲的旧衣襟上取来的布片，而他们留在这些布片上的气息，如果没有被风吹走、被水洗走、被阳光赶走，就会继续温暖我的胸膛、肩背和膝盖。衣裳里这些最容易磨损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接触到亲人的气息的地方。我在乡下成长时，经常一个人出没于马坊的大小沟里，斫柴、挖药、割草，没有孤独和惧怕，可能是我的身上，穿着带有亲人气息的补丁衣裳的缘故。今天，我坐在敞亮的书房里，一边翻着西方一些经典的绘画，一边想着母亲缝补过的衣裳，突然有一种她也懂得绘画的感觉。因为我在民间剪纸大师库淑兰的剪刀下，看见过毕加索的影子。库淑兰和我的母亲，都是生活在豳风里的人，一条流淌在诗经里的泾河，让她们在两岸的土地上，依靠一把剪刀，幸福而痛苦地生活过。
对于词语中的缝补，我有更贴身的认识。比如，母亲缝补一件衣裳时，从不量我的身体，但裁剪出来总是十分合身的。因为这双手，抚摸过我成长的每一个日子，而我身体上每一个骨骼的大小，都在她的记忆里，被感情编排得一清二楚。可以这样认为，母亲手中的剪刀，表面上是在一块土布上游走，实质上是在阳光的感觉里，在我的身体上游走。这种游走，落在我的心上，始终是一种幸福。
而落在母亲心上，是一生的隐痛。
让我再次提起，这座转换母亲生活场景的土城。她从东边一个破碎的家里，嫁到西边一个更破碎的家里。她一生的责任，就是想用自己的一双手，把两个对她来说，有如呼吸着的肺一样重要的家，缝补得浑全一些。事实是，她是带着一半浑全、一半破碎的心，放下她缝补着的最后一个日子，走进被庄稼、人迹覆盖得厚厚的泥土里去了。
她在我的感触里，浓缩成一位不会回头的女人。
她在一些熟悉的土地上走过时，我看见庄稼的身子，晃动得厉害，我也看见牛羊的目光深处，像噙着一个村庄里过去的雨水。我的身子和目光，也火气一样上升着一些疼感。我想说出有关她的许多，而气势强劲地吹过来的风，从田野上堵住嗓子，让我说不出她的许多伤痛。
我不会怀疑，她身上还有牵挂。一个村子的苍茫，在她藏下所有旧事的蓝花土布衣襟里，不回头也能翻出一些印象。跟着她，我像一匹栗色的马，把一片不记仇恨的乡野，一米不剩地踩踏过一遍。她用宽厚，不停打动土地的时候，总先打动着我。
而一切都在我的前面，跟她走着。她不能回头，因为在马坊这片乡土社会里，人们至今相信：如果梦见某位逝去的亲人回头了，这个人一定要病一场。这是被许多人验证过的事情，它带有马坊的神性，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尽管如此，走出马坊多年的我，还想着母亲，在土地上给我回一次头。
只要她能回头，我就能再端详她一次。
只要能再端详她一次，我还惧怕生病吗？
我也很想在自己身上看一看，一个被母亲回头看过的人，他为母亲生病时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她也很想转身看我一眼，只是风吹得她回不过头。
2
对于土布的感觉，不是从心理上，而是从身体上早已滑落了。
很多年不在乡下生活，已经彻底淡忘了皮肤贴着土布，该是一种怎样的享受？更不敢想土布在与皮肤的触摸中，开始虽然有些粗糙，但最终会从棉花的秉性里，带给我们的那种温暖。
我是穿土布长大的。
在我身体成长的简史中，感恩地记着几种粮食、几样野菜和几棵果树，再就是几件土布做的衣裳。而在这些属于贫穷人家的物质中，几件土布衣裳，给了我一定的体面，使我在青春期来临之前，一直快活地走动在乡野上。因此，一提起故乡的土布，我就想起那些玄妙的织机声，怎样穿透着乡村的夜色？怎样穿梭出日子的黑白？怎样穿越一位少年的想象？而母亲，准会在这个时候，隐去一头白发，隐去一脸皱纹，隐去一身枯瘦，回到她年轻的日子里，给我们织染土布，给我们裁剪衣裳。
那时的乡村，应该活在一群会用手工织出土布的女人的尊严里。
我不知道今天在马坊，还有多少女人会织土布。记着只要遇到下雨天，只要在夜幕的遮蔽里，总会有几声织布声，从你想象不到的一座院落里，突然传出来。这是乡村看似简单的生活，曾经带给我的一些经验：要判断一个村子是否活着，最好的办法，是寻找它有没有一些声音的存在。这些声音，自然包括人的声音、牲口的声音、草木的声音和物件的声音，而织布声，则是马坊刻意留给我的，一种古物件的声音。
其实，从一块棉花到一块土布，再到我们身上的一件衣裳，这个过程是很漫长和艰辛的。一棵庄稼的成熟，也就几个月时间，麦子的成熟期最长，经过秋播、冬埋、春发，到了夏天，把一片黄灿灿的穗子递给镰刀，一种粮食的身世，又一次被大地完成了。而一块土布呢？我记着母亲先是用好长的时间，一斤一两地积攒棉花，由棉花到棉线，又要经过纺车一夜一夜的摇动。那些纺好的线，像一家人过日子时的大部分喜悦，被小心地包在一个包袱里。我经常看见母亲，选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一个人静悄悄地打开包袱，在太阳下反复地比对每把线的成色、粗细和韧性，哪些是经线，哪些是纬线，被分得一清二楚。浆线的过程、打筒的过程、经布的过程，在织布这个手工工艺中，这些很讲精细的程序，确实是一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如果把它按工序写出来，就是一部讲述织布的乡土读物。如果把织布机子、纺车、缯绳、绞棍、育筒、木梭这些与织布有关的物件，从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取出来，再看看打造这些物件的木匠，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母亲每花两三年的时间，织出来的一匹土布，我不敢说它一定就像云锦，但一卷新布抱在母亲的怀里，我还是尽量往浪漫里想象。现在记忆起来，我后来对诗的许多感觉，或许在那时，就被母亲无意地织在她的土布里。
也想，母亲织的土布有多长，我对乡土的感觉就有多长。
事实上，许多织布的细节，比如拐线、纶绳、浆线，我都作为母亲的帮手参与过。特别是浆线，让我欣赏了乡土生活既朴素，又很神秘的另一面。这些乡村女人，在用粮食喂养每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又智慧地发现了它们在织布中，会把柔软的棉线，一根根浆得硬锃锃地，便于手工操作。说真的，我在各种面食中，享用得最多的是麦子的味道。但在炽热的阳光下，把鼻子贴近正在浆洗的细线上，麦子挥发在棉花上的气味，却是如此诱人，甚至很多年后，要回忆乡村的气味，我会脱口而出：是麦子在棉花上，浆洗纱线的气味。
村里人说，母亲的手底下会出活，包括她手织的土布。
忙完织布机上的活，那双很会裁剪的手，又要忙碌我们的衣裳了。
这样的日子，在我心里充满了幻想：土布、剪子、母亲的手，三种不同的物象，都在母亲的目光下，变幻出一件件就要遮蔽我们身体的衣裳。现在，如果我说她那时就像裁剪着云朵，就像缝补着马坊的一块土地，也不会有人说我这是矫情。但母亲那时最真实的心态，是让我们穿得体面一点，用这些她还能织出来的土布，弥补日子的艰辛，带给一家人的贫穷。
看着她飞针走线的样子，心还没有长到能用善良、柔情观看世界的我，直接觉得阳光有多细密，这时母亲的心，就有多细密。她知道父亲一生是下负的人，常年把柴捆背在身上，要不是那一层衣裳，脊梁上都会磨出茧子来。因此，要把织得粗厚的布留给父亲，要一律染成黑色的，要裁剪得宽大一些，这样结实的衣裳，耐磨也耐脏。乡村人穿衣，也有乡村人的审美标准，就是方便劳动。至于身体本身，那时的生活状况，还顾不了多少，只要一年四时觉着不饥、不冷，就是大地上最幸福的人了。可以说，我的父母一辈，就是为此劳累困顿了一生。直到裹着一身土布，回到泥土里去。
对于我的衣裳，就要讲究一些。选织得最细的布，怕磨伤了我的皮肤似的，剪最贴身的样式，让我穿得有精神一些。我从小时候穿过的衣裳里，看出一位乡村女人心里，如果还有一些艺术的质感，虽然嘴里说不出来，大多都通过剪子和针线，全表现在孩子的衣裳上了。因此，母亲缝衣的许多场景，我走到任何陌生的地方，都要熟悉地带在记忆里。首先是一块蓝花土布，落在母亲的手里，一尺一尺地流动着，很像阳光，在我开始拔高的身体上，一尺一尺地生长。我能准确地听见，剪刀从土布上走过时，会留下什么样的声音。心存对冷暖的那些敏感，正从一块蓝花土布上，传递出母亲，与棉花生死相依的气息。这肯定是我后来的感觉，假如当时能体察出的话，我会把母亲给我做过的大小衣裳，一件不缺地保留下来。
那些土布衣服上面，存在着那个年代里，阳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更多的是母亲的气息。作为一件单纯的衣裳，它真实地记录着母亲给予我的那份爱，像棉花一样，像土布一样，透明在那个年代的阳光下。
可惜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拥有这些衣裳了。
我想，如果还有一件的话，今天吹过乡野的风，会绕过母亲留下的一些织布用的物件，从那件土布衣裳细密的针脚里，帮我吹出她的一些秀发。
要是我早年，贴身穿过的哪一件呢？
3
这是一个村子里最神秘的器物。
一只药锅，在十几年的时光里，揪住一个孩子的心，让它在成长的过程中，为一个人的命运紧缩一团，并在梦里反复幻想：谁能把药锅移走，谁就能把母亲身上那些藏着根须的病痛，替自己移走。
我就是那个孩子。
母亲十几年的病痛，让我觉出其中的神秘，认为这是一个贫穷的家庭，必须在大地上承受的磨难。而母亲的善良，在于她像祈祷一样，把一个家庭的疾病史，只写在她一个人身上。
现在想来，母亲的病是饥饿带来的，也是我的出生带来的。我对母亲身体的十个月的伤害，让我在有能力读懂她的时候起，就开始思索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意味着什么。因此，伴随我成长的过程，就应该有一种悲悯的东西，像草木的一叶一枝，长满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不幸的是，这种心理的培育，依然要以母亲的磨难为代价。
应该是一个落雪的冬天。马坊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因雪的到来，而进入一次长时间的休整。此刻的泥土里，除了小麦、油菜这两样农作物，还继续向更深的土层上，扎着来年起身时需要汲够充足营养的根，再没有埋藏下什么。更多的细小的生命，被雪用一种颜色，覆盖在大地的角落里，自己蕴涵自己。忙活了一年的劳动者，也要躺下身子，用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享受劳动的喜悦。而母亲躺下身子时，一身的痛楚，从她的身体里蔓延出来，落在我们一家人的心上，是这个冬天的另一场大雪。
天就要黑了，被雪映得苍白的屋檐下，我为母亲熬药。
我的眼前，是一只像被火焰悬在半空中的药锅。在我成长得还不健全的心里，母亲的病痛，是一种揪心的疼，而为母亲熬药，则是一种对这种疼痛的减缓。坐在屋檐下，雪的寒冷，火的温暖，心的疼痛，一个复杂的世界，伴随着母亲在屋子里的呻吟，笼罩着我的童年。那些散发着淡淡苦香气味的草药，我能在马坊的田野上，认出它们好看的模样，可放在药锅里，一个也认不出来。我的手中，是一把依然带有麦香的麦草，它的洁白，使它燃烧时的火焰在我们家有些悲凉的院子里显得特别神圣。
雪给大地带来寒冷，雪会给人，带来一些思想。因为那场持续了十几天的雪，让我学会冷静下来，学会一个人在熬药中思考。我思考人在土地上，准确说是思考母亲在土地上，一生能为我们带来什么？首先应该是生命，其次是喂养这个生命的粮食，还有温暖这个生命的衣裳。这一切，我是一点一滴地记载在心灵的账簿上，供自己随时翻阅。比如说，我在那时，就想到我在一年中，从春天穿到冬天，这几身衣服需要多少土布，才能裁剪得出来？而这些土布，由棉花到纺线再到织布，母亲要用多少时日呢？这么辛劳着，怎能不病呢？
然而，她为自己带来什么呢？
面对不停地在眼前翻腾着的药味，我惊心动魄地说出这句话：
一身的病痛。
我作为最近地感觉到母亲病痛的人，想借一双神的手，修复她的身体。
我也以为我靠近的这只药锅，这些草药，这些火焰，都是神赐的圣物。
我不能转身，我必须迎上去，与这些圣物面对面。我知道要从邻居家里，借来一村唯一的一只药锅；要省出一些买油盐的钱，从公社卫生院抓回一服草药；要从大雪封住的草园子里，撕来一抱麦草。我想，人在土地上劳动时得下的病痛，还要靠土地上的东西来治疗。药锅是用泥土烧制的，草药是从泥土里挖的，火焰也是来自泥土里的麦草，从干爽清洁的身上燃烧出来的。
这是乡村的神秘。
我在为母亲熬药时，心疼地发现了它。
我开始敬畏药锅。特别是对药锅的逃避，让我觉得，它像是土地安顿免疫不了的病痛时，递到人类手里的一个祭器。它铁青色的砂体，告诉我出现在人类身上的各种病痛，是土地的一种黑色的幽默。在黑色的收缩性的视角里，它让我们相信，一切对付病痛的秘密，都在这个器物里盛着。它对于乡村的重要，处处显示着比农具还多的神秘。但谁也不情愿靠近它，正像它一直被扣放在窗台上的位置，是进不了马坊人的屋门的。它是病痛的象征，它有一身的不吉利，它的身份变得很模糊。我记得那时候，一村人都很忌讳这件事：药锅能借吗？药锅能还吗？因此，在马坊人的习俗中，对于这件事不要用语言明示，只管悄悄地从一个很固定的位置上拿走，然后用完了，再悄悄地放回那个位置上。其实一个村子里，也就那么一两只药锅，一年四季放在谁家的窗台上，大人小孩都知道。
一只药锅，应该看见我很痛苦地，把一服中药祈祷着熬好，并且赶在落日，不带走一村气息的前边。我在马坊的艰难成长，几乎是在与药锅的抵触中完成的。每天放学后，在临近家门的一瞬间，我想的是：麦草燃起的文火，会不会又在屋檐下，引出一家的悲凉？
那些年，那一只药锅，真的让我的胆子越来越小，小到母亲的一声呻吟，都能惊出一头一脸的虚汗。因为养活着一村人的土地，没有什么剩余，供一些病人在粮食以外吃药。我知道，每从公社卫生院抓一回中药，父亲脸上的气色，会变得更灰更土，因为他的手里，已没有可以用来抓药的钱了。好些时候，母亲是用五种粮食熬出来的水，代替草药，缓解身上的病痛的。现在想来，乡村人之所以用五种粮食治病，是他们模糊地知道，人因身上的阴阳五行不平衡了，才会生病。而五种不同的粮食，一定会补回他们身上缺失的那些滋养生命的东西。
我从这个细节里，看出粮食，永远是土地和人类的神。永远在所有文明之上，被顶礼膜拜下去。
一只药锅，更应该知道，我的一些敬畏或仇恨的心理，是怎么煎熬出来的。我敬畏药锅，敬畏草药，敬畏火焰，敬畏它们在贫穷的年月里，贫穷而缓慢地，修复着一个女人身上的病痛。但我对于这种在很长时间里，折磨一个女人的生活的仇恨，在马坊这么宽厚的土地上，还是没有排遣掉，甚至是带着它，走进长安的。我今天能静下心来，敢于写一写那一只药锅，可见这种仇恨，应该被时间淡漠了一些。
我害怕，那种敬畏也被淡漠了。
因此，我要用一生的时间，记住母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年：
依然是一个雪天。一生善良的母亲，只在县医院的病房里，让我守候了她一天。子夜时分，随着越飘越大的雪花，母亲带着一身的病痛，移开自己也移开那只药锅，安静地走了。一个人用三十年的抚养，只换取一个人一天侍候，我与母亲的这种分别，会让我一生心疼的。
悲凉过后，面对那只母亲用过的药锅，直至今天，我也不敢说：我闻到过药香。
4
我愿意从情感上，把乡村与一把木梳联系起来。
有时候想：一个乡村，就是一把木梳的乡村。它的许多精细的事物，都像一位村妇，坐在晴天或雨天里，用木梳梳理自己的头发。而身体上有无疼痛，心底里有无欢乐，这把木头的梳子，是能够最先感觉得到的。
其实，木梳对乡村并不重要。比如像我父亲一样的男人，他们的头发长出寸半厚，就用一把剃头刀子剃了，而木梳滑过头皮的感觉，他们从来不知道。不要说他们的头发不会与之接触，就是那双一律粗糙的手，一生也没摸过这把能在女人们的头发里，梳出一丝光亮的木梳。就是我的头上，最初被木梳梳理时，也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不能再留“气死娃”式的头发了。所以我说，在马坊人写在心上的《天工开物》里，是找不到木梳的影子的。它常常被被生活折磨得麻木的女人们，顺手压在炕席的背后，塞在窗台的上边，或放在墙上的窑窝里。
我对木梳的记忆，也是从母亲身上开始的。
在我们家里，木梳是和母亲一起醒来的。准确地说，太阳还在五峰山上睡着，庄稼还在田野上睡着，鸟儿还在树枝上睡着，一村人还在土炕上睡着，而母亲已经起来了。她的身子，应该在每个黎明之前，最先被一丝亮光照耀过的。她的手指，在触摸每个日子的时候，也是最先被一把木梳拉住的。
我想母亲的每一天，都是从头上开始。
开始用一把木梳，把一夜的睡梦梳理出去，也把一天的精神梳理出来。那时候，她是坐在靠窗户的炕沿上，借着透过窗户纸的亮光，梳理自己的头发的。母亲一生的清爽，应该来自每天晨起的梳头。你想，一丝透天透地的晨光，一缕润心润肺的晨风，一声入耳入骨的晨鸣，和着一把木梳的齿痕，在母亲的头上移动着。这些藏在大自然身上的东西，不仅会贯通母亲的血脉，也会在她身上，唤起一些劳动的激情。
梳好头的母亲，从炕上整洁地下到地上，就再也不会停止一天的走动。
她多数是在院子里，梳理着生活里的农事：纺线、织布、缝衣、晒粮。
她也要走到田地里，梳理着季节里的农事：种豆、割麦、斫谷、打场。
而把身子沉浸在二十四个节气里，母亲的一生，就是在土地上为我们梳理日子。她在劳动中付出的是什么，这把天天走进她头发里的木梳，是最清楚的。因为只有它，能零距离地走近母亲好看的头发。我也发现，这把和母亲一起处在岁月里的木梳，不像母亲的脸上和身上，开始有了一种沧桑感，而是越来越光亮。那些被母亲握出汗味的木纹，也越发夺目了。
我想那是母亲身上的气味，让一把极其原始简单的木梳，得到了很好的浸润。就像我和姐姐，还有憨厚的父亲，天天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滋润一样，它会使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在蓝天下的田野里，像庄稼一样健康生长。
后来我明白，那把木梳是母亲用来缓解身上的疼痛的。
我懂母亲，一生是一个精神清爽的人，也是一个精神愁苦的人。作为一位女人，她的负重是双重的。她有一个让她一生不开心的娘家，为了那个破败的家，她操碎了一颗属于女人的心。她守了一辈子的我们的家，也是她用了一生的时间，像梳她的头发一样，一天天梳整齐的。在马坊这块土地上，她被贫穷折磨过，被乡俗折磨过，也被亲情折磨过。她瘦削的身体，承受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比如大姐，因一次意外从树上掉下来，被摔成了一个病人。她的骨头没有受伤，但精神受了很深的伤。她拖累了母亲好多年，是带着病身子出嫁的。我不能想象，那个时候的母亲，内心的深处有多疼。或许是上天感念她的善良，竟让大姐的病出奇地好了。还有二姐，一个言语不多的女子，嫁给了一个让她吃尽苦头的人家。我的印象里，姐夫和姐姐在这个人口很多的家庭里，是一对受苦人。她的生命的路程太短了，短到母亲还健在时，就离开了这个进错门的家。记得埋二姐的那天，母亲在我单位的一座房背后，一个人哭了一场。我们回来时，看见她手握一把木梳，心绪很乱地，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头发。
这与我记忆中的动作，完全不一样。
这时的木梳，以及木梳的移动，是对伤痛的一种掩饰。
再后来，就是母亲去世的那天，我是被一阵梳头声惊醒的。很多年了，木梳在母亲头上移动的声音，已有些淡漠。我睁开眼睛，看见母亲背对着我，正在仔细地梳着她的头。木梳在她的手里一上一下，穿过头发的“咝咝”声，听得我有些悲伤。那些光亮的木梳齿，像木匠们手里的锯子，从我身上狠劲地锯过。我平静的心里，突然有了生命中最疼痛的感觉。我以为这是平常的一次梳头，没想到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张剪影。
我是记着母亲梳头的动作，送走母亲的。
也是听着母亲梳头的声音，送走母亲的。
那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送着母亲的遗体，上了封侯岭后，穿过两道深沟，下了碾子坡，进入我们村的。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在土地上走完了，我一直思考：她把最后的日子，也要留给白发挽洗？也要木梳朗诵着休止？作为她的儿子，我希望把她放在那个梳头的场景里，供一颗心时时记忆。
因为穿梭的木梳，是我接近母亲时最可靠的物件。
木色的冷清，木纹的灰暗，不磨损它从乡村的早晨，雨露一样带来母亲身上的气息。我要用一生的时间，记住残缺的齿痕，印在母亲单薄如麻的身体里，也是马坊的齿痕。
我说不出时间的天空，把多少重量压在母亲的头上。
只想告诉你：她一生用木梳，从头缓解乡村的疼痛。
写到这里，还需要补记一点：母亲一生没用过几把木梳。我在马坊十几年，只见过一把暗红的木梳，被母亲每天早晨握在手里。但这把木梳梳下来的头发，却是一天一小卷，被塞在窗户的顶上。积攒多了，在走村串巷的货郎跟前，换上一些针头线脑。现在想来，母亲手里捏的一枚针，针上穿的一条线，是她用梳下来的头发换取的。我穿惯了母亲手缝的衣服的身子，突然颤抖着。
我也记着那把木梳，最后落在她的头上，是颤抖着移动的。
齿痕最后穿过发丝的声音，也应该是颤抖的。
5
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呼天抢地呢？
以我的性格，不疼到心里的时候，是不会向外喊疼的。
我也一直在马坊书里这样倾诉，作为一块土地上像草木一样，蓬蓬勃勃生长起来的生命，我对它的所有感激的文字，都是从心里涌出的爱凝结的。你就是把这些文字化开了，也依然是浓浓的爱。
但马坊听见过，我是在心里喊着绝不回头，然后转身离开它的。
那是一个人的哀鸣，如果让风把它吹到原野上，就是一只狼的哀鸣。那时，只有看着我长大的草木，或许从村子里的一些动静中，能知道我的几位亲人，就要相继下世了。他们的离开，对他们背负了一世的大地，或许并不意味着什么，有可能连一块泥土的伤心，都换不回来。但对于刚刚而立的我，等于一片连缀着生命的天空，不仅不再晴朗，而且要突然塌陷了。
我来源于他们的生命，自此在哪里呼吸呢？
活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不知道这一切，正在向我悄然走来。我在农村挣扎了好些年，终于从土地上艰难地走到城里来了。先把母亲接到身边，等住的地方宽余一些，再接父亲来住。这是我的想法，上天揣摩不到我的心思，以为我可以离开父亲了，就催促着他从土地上退下来，到与我们只隔着一层土的地方去。我也知道父亲活得很累，是一村中最应该歇下来的人，但我必须伺候上他一段时间，再看着他平静地离开。我以为，这是我们生命遭遇中，必须要出现和完成的场面。对于父亲这个人，不仅我欠他的太多，一个村子欠他的也太多。必须有很充足的时间，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用语言，用手势，直至用眼神，安慰或缝补一颗破碎的心。如果是这样的结局，我和活着的亲人也会好接受一些。
然而，这个要我最后感恩的过程，被神在马坊忽略了。
口信从村上捎来：父亲病了。
母亲先回到村上去了。我那时在永寿中学教书，刚考完期终试，晚了两天才回去。在临近村子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悲伤和不祥的感觉，因为从任何一个熟悉的角度观望，村子里都好像被丧事之前的阴郁笼罩着。
藏着这种感觉，我请来村上的赤脚医生俊泉，他这几天一直给父亲打针，说是流行感冒。我看父亲的精神还可以，晚上和母亲一起说了许多话，临睡前又给他吃了一次药。快天亮时，母亲叫醒我，说父亲说话不清晰了，要我赶到县上，把妻子和孩子接回来。
母亲一生是明白人，她要父亲静静地离去，不让我们再折腾他。
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一只看不清的大鸟，“呀”的一声，从我家房檐下飞走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接着收到嗓子眼上。我知道一切都在向我预兆，随着那一声鸟叫，父亲的魂，就在我开门的时候，跟着那只我始终没有来得及看清的鸟，向土地或天空里飞去了。接下来的几天，父亲含着一丝气息，等他的所有亲人，能来到他的床边看上一眼。
他等来了，凡是我知道的所有亲人。
最后看他的，是他的表弟李敬明。他是父亲唯一的姑母的儿子，解放前从兰州大学毕业，在一乡里学识最好，和父亲长得最像，“文革”中也是带牌被游斗的人。
父亲离去的时候，二姐亦在病中。第二年的晚秋，我最后一次在医院里看她。她在病床上烦躁不安，我一直抱着二姐，与她走向终点的生命，相守了一个上午。我是二姐抱大的，我还不了她的这份亲情，但我想让二姐在我的怀里，多安静一会儿。此刻，她在急奔父亲的路上，见不到她还活着的母亲，我以为我的胸膛，会连接着母亲的胸膛，我含泪叮咛她：多在我的胸膛上靠一会儿。
二姐下葬的那个黎明，我是一身孝衣，跟在她的儿子后边，一路哭泣着，把她送到马坊村南的墓地里。这些年，我只要翻过马坊沟，就想起沟边的一块地里，埋着早走的二姐。没有风吹，眼里也会潮湿的。
命运在这里如此逼人，让我顾不上喘息，两次流着泪送他们入土。
被连续地击打，我发现马坊，好像有意用一些生命的悲惨离去，在折磨另一个与他们有关的生命。我已没有一滴可供内心哭泣的泪水了。我土生土长的身子，在告别马坊的一系列山路上，拒绝转身。也拒绝风雨，从我的沉默里，碎片一样摘走一朵悼念之花。我的目光，触在最熟悉的庄稼上，也不是一身的硬朗，能抵挡得住的一种伤痛。
因为那些庄稼上，有父亲和二姐的目光，依然心疼地盯着我。
母亲一生最伤痛的，是看着二姐先她而去。女儿走了，她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一种疼痛。我知道她一难过，就摸着立在文化馆院子里的一块石碑，叫二姐的名字。她不知道，也不理解那是一块唐朝的名碑，她只是想从一块石头里，把二姐的魂叫出来。
她就这样活了一年，在县医院去世了。那是深冬的午夜，天空开始飘起雪花，我取来母亲的寿衣，叫来在药厂工作的堂哥耿涛，我们用一盆净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母亲擦了身子。看着我过于悲伤，医院没有送母亲进太平间，专门腾出一间病房。此后至天亮，我两次去换母亲床头的蜡烛，每次都要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一边看着躺得安详的母亲，一边看着燃烧得安详的蜡烛。
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去世的人单独在一起，内心没有恐惧。
我想，母亲不会给我恐惧，夜晚也不会给我恐惧。
第二天，沿着一路的大雪，母亲的灵被搬回村上。
我的悲伤也终于到了极点。跪在雪地里，我哭诉再也不回这个村子了。埋完母亲，我用一把黄铜锁子，锁上一家人出进了几十年的大门，把钥匙交给大我七岁的三姐，转身走了。而且劝说自己：绝不回头。
我在路上想，我的几位亲人，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撕裂我对马坊心存的一脉温情？他们活到最后，用自身的一些信息，揭破了生命中的许多暗示，而性情一直忧郁敏感的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他们走了，走得那么干净，但并不轻省。因为他们把一生对粮食的敬畏，继续背在身上，还像活着时追赶一坡玉米那样，只是这一次，他们是迅速地隐退。
我此刻才意识到，人和大地，有时都很孤独。
我也理解乡村目睹过的死亡，永远和一个人的降生一样神秘，也一样平常。因为我从村子里走出来时，用泪眼看到的房舍、树木和道路，还是原先的样子，好像一点没有被触动。只是沿路的庄稼，有几棵借着微弱的风力，摸了摸我的衣襟。
但我在写马坊书的时候，终于悟到了大地，从不把疼痛放在外面。
因此我说，一个人的去世，一定会伤着大地的内心。
我还是向马坊回头了。这是多年以后，我想回来看看，我的几位亲人的去世，对他们劳动过的大地，伤着了内心没有。以此看看我的内心，被时间抚过的伤痕，现在还有多深。
6
棉花曾经离我很近，也离我很远。
离我很近，是它一个冬天都附着在身上，通过一件棉衣，用暗藏的发白的火焰，温暖着我。离我很远，是在马坊这块万物都能开花的大地上，很少看见棉花这种植物生长过。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只要能见到雪白的棉花，就想把手伸上去，就想把脸贴上去，就想呵着一口气，把头抵在棉花的怀里。
现在，走在长安城里，突然抬头，我会有一种连天的忧伤。
我问自己：这是你贫困温暖的家乡吗？这里有你守望过的麦田吗？
而我最想问：这里有你贴身体验过的棉花吗？
确实，棉花从我身上走下来，已有好些年了。现在想来，我在故乡脱去的不只是一件棉衣，是把母亲一心的温暖，也随着那个我要离开马坊的日子，毫无疼爱地脱去了。
我是穿土布长大的。这也是棉花，经过母亲的一双手，在很多日夜的纺织、裁剪之后，以衣裳的形式，走上我的身体。而我最为念想的，是每个冬天都要穿在身上的棉衣。
那时的马坊，冬天是很寒冷的。记着飘雪，是每天的事情。一个冬天里，只要出门，都会走在无边的雪地上。就是坐在家里的炕上，把目光从窗户放出去，也会被从瓦沿上挂下来的冰柱，割裂得横七竖八，看不到一块完整的院落。但穿着母亲一手缝的棉衣，我很少被冻过。就是一直处在雪地里，脸是冰冷的，身子上的每个关节里，却被棉衣释放出来的温暖，一处一处地滋润着。要是双手冷了，抬起来往棉衣的袖子里一塞，也会热起来。
我清楚地记得，等到麦收后的忙罢，也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收拾我们的棉衣了。先是把上一年的棉衣拆了，把里外的土布洗净晒干，再在门口的捶布石上，一棒槌一棒槌地捶平展。最难的是收拾棉花，这是让母亲最费心的事。因为我们是一些穷苦人家，棉衣里的棉花，少说也是穿了几年的，除过少数新一些的外，大多像一把破絮。我看见母亲把它们搭在院子里，一遍一遍地弹着里面的土。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在一个冬天的时光里，一个穿着棉衣的人，要在黄土里穿行多久，那些细密的黄土，被风吹着，一部分打在脸上，更多的是打在身上，顺着土布的纹路，被密织进棉花里。因此，一个冬天里，可以说我们是穿着棉衣在行走，也可以说我们是背着黄土在行走。现在想来，才明白了我的每一件棉衣，怎么越穿越重，重到临近春天要脱下来时，母亲掂在手里总是心疼地说：“沉得像一块土。”于是，她站在那么大的太阳下，要把这些压过她儿子身骨的黄土，一粒不露地拍打出来。
这个过程很漫长。
就这样，一个夏天的阳光，全被母亲搭在院子里的棉花吸收了。
而在那么冷的冬天里，棉花里才有这么多的温暖释放着。
我那时常常是抱着一本书，看着母亲这样劳作。真想走过去，从背后亲亲母亲，也亲亲棉花。但我往往在要抬脚的时候，会突然抬头，向村后的高岭山望去。因为我们一村的风和土，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一村的雨和雪，是从那里飘来的。我很想知道，看见母亲这样收拾我们的棉衣，下一个由高岭山主宰着的冬天，会减少一些寒冷吗？后来，我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一座歇在，高岭山下的村庄/也伸出手，要触摸棉花/一直藏在身体里的火焰。这让我想起了/母亲的怀抱里，有棉花的温暖/也有大地的温暖。我穿得很旧的/土布衣裳，有她从心里/带血抽出的棉绒。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懂得，要替棉花喊疼。”
真的，我更懂得要替母亲喊疼。
那是在土炕上，母亲要装棉衣了。每年的第一件棉衣，都是给我装的，用的都是最干净、最绵软的棉花，而且在后背、肩胛、膝盖部分，要装得更厚一些，生怕被冻着了。第二件是父亲的，棉花要次一些，但细心的程度是一样的。第三件是她的，全是剩下的破絮。有的破絮，是蓝一块，黑一块，红一块，是我在衣服上擦露水的钢笔时，留下的痕迹。
唉，那些年我真粗心，在自己身上暖和时，竟忘了问母亲身上暖和不。
到现在，在我舍弃了所有棉衣，把被母亲一手缝的棉衣保养着的身子，交给机器制造的羽绒服后，才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新生活，不一定很幸福。因此，一个人的时候，我一定这样问自己：我的母亲，她用一生的时间，握有棉花的沉重和操守。映在我身上，那些雪白的东西全是棉花吗？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
我想把母亲留在棉花上的叹息，再多写一些。
我说过，棉花也离我很远。其实，那是棉花离马坊很远，离母亲很远。那些很贫穷的年月里，吃饱肚子很重要，穿暖身子也很重要，因此，父亲的叹息多在粮食上，母亲的叹息多在棉花上。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家添置棉花，从没敢用斤论过，只是用两来计划，今年添置几两，明年再添置几两。那一两棉花，就是用我们的很多粮食，从乾县、礼泉客人的手里换来的。等到我在常宁中学读书时，看到我们班上有乾县、礼泉的同学，想到的第一个词：棉花。
为了棉花，母亲经常是一个人叹息着。
为了棉花，母亲从口中要省一些粮食。
为了棉花，母亲的头发也白成了棉花。
记得有一年，村上在村南最好的地里，试着种了一块棉花。母亲和村上的女人一样，一直在棉田里忙碌了一季，到头来，每家只分了一捆能当做柴火烧的棉秆，上面稀稀拉拉的几个棉蕾，就是不吐棉絮。一村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于棉花的希望破灭了。走在地头上，许多村人说，这么好的土地，能种小麦，能种玉米，能种高粱，能种谷子，能种洋芋，能种西瓜，怎么就种不出棉花呢？
我第一次在土地上见过吐出棉絮的棉花，是在我们村南，隔着一条沟的滚村。那是大姐嫁过去的村子，是一个吃着窖水的村子。奇怪的是，在她们村的河滩上的沙土里，能种出花生，也能种出棉花。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大姐家，正赶上村里分棉花。多大的棉桃，有炸裂的，也有没炸裂的，我们坐在烧得很热的炕上，把剥出来的湿棉絮，一把一把地往炕席下面放。那个时候，母亲和大姐的脸上，堆满了和棉花一样的笑。第二天一早，我揭开炕席，满炕都是洁白如雪的棉花，激动得我把手、脚和头埋在棉花里，不想出来。
母亲和大姐，剥了一夜的棉桃，也没有多少瞌睡。只见大姐对母亲说，她要用这些棉花纺多少线，织多少布，缝多少衣，有多少是母亲、父亲和我的。
那时候，我才感觉出：善良的女人，天生都是爱棉花的。
我的印象里，棉花不仅洁白、软和、温暖，棉花的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超越洁白、软和、温暖的气息。这种气息，我是从母亲用来放棉衣的柜子里闻出来的。记得每次打开放在炕头上的柜子时，都有一种异样的气息，让我把头深深地埋进去，翻着自己的衣服。
这个时候，母亲总会站在我的身后，叮咛我小心一些，别把柜子翻乱了。
我知道母亲在一些衣服里，还藏着一些简单的银首饰。不知道她年轻时戴过没有，但我从未发现她戴过，也很少取出来看看。好像这些东西，比她身上的岁月，还埋藏得深。今天，我想起在母亲的柜子里，还藏有一些简单的银首饰，对母亲一生的遭遇，在难过之余，也有一丝高兴：至少，作为一位女人，母亲在贫穷的年月，也有过她的拥有。
因此，我会告诉你，棉花的气息，就是母亲身上的气息，间或，也有那些简单的银首饰的气息。
这些气息，应该还在母亲留下的柜子里，浸淫着每一道木纹。
现在，在马坊的大地上行走，面对大块的云朵，我很想见见棉花。
看它在母亲一直清贫的身体里，如何藏下温暖。
这是我对这块土地，仅存的一种要求。只是到现在，这里也不曾种过棉花。特别是今天，在这里生活的人，谁还像我一样，对棉花心存痴情呢？
没有了，绝对没有了。
高建群有一本小说，叫《最后一个匈奴》。我想，我应该是最后一个怀念棉花者，至少是在马坊。所以，我要亲亲棉花。
亲亲棉花，就是用我温暖的唇齿，亲亲母亲。
（《花城》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