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蒙特记
于 坚
时值秋天登场，一场雨在正午时刚刚离去。两旁是森林，深不可测，没收拾过，被闪电劈断的树也就任随它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受难的姿势，就像从森林的十字架上倒下来的基督，流着焦煳的血。汽车沿着一条被树冠遮天蔽日的石子路慢慢走，轮胎轻轻地碾压着石子，林中不时掠过正在岩石上梳头的溪流、深涧和松树覆满落叶的裤脚，那儿摆着灵芝、蘑菇以及白骨般的枯木，森林深处有些零碎的阳光，像是些破碎的玻璃片或者黄金。罗恩说，有人曾经在那儿看见一头棕熊，他指指森林边的一块空地，我瞥了一眼，那是一个如果是我自己从林子里出来，也会选择的地方。经过一座木桥，桥下有一个管子，把山里淌出的泉引到另一边的涧。一只乌鸫拨开树枝朝高处飞去，似乎含住了其中的一根。但我感觉不是原始森林，缺乏那种苍凉阴森的气息。有些树桩暗藏着林区的来历，它们直径在一米以上，显然曾经是几人才可以合抱的参天巨木。它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只剩下些树桩？
罗恩在我左边开着车，他68岁了，身体依然硬朗。个子高大，长得像某位美国大兵，我在一部关于越战的电影里见过，我问他是否服役。我第一次见到美国人是13岁，1967年，我知道的第一个美国名字是约翰逊，从中国的报纸和宣传栏上，因此我总觉得每个美国人都是士兵。NO！他坚决地摇了摇头。他是一位诗人。美国文学史介绍，他属于纽约派第二代，美国诗坛大名鼎鼎的罗恩·帕特。罗恩的车开得很慢，像是一位伙计在慢慢悠悠地赶着牛，并不是年龄使他慢下来，而是阅历和经验。他的车速总是在40码左右，每过路口，他就伸出脖子，像一头就要进入人群的大猩猩，看左、看右、再看左，重复考汽车驾驶执照时学到的那套规范动作，这才一轰油门，飙出路口。他的车子开得典雅，总是和着公路起伏蜿蜒或平坦光滑的节奏，一条公路有一条公路的节奏，罗恩总是可以找到。他轻轻地扶着方向盘的边缘，转弯的时候有点说不出来的幽默，仿佛是转进下一行诗，而他此时正在黑色仪表盘前推敲着诗句。古代的诗人推敲诗句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情境、道具完全不同，但推敲时的速度、沉迷是一样的，这是写诗在工业化的今日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之一。他的车已经用了不知多少年，漆皮脱落，银灰色变成了灰白色，摆在古董店里，一定会有人过来开价。汽车转进了通向罗恩家的便道，这段路有十多分钟，罗恩说，这是我的森林。“我的”，在美国，说出来总是有某种自豪感和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我教罗恩用汉语说“我的”，他很喜欢这个词的发音，学着说了好几遍，经过一条溪水，他说，我的。经过一排橡树，他说，我的。一只鹫鹰昂首飞过，他说，我的。忽然间，前方出现了一处阳光灿烂的山坡，车停下来。森林退向四周，中间的草地上，立着一栋被时光洗成灰白色的木楼。楼前种着一丛菊花，金黄色的花朵，正在初秋的蓝天下开放着，我的！这是罗恩的家。他有两处住宅，另一处在纽约。罗恩冬天和春天住在纽约，夏天和秋天住在佛蒙特州的林子里。佛蒙特州是属美国新英格兰六州之一，因几乎完全被森林覆盖，被称为绿山。
森林环绕着屋宇歌唱。罗恩的木楼有两层，外边是个阳台，阳台边摆着一盆刚刚采来的蘑菇，还在香。阳台上的两把长条木椅向着阳光，长条木板地上躺着一个红色的胶皮球，那是罗恩孙子的玩具。罗恩已经在这屋子里住过32年。这地面本是美国诗人、教师肯沃德的领土。肯沃德的祖父是普利策奖的创立者，他在世时在佛蒙特州买了一大片森林。佛蒙特州是美国面积最小的一个州，全州约77%的面积是森林，其他是草地、高原、湖泊、池塘、沼泽和湿地。当地人说，佛蒙特只有两个颜色，夏天一片绿，冬天一片白。曼斯菲尔德山是佛蒙特的最高点，那山顶露出一群灰白色的岩石，像是一组驼峰或者鲸鱼的脊，从山顶俯瞰，大地上的建筑物散落在青山翠谷丘陵溪流湖泊之间，屋宇大多是白色、红色或蓝色的，人们认为佛蒙特是天堂之地，建筑物的风格也童话般的可爱轻盈，似乎住在里面的都是些小矮人。风景如画，到处都是风景，也就没有所谓的风景了。旅游的概念在这里不是某几个点，而是一草一木。佛蒙特，当我看它到时，这头毛茸茸的绿熊，正伏卧在蓝天白云下睡觉。
佛蒙特人热爱他们的家乡，佛蒙特州的州歌如此唱道：
这些绿色的山冈
这些银子般的水
是我的家乡她属于我
她的儿女们愿她地久天长永远赐予我们 让我们活着守护它的美……
这里也就是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所谓的波士顿以北，他晚年就住在这一带，他的墓地就在佛蒙特州的一所教堂旁边。我年轻时就喜欢他的诗，他仿佛是翻译过来的王维、陶潜。但不是出世的，而是狡黠地洞察世事，在细节中暗示他的虚无感。诗人的眼睛里没有物，万物有灵。他的诗貌似易懂，美国学院里的批评家贬低他，因为他不给学院派提供饭碗，不像阿什伯利那样可供“过度阐释”，他是少数几位抵达了东方诗歌追求的那种“意在言外”的美国诗人。他是狄金森一级的诗人，他的方式不是简洁、直指核心，而是唠叨、绕弯子，与宇宙精神往来，深邃不是意义的深邃，是大地、宇宙、人事之存在的深邃。如此而已，随你解去，不解它也在着，解多了还糊涂。作为上帝的子民，弗罗斯特的诗歌暗藏着宗教力量，但这种宗教性与旧大陆的不同，这种宗教性被原始的美国大地激活了，那黑暗里蕴藏着对美国大地和野性的深呼吸。弗罗斯特更像一位“道法自然”的东方大师，只是他喜欢用叙述的长镜头。来到新英格兰，我才慢慢明白这位老牌绅士为什么那么写，写得那么好。史蒂文斯说，“必须用冬天的心境/去注视冰霜和覆着白雪的/松树的枝丫”，弗罗斯特的诗，没有那种新英格兰地方颐养的心境是写不出来的。他那时代，就像德尔莫尔·施瓦茨《诗歌的现状》里所说，“过去曾是战场的地方，现在，在夏季周末的午后，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宁静的公园”，那就是他诗歌中的现实，我整个早晨跟着一只鸟，看着它如何跳下劈柴堆，钻进草地。这只鸟现在我面前，正抬起右腿察看上面的疤痕，它站在劈柴堆下面的一把斧头上，误以为那是树枝。我只是观光客，弗罗斯特是在场者，所以他看到“一只北上的蓝知更鸟/温和地落下/在风的面前将羽毛弄平”。弗罗斯特死了，他的新英格兰依然如故。我先读他的诗，再到他写诗的地方，感觉就像旧梦重温，回到了梦中在过的故乡。
是的 正像弗洛斯特所见
前面有两条路 一条是泥土的覆盖着落叶 另一条是柏油路面黑黝黝 发出工业的哑光
据说这就意味着缺乏诗意
我走这条 也抵达了落日和森林
肯沃德把自己继承的土地，卖了大约十公顷给他的朋友罗恩。这是肯沃德森林东边的一片三角形地区，沿着山坡向下展开，其间包括山涧、岩石、森林、草地、鹿径、熊部落和鸦巢等等。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放在今天，以翻译和教学为生的罗恩是无论如何买不起的。他的木楼有两层，大约有80平方米，一楼是一个兼为厨房、餐厅、起居室和客厅的大房间以及一个洗手间。沿着一个小木梯上到二楼，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小工作室。住着罗恩和夫人老两口以及儿子儿媳和孙子。儿媳妇挺着肚子，第六位住户将在明年的春天光临。
罗恩带着儿子，自己动手盖起了这栋小楼。从采购建筑材料到打地基、改方、架梁、刨光板子、钉钉子，用了两年半时间，花了大约1.9万美元。他在旧货市场看中一套橡木窗子，也许是从某豪宅中拆下来的，很便宜，就买下来，根据这套窗子的大小设计了木楼。他房间里用的都是二手货，旧的椅子、旧的浴缸、旧的餐桌、旧地毯、旧沙发、旧的灯具……并没有故意追求古董效果，只是旧到某种自己喜欢的程度，旧而耐用。美国的产品，普遍耐用，耐用是由上帝和制度保证着的，偷工减料重则下地狱，轻则会被起诉。耐用在时间中能增值的东西是诗意，时间一到，就是丑陋粗糙的家伙也会耐看起来。浴缸看上去很笨重，已经不再雪白发亮了，闷闷的，似乎正在生气，好像与杜尚的小便池是一套。杜尚这一代人的功绩，就是改变了西方世界与工业文明的僵硬关系，那些实用的器皿从此成为作品，进入了文明。生活就是艺术，但要划个界。罗恩划的界比杜尚高明，他不是把浴缸搬到博物馆那边去，旁边放一份艺术革命的说明书。他一边沐浴，一边感受那时代的工业品在设计上的笨拙和天真。
这房子并非与世隔绝，开车驶出去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小镇上，那里有超市、咖啡馆、麦当劳、书店、洗衣铺、电器铺、二手店……和教堂。佛蒙特住着许多纽约知识分子，他们经常会从各自的领地钻出来，在这里集合，喝上一杯。一切看起来是如此的自然，就像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隐居，我相信罗恩木屋也会为王维所爱。罗恩读过王维，上个世纪，庞德等人将中国古典诗歌引进美国，影响了整个知识界，垮掉的一代为之迷狂。不仅是诗人，聪明的美国人立即领会到寒山、王维们不仅仅是诗歌，更是世界观和生活态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五万多嬉皮士抛弃了城市和工业化，进驻佛蒙特，解散在青山翠谷、岩穴溪流、清风明月之间，如今在这地区，还生活许多嬉皮士后代。人们谈起他们，就像谈论幸存的恐龙。但罗恩的森林小屋与王维的终南捷径毕竟不同，王维如果在这里写诗，“临风听暮蝉”之余，他可以拧开水龙头，洗个热水澡或者通过因特网给裴秀才写封信。局外人为这里的自然之美而赞叹不绝，而其实呢，这头绿熊的肚皮底下，已经按照某种现代生活的图纸，埋藏了各种设施：电线、煤气管道、热水管、冷水管、下水道、路基……天空中还有看不见的无线电、因特网等等。此自然非彼自然，什么都动过了。大地的身躯里就像残疾人士那样被装配了一个人工的网络，一切都已经预先设计施工，就像地毯下面的经纬线，自然已经被动过。这种动是很血腥的，它是按照强势者的图纸施的工。这土地的主人本是印第安人，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文明地毯，并且数千年来，也安居乐业地承载了印第安人。16世纪，英格兰移民来到美洲，他们只会英格兰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入乡随俗，像印第安人那样在这土地上狩猎、爬到树上去睡觉、生吃兽肉，就干脆把整个大地都改造了。以基督教的图纸改造，杀戮印第安人，打死野兽，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被伐光，改成牧场。在19世纪的某日，如果你来到此地，你看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没有一棵树。一部分植被是百年前才逐步恢复起来的，大地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往日那残酷的草原已经销声匿迹，大地上又林木参天、流水潺潺、百鸟歌唱了。不知道底细的人，还以为大地本来如此。哦，造物主可不会这样造物。佛蒙特是枫树之洲，在晚秋，万山红遍，连续多年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观赏枫叶的最佳地区，但是，年年岁岁花相似，枫叶红的时候，树下再也看不见印第安人。
罗恩是著名的纽约知识分子之一，诗人、诗歌教师和翻译家，已出版20多本书，美国文学史将他列入纽约派，他属于比奥哈拉、阿什伯里更年轻的一拨。有人称他们是后纽约派，其实各不相干。无非这伙年轻人更喜欢跟着奥哈拉、阿什伯里们玩罢了。纽约派是美国六十年代诗坛著名的诗歌团伙之一，垮掉派是一伙、黑山派是一伙、纽约派是一伙。说他们是流派太狭隘了，吸引每一团伙的因素与其说仅仅是写诗的共识，还不如说这些人觉得大家在一起更臭味相投。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后现代意识，各写各的，有艰深晦涩的文字游戏，也有来自日常生活的口头语言。俚语、俗语、脏话、黑话、广告、招贴、新闻稿……都可以入诗。在杜尚以后，任何语词都可以入诗，在诗人中也是风气。与垮掉的一代的狂风暴雨般的给力相比，他们的诗歌气质更倾向于一种较轻的力，旁观者立场，写作题材通常是对大都会和世界旅行的描述。喜欢写作中的意识流、直接的、自发的文字游戏，生动、直观的图像，让人想起绘画。这些诗人接受的是超现实主义、先锋派艺术运动、行动绘画的影响，像杰克逊·波洛克、威廉·德库宁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朋友。
罗恩·帕特的诗：
诗人就像永恒之鸟（Poet as Immortal Bird）
我的心脏“怦”地跳了一下如果在写一首诗时
心脏病发作而死
这可能是糟糕的
然后又安心了
我从未听说有人
曾经在写诗时死去
就像鸟儿从不在飞翔时死去好像是这样的
赵四译
我认识罗恩时，他已经被时间塑造成这种人：亲切、幽默、优雅、微妙。他的老家在俄克拉荷马，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在纽约度过。有一次我问他，俄克拉荷马有多远，我问的是空间上的距离，我正迟疑是不是从纽约飞过去一趟，他回信说，50年。
我与罗恩于2002年相识于瑞典的一个诗歌节。那个早晨阳光强烈，他穿着T恤、短裤和白色的46码的运动鞋，双腿上的长毛闪着光，大步从草地上走过来，像个退休的NBA队员，他刚刚沿着湖边小跑回来。“你是不是在一首诗里写过一条大鱼？”他通过翻译问我。是的。上世纪90年代，罗恩与诗人王屏合作，翻译一本中国当代诗选，其中也有我的几首，然后就忘记了。过了十年，我们在瑞典的奈舍国际诗歌节见面，他听了我的诗歌朗诵，走来向我致谢，我送他一本我的英文诗歌小册子。他回去就看，感觉里面一首很眼熟，像是他自己在梦里写过这些东西，终于想起，这是他翻译的诗。我们一见如故，并不能交谈，彼此心仪，只是凭感觉。那时候电子邮件和翻译软件已经出现，他的信，我通过翻译软件翻译过来，大体可以明白意思。我用汉语写回信，然后用金山翻译软件译成英语寄给他。他也从来不会搞错我的意思。翻译软件是个小学生，它只能翻译最简单的语言，因此我们的信都写得很简单，尽量在最简单的单词里传达更丰富的意思。那些信就像马致远的诗歌，只有“枯藤老树昏鸦”，其他要靠悟性。我很喜欢写这样的信，我有两个收信人，一个是翻译软件、一个是罗恩，这是两个极端，最简单的和最深奥的。而简单就是深奥，与罗恩的通信，成了我的一个乐趣。美国有一个诗歌传统，就是诗人合作写诗，是合作写一首诗而不是中国的那种你一首我一首和着韵的对诗。罗恩以前曾经与金斯堡合作过。有一天我在黎明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而他还在网上，那边纽约刚刚入夜，我这里，太阳已经嗷嗷待哺。他立即回信，建议我们现在开始合作写诗。接着他就把我刚刚发给他的信，作为一首诗的开头，接着写了下来，我再接着往下写，直到我们认为已经完成某种东西。很奇妙，写到第某段，我们都同意这首诗已经完成了。我们在网上完成了第一首诗，之后大约一年，我们经常进行这个诗歌游戏，有时他开始，有时我结束。一来一往，也有了十多首。这些诗很奇妙，它有三个作者，我、罗恩、还有那个幽灵般的翻译软件，它永不露面，而且它经常领着我们在语词中拐弯、后退、摔一跤、飞起来……去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哦，这个词还有这个意思！”恍然大悟。这个游戏就像是我把一只虚拟的猫派到罗恩家去，它穿越那些空中的、纸上的黑暗隧道，那些现代森林和小路，出现在罗恩的电脑屏幕上，它过去了么？它还活着么，它还是那只猫么？抑或它已经成为另一只？罗恩说：“翻译软件在我和于坚不可思议的往往复复的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就像有个缪斯女神浮游在我们之间。”一次，我告诉罗恩，我将去纽约与他见面，我住的地点在纽约的皇后区。翻译软件把皇后区翻译成“陛下的后花园”，罗恩不得其解，纽约没有这个地方啊，忽然顿悟，哈哈大笑。翻译软件有时候就像一台淤泥清除机，会打捞起语言沼泽下面的沉船，但是由我们决定是否让它复活。语言真是人类最神
奇的产物，就像星空和大地，无限、深邃；一方面深藏着富矿，一方面是无边无际的可能性，等着诗人定位。尤其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每一语言的历史都会在碰撞中再生出新的可能性。你发现那些尘封的语词只是在装死，不小心踢着一脚，它马上爬起来，张开意义的新翅飞腾而起。一个词有一千只翅膀，只是你尚未打开它们而已。英语和汉语完全不同，但在与罗恩合作的过程中，我知道在什么是诗上我们完全一致，只是细节的焦点、历史感、质地、厚度、方向感不一样。诗本来就是从最简单的语言开始，甚至可以说，诗就是为语言保管着它的天然地带、源头地区。复杂深奥的语言，作为仅仅为个人所掌控的语言游戏，有时候也可能令诗迷失源头。游戏只是趣味，不是诗的目的，诗保管、永无止境地再生着语言的命。我和罗恩的语言强迫我们必须总是在语言的源头地区游戏。简洁、清楚，但并非就此搁置深度和诗人的历史意识。这些诗总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罗恩的英文版本，一个是我的中文版本，每首诗都有两个最后的定稿者，只有翻译软件无权定稿，它可以出主意、另辟蹊径，但它永远是奴隶。罗恩把这些诗叫做“果酱”。下面是几首我与罗恩合作的“果酱”：
无题
1
一首诗
开始的时候是女性的她等待着语词
深入
2
你不睡觉？
现在 昆明是阳光灿烂的早晨它太聪明了
没人能了解那些光芒
你问它一个问题
它已消逝
候补的纽约却是深夜答案在那儿等着
光
去纽约
照耀我的朋友
3
黑暗深处短语
一条鱼沉入池塘
4
宇宙的电报员在黑夜天空敲打着键盘闪烁
5
从无声处
穿过喧嚣的客厅到达
唱片中央
沉默的
核
云鞋
我好像看见了你 大象在丛林上空休憩
春天坐在绿草地上绑她的鞋带
那些云是去年来过的
你的梦走进我的睡眠
醒来的人不再是我
我醒来的地方不是那个地方即使
云还是那些鞋子云
即使
你的头的剧照还在云里
春天是你另外的一个头云是你另外的一个头
中国是你另外的一个头你还有很多头
沉眠在黑暗和深渊中
等待着从头开始
我好像看见了你
大象
去年秋天，罗恩和王屏翻译的我的诗集《便条集》在美国出版，西风出版社邀请我去佛蒙特的一个作家工作坊住两周，于是我来到佛蒙特再次与罗恩见面，他家距佛蒙特写作营八十多公里。
罗恩小楼周围都是森林，松树居多，还有白桦树和枫树，有一棵枫树先红了，像靠在森林身上的一架红色竖琴。森林里覆盖着厚厚的落叶，有些树露出根，像跋涉过万水千山的脚筋。许多木质在发霉，散发出苦涩的气味。林子深处藏着一条涧。幽暗，涧中的岩石一部分被水流磨得黑亮，一部分生着苍苔。我在一棵松树下坐了一阵。想起青年时代的农场，想起一些“银铃般的”的笑声和美丽年轻的脸庞，我曾经在这样的地方度过许多岁月。在我青年时代的昆明，这样的所在很多。然如今都一处处成了废墟，被水泥建筑物填掉。现在置身罗恩的领地，我感觉却仿佛是回到了遥远的唐朝。我对唐朝的感觉几乎都来自王维、李白的诗，唐朝就是这样的地方，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罗恩站在一边，听着涧流，一位大师的手在岩石的键盘上“叮咚叮咚”地敲打着，似乎他正苦恼于自己永远无法定调。林子幽暗而空阔，虽然有许多树。落叶像是被召唤出场那样旋舞着飘过，每一片都有自己的路数。多年前我也曾经这样坐在深林中，体验着王维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整日只是看着这一片落叶，那一片落叶。那时候站在我旁边的不是罗恩，林中那人已经不知所踪。风吹过，林子就暴雨般地响一阵，之后更加寂静。我们沿着路径向北，穿越森林，有些树死了多年，依然横倒在路上，我们得跨过它们。抬腿跨过去，落脚点那边有时候会踩到一个灵芝，美国人不知道这东西的用处，林子里到处都是。我刚到佛蒙特那天，到住所附近的河边散步，哇，河岸上全是奇石，每一块都可以放在中国士大夫的书房里，却像史前那样原地摆着。不久，森林边出现了一个小湖，一湖碧水躺在蓝天和阳光下，有点像云南高原上的碧塔海，湖边开着几丛睡莲，安静得似乎已经凝固成价值连城的玉石。这个湖永远不会被开放成旅游点，它属于肯沃德先生。多年前，碧塔海还没有被开发成旅游点，我曾经在湖边藏族人搭的木屋里睡了一夜。在云南，我总是会到达这样的地方，而在美国，我可没想到。我其实一直以为美国只有摩天大楼和汽车，我当然在好莱坞电影里看见过湖，但我没把它们看成美国的。这个湖淋漓尽致地表达着“湖”这个词的含意，大约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可以尽收眼底。“我的”。我听见肯沃德在某处说。而苏东坡却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美国，“我的”非同小可，如果擅自闯入，领主可以枪击。湖周围是草坪和森林，感觉与碧塔海略微不同。哦，在碧塔海，湖畔全是野生的灌木，寸步难行，只有猎人开辟的模糊小道。当年我抵达湖边，穿过草原和沼泽地，走了四个小时。到处都是林子，似乎你是第一个到来的人，但任何一块你都不能贸然闯入，那都是私人的，随时会出现牌子，上面写着“私人领地，禁止入内”。你真正可以自由走动的地方，其实只有公路。这个湖的周围是除草机修剪过的草坪。森林后面藏着一条土路，供汽车和除草机开进来，草坪定期雇人前来打整，剃成平头。
肯沃德在湖边盖了一间小屋，罗恩也有钥匙。他开了门带我进去，里面有卧室、卫生间和一个起居室。落地窗使小屋画舫般地依着湖，罗恩说，他在这里写了很多诗。我在他写诗的小桌上坐了一阵，窗外正是那种所谓可以让人“诗思如泉”的风景，伸手可触，但我感觉文思枯竭。湖对面的山坡上，是肯沃德的房子，蓝色的，外墙上挂着用来喷水浇花的红色胶皮水管。肯沃德·埃尔姆斯利（Kenward Elmslie）是一位美国作家，演员，编辑，纽约派诗人之一。曾经获得奥哈拉诗歌奖。他已经81岁了，独身一人，最近身体不好，罗恩一直在照顾他。我们走到肯沃德的蓝色房子前，门口停着汽车，罗恩敲了敲门，没有回应，俯身凑近窗子看看，说，他在午睡。美国大城市以外的房子大多是离群索居的，那些乡村，不是中国概念中的乡村，是工业化的乡村。不像中国乡村的居民，喜欢在屋子四周弄出许多人气，挂床单、养鸡犬、晒干菜、挂辣椒什么的。中国乡村更像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世界，怎么都行，随人生之便，随遇而安，只要自己住着舒服。过路人可以随便去敲门，主人也不觉得唐突，而把每个闯入者视为贵客、稀客。中国乡村的秩序不是来自规范，而是来自潜移默化的传统，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德、礼。美国工业化乡村的居民不喜欢在自己的寓所外面露出有人居住的痕迹，收拾得干干净净。你无法乱来，无法搞“脏乱差”，一切都被清规戒律控制住了，就是草坪长到多高就必须修剪也是规定了的。罚款或被起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悬在头顶。在工业化社会，理性主义炮制的种种清规戒律已经深入血液，深入人们的举手投足，深入到垃圾桶的摆放位置。许多房子看起来毫无动静，似乎早就人去楼空，但有时候不经意朝落地玻璃窗里一瞥，会发现客厅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忠狗在幽暗中亮着眼睛，陪着她。我们轻手轻脚绕过肯沃德的房子，像绕过一头不可冒犯的睡狮，进入另一片森林，这边的路稍宽，显然是有目的地要通往某处。路边横着一截圆木，罗恩说，这是多年前他为乔搭的凳子。他们散步到这里，就会坐一下。这木头凳子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人坐，长出了苔藓。小路尽头是一片稀疏的松树林，这条小路就是为了通到这里。上个世纪，罗恩的朋友，那些风华正茂的后纽约派诗人经常来这里聚会，他们在林中漫步、谈论诗歌、吸大麻、看落日、饮酒。就像《尚义街六号》，美国密林中的尚义街6号，“那些谈话如果录音，可以出一部名著”。
树林中间有一块醒目的白色的石头，这一带看不见石头，这是唯一的一块。罗恩说，那是乔的墓。乔·布雷纳德生于1942年。他也来自俄克拉荷马，他和罗恩是好朋友，高中时代就一起办文学刊物。上世纪60年代，他们来到纽约。这些外省诗人在纽约投入了六十年代的诗歌运动，当时，垮掉的一代如日中天，他们是在台下看着大师们表演的那伙年轻人。那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文化方向，等待着下一代人将它引向纵深。那时，在金斯堡们发起的风起云涌的诗歌运动之外，还有许多冷眼旁观的诗歌圈子，纽约派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圈子里年长些的是弗兰克·奥哈拉、约翰·阿士贝里，肯沃德·埃尔姆斯利……年轻人就是乔·布雷纳德、罗恩·帕特这一拨。乔·布雷纳德是诗人和波普艺术家，评论家说，沃霍尔的主题总是与物质世界有一个讽刺意味的距离。而布雷纳德这一代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则是感性的或者娱乐性的。罗恩为乔·布雷纳德写了一部传记《乔》，刚刚在纽约出版。罗恩取来给我看，里面有许多乔的绘画作品，我很喜欢。罗恩的小书房里也挂着一幅乔的作品，是用某些材料制成的一个天神头像，很美。看得出来，安迪·沃霍尔的那一代中的社会讽刺在这里消失了，乔的东西更为感性，物对于他不再是讽刺或批评的对象，而是与生俱来的“被抛性”。一位美国批评家在评论乔的时候使用了这些单词：清晰、准确、大胆、简洁、低调、随便、行动的、感受性的、幽默、休闲、高雅和魅力、启示性的细节、神奇的眼睛、一种普通的神圣感。他的名作是长诗《我记得》，每行均以“我记得”开始。
1994年，布雷纳德死于艾滋病引发的肺炎。他死后，朋友们把他的骨灰洒在这片林子里。罗恩和肯沃德找到一块白石头，把它搬来作为墓碑。这块石头堪称巨石，非常重，形状像脑髓，罗恩和肯沃德一定满头大汗地搬运了很久。这是布雷纳德在他们心中的重量，重量并不是抽象的象征，它是一块需要力气来体会的石头。我体会得到那种重，我有这种经验。我曾经将毕肖普的一首诗拷进U盘，揣着它穿过街道，上楼，如释重负地把它贴到我的文件夹里，打印在一张白色的纸上。我俯身摸了摸，那石头冰凉彻骨。当年，林子里的树都很细，现在粗多了，甚至有一些松苗正从老松树边长出来。林子寂静幽暗，黄昏正越过藏在远山中的河流走过来。一只鸟在秘密地叫唤着谁。我们再次穿过树林，从另一条路回到罗恩的小屋。他的妻子已经做好了晚餐，蘑菇、水果、汤和面包。她也是纽约派圈子里的人物之一，早年画画，后来做了编辑。因为言语不通，我们不能说话，那晚餐就像一家子已经相处了一辈子，在黄昏的微光中，默默地彼此传递食物。
我们看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年轻
除了在微光下
特别是
在柔和温馨的烛光下当我们最诚恳地说你太可爱了
和
你是我的美人儿
设想
两个老态龙钟的人说这种话
足以让你笑翻
罗恩·帕特著，赵四译：《来自前线的话》
我住在佛蒙特州的约翰逊镇。它总是被风或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闷闷地闪着哑光。驱车在公路上经过，约翰逊镇只是突然出现在路边的一群房子，稍不注意就晃过去了。这里住着1400多居民。生活方式比较传统，保守、节省。在野心勃勃、普遍崇尚积极进取的美国，佛蒙特懒散、知足常乐、享受自然。佛蒙特的“落后”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生活世界，这个镇没有因为不思进取而被强力摧毁。熟人或素不相识的人整日里彼此微笑、打招呼。小镇上大白天也难见到一个人影，见到的话，那必是一位朝你招手微笑致意问好的陌生人。就是汽车里的驾驶员也会向在人行道走着的人招手致意，居然为此而减慢车速，我的印象，没这么做的只有动物。每星期六，人们定时在乡村音乐会和教堂里聚会，清教主义占着上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得到尊重。小镇像一支队伍，稀稀拉拉地沿着吉河两岸展开，全镇上走一圈也就半个小时。这个小镇的魅力藏在它周围的山水中，比如，搭一块毛巾，走上五分钟，你就可以在吉河的一处深潭里游泳。或者在晚餐前提着篮子到外面林子里拾几个刚长出来的蘑菇，才开始炊事。吉河不深，秋天的时候大部分河段可以涉水而过，河道成梯级流下，乱石嶙峋，形成许多小瀑布，日夜响着。居民的住宅散落在河岸的树林、草地中，彼此相隔着草坪、花园、停车场和劈柴堆。镇中心有一座钟楼、两所教堂（一所古典的，一所现代的，设计得像个谷仓。）一家咖啡馆、一个小学校、一家书店、一个工具店、一家泰国餐馆、一家洗衣店、一家按摩店、一家理发店、一个殡仪馆以及墓地（有只老黑猫整日在里面逛来逛去）和1842年开业的毛纺厂……作为一个生活简朴、不尚奢华的美国外省小镇，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设施都齐全，居然还有四五家二手店，卖古董、廉价服装、旧家具和瓷器。有家古董店的老板去过北京，他以此为荣，把天安门的照片放在显眼位置。日复一日，许多人在此地度过了一生，在出生的房间里长大，在出生的房间里寿终正寝。这一套在美国只意味着萧条衰落破败，这个小镇不被投资者看好，许多房子空着，等着出售。但卖到房子都奄奄一息了，就要垮塌、家具死光，水管锈断，还卖不出去。我够头朝一所死屋看了看，房间里面已经结满蜘蛛网，一面灰蒙蒙的镜子里有个模糊的人影在张望，是不是鬼，不是，是我自己。
此地有一个1984年建立的作家艺术家工作坊，每年都有诗人、作家、画家、摄影家、艺术家从世界各地到来，在这里工作。许多人都来过，布罗茨基、卡扎赞基……钟楼对面那个白色小教堂非常有名，每个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画家或者作家中的一位会在那里朗诵、演讲。吉河岸边有几栋房子，作为来访者的工作室和卧室。我住在一栋两层楼的木屋里，门前草坪上有一棵枫树。屋后是另一家人的草坪，堆着一大堆劈柴。我对面的房间不知道有没有人住，门有时候整夜大开着，有时候又关起来。房子很旧，地板某处在漏水。简朴、实在。没有电视机。每个房间外侧都没有配锁，你睡觉的时候可以在里面插上插销，但你出门就不能锁门，人们确信这里没有小偷。如果发生盗窃，那必定是革命了。卫生间的马桶盖上放着一幅未完成的油画，画了一个忧郁的黄色男子。似乎只有我一个住在这里，有时天花板传来脚步声，没有下楼、关门的声音，声音最后走进墙壁里去了。太安静了，太安静了，安静得仿佛世界已经死去。不仅是风景如画所致的安静，是世界本身的安静，人们活着，大地在着，万物轻声细语地做着各自的事。其实这楼里住着八个人，有诗人、有艺术家。“现代主义已经变得温文尔雅了”“培育出一种文雅而不热烈，文明而无反抗精神的诗歌”（《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詹姆斯.E.B.布雷斯林）。这本文学史描述的诗人们就住在我隔壁。
我仿佛穿过时间隧道，回到了过去，我童年时代的云南，大地上没有一个人，只有树叶在摇晃，太阳的叶子搭在树上。我长睡不醒，真个是“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我梦见小矮人。我早晨醒来就记录下这些梦，可惜失去了细节，我无法回忆起场景、颜色，只记得大概的事情。我不确定我是否做过这些梦。也许只是在我写下它们的时候我才开始做梦，写作也是一种梦游。有个梦或者几个梦里面我梦见这些小矮人，我少年时代看过一个苏联的动画片，许多小矮人住在一个木钟里。我从来没有梦过它们，但在佛蒙特，它们出现了，迟到了四十年的梦。在中国的床上，我从来没有梦到这些，我的梦总是与一些黑房间、隧道和危险的山路有关，我总是在寻找到某地去的路。
有一个小矮人是卖面包的，他的面包永远只有一个人买。那个人是他的情妇。谁告诉我的，已经记不起来了，我梦见面包铺旁边站着韩旭，他是我大学的同学，但他没有戴眼镜。这个小矮人并不在乎面包是否有人买，他在乎的是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面包师。
有一个小矮人是洗衣裳的，她洗的衣裳是云穿脏了脱下来的，她每天都要到钟楼的顶上去收这些有点发黑的被单。
有一个梦里出现的是一位鞋匠，他的手艺是把穿在脚上的那双看不见的鞋脱下来。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上床的时候已经脱掉了鞋，其实没有，还有一双鞋穿在你脚上。那双鞋没有号码大小，规格统一，能使你在梦中也不停地跑啊跑。这个鞋匠是个白胡子老头，他的铺子里全是卸下来的假肢。
有一个小矮人是个妓女。她披着红头发，穿着长丝袜，骑着一根撬棍，站在教堂的台阶上大声唱歌。
还有一个小矮子是个警察，他的警棍是用巧克力做的，镇上的人每天围着他，逗引他来逮捕他们，他的手铐是一对面包圈。
工作坊的中心是一所漆成土红色的木房子，就在吉河边上，窗外正对着一处矮瀑布。这房子过去是磨坊，磨坊主的儿子没有继承父业，当了画家。他是乔恩·格雷格。乔把父亲的磨坊献出来，改成了艺术家工作坊。他是现实人物，做的事情却像小说。他是一个高大的白发男子，戴着眼镜，他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逛。每个早晨，工作坊的全体成员都会聚集在红磨坊里用早餐，他总是穿着印度长衫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和每一个人打招呼。他热爱印度和佛教，我估计印度长衫他买了一打，几乎每天换一件。他的画室正对吉河，可以一边听着吉河在石头上碎裂又复合的声音一边画画。他像十世纪的中国山水画师那样，夜晚临窗而卧，听流水在岩石上演奏天籁，白天对着淙淙流水作画。他对水墨毫无感觉，这里永远不会产生黄公望。
我的工作室也在吉河岸边，隔着落地窗可以看见河岸，一头旱獭整日在我窗外的草地上拱来拱去。我则在一堆文字里拱来拱去，我们都要找到自己的食物。
1842年约翰逊毛纺厂在钟楼旁边，它开设了一个营业部。如果你购买产品的话，就可以参观工厂的车间。天气很冷，才初秋，人已经冻得皮肤发紫。我买了一件猩红色的呢子外衣，女士就带我去参观这个工厂。一千年前，这里是参天巨木，就像亚马逊那样。两百年前，这里变成了草原，出现了羊群、羊毛和毛呢。两百年后，这里又长满了树林，穿轻盈暖和的羽绒服成为时尚，毛纺厂就成了古董，产品只是吸引些老派游客。他们怀旧，喜欢将自己裹在厚重古板的毛呢短大衣里。这个工厂的冰人牌羊毛衬衫、夹克和裤子是名牌。女士说，这些衣服可以传代，你穿了你儿子可以穿，你孙子可以穿。肥胖的女士打开侧门，里面藏着一部楼梯，走下去就是生产车间，几十台缝纫机正在嗡嗡作响。工人都是中老年人，许多是妇女，文质彬彬，戴着老花眼镜，像一群古董。200年前，也是这个景象。有个男裁缝放开了一匹毛呢，用粉块和米达尺在料子上画着线。我忽然想起姨妈，她在武成路的棉布店卖布，那是四十年前。我一放学就去她的铺子里看她裁布，我很喜欢布匹被大剪子破开的声音。那时我只比桌面高出一个头，姨妈像个女巫似的挥舞着剪刀，在我头上晃来晃去。
每周六下午三点，小镇上会有一个集市。四五个摊贩开着车来到，每次都是这几家，就在教堂旁边的空地上摆开货摊，一家卖果汁和自家腌制的黄瓜，一家卖蔬菜，番茄、土豆、黄瓜、草莓。另一家也卖蔬菜，品种只有扁豆和土豆，一家卖烤面包、一家卖快餐。镇上唯一的泰国餐馆的老板娘也不失时机地把她的肉丸、酸菜、煎饼和米饭盛在一只只锅子里，排列在长桌上。阳光灿烂的下午，居民三五一群坐在集市中间的长桌上，喝点饮料，吃点什么，狗显得很高，草地上落满阴影。
这一天6点钟都要举行乡村音乐会，音乐会是在一块足球场那么大的草坪上展开。下午5点左右，居民就三三两两朝那边走去，外面的人也开着车子一家一家从森林里钻出来。唱歌的有来自外乡的流浪歌手，新秀、过时的流行歌曲大师，也有本地的家庭乐队。蓝调、小提琴、吉他、黑管……谁想唱都可以，但只有唱得好的人才会上台。月亮升起来了，很大很亮，就像我青年时代见过的那种月亮。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它，美国的月亮里面没有住着嫦娥。大人坐在草地上听音乐、闲聊、嚼爆米花，小孩就赤着脚到处乱跑，在草坡上翻滚。也有卖食品的摊子，总是那几家，卖爆米花的、卖比萨饼的、卖烤鸡腿的。还有些姑娘卖她们自己手工做的项链、手袋什么的。有两姐妹在黄昏就开始布置她们的摊子，她俩搭了一个小帐篷，里面挂着彩色的挎包，立着一面镜子，还插着两瓶鲜花。石头磨成的耳坠是姑娘们在河滩里捡来、自己打磨出来的，她要8美元一串。她并不在乎是否卖得掉，搭棚子这件事使她心中喜悦。
盖瑞是佛蒙特工作坊的负责人，红脸膛，长得像个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他带着儿子上台去合奏几曲，儿子拉小提琴、他弹吉他，获得满堂喝彩。他的职务其实就是作协主席一类。这里没有主席台这样的地方，因此这位主席从来没有发表过讲话，他只是主持活动时介绍一下主讲者，就坐到后排去了。工作坊就像大家约好了在一起玩似的，吃吃喝喝，谈谈艺术，彼此看看作品，我感觉王维他们那时代也是如此。
外地来的蓝调大师留着白胡子，杵着一根手杖，上面悬着一些石头、骨头什么的，打扮得像巫师。一位奇丑无比的老巫婆扶着他上台，大师已经老到连歌词都记不住了，要看着一张纸才能唱上几句。他唱几句忘了词，下面的为他提词。鼓掌非常热烈，人过时了，但尊重永不过时。他下台时。有些他青年时代的崇拜者上去与他握手，大师和他的粉丝都是老耄。
月亮当空的时候，音乐会结束，草坪黑暗下来。汽车一辆辆衔着灯走了，像回家的马匹。有几个青年余兴未尽，还在台子上演奏。
小镇白天见不到人，但晚上人倒多些。夜屋的阳台上，有人独自坐在黑暗中喝啤酒。他大喊一声，哈喽，吓我一跳。
我说汉语，这里无人听得懂，中国在这块地的下面，要听见那一面的人说话，你得挖一个漫长如长城的洞。就算你挖通了，你发现那边的天空与这边一样，同样是月亮、星星、云彩，但你听不懂人们的话。你成了哑巴，这很正常，如果你一钻出洞来，就满口汉语，岂不是咄咄怪事。在美国我卷起舌头，像动物那样闷不做声，像森林里的野兽默默地望着世界，把一切动静看在眼里。把看见的写下来，人们一定会以为是你听来的。不是，是我看见的。
我看见一位诗人的臀包上别着一把油腻腻的扳手。这国家的居民大都有极强的行动能力，娴熟地使用工具，事事自己动手。无论他们是诗人、作家、牧师、教授、艺术家、邮差、总统、医生、卖花女郎……人们首先是工人、技师。一个诗人不仅仅只会握笔，也会在老虎钳上锉钥匙。我在中国也参加过许多笔会，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动手的诗人，他们只动嘴，最多就是挥舞一下扇子、打打麻将。此地很少有那种闭月羞花、弱不禁风的人物。工作坊的女诗人有四五位，没有一位是林黛玉那样的人物。我估计狄金森绝不是一个林黛玉那样的女人，她在农庄里劳动，像斯巴达战士那样大踏步迈过田野去采集桑子，我可以想象她穿着牛仔裤的样子。每个人都穿着牛仔裤，西方的衣服大多数是工作服的变种。休闲服，就是软化了的工作服。约翰逊镇的大型商场只有两处，一处是卖日常用品和食物的超级市场，另一家是卖各式各样的工具和工作服的。许多服装是从活计的类型设计的，出口到中国，摆在高级商场，人们以为是时装，比如“吉普”，其实就是汽车修理工穿的，有许多口袋，是为了装工具。
来访的艺术家中有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太太，画家，70岁了，雄赳赳气昂昂，每天穿着洗得发白的大号浅蓝色细帆布牛仔裤子、大号登山鞋，下脚时地面就像熊蹼那样留下脚印。我们像原始人那样聊天，她把她的简历画给我看，她生出来八个孩子。她接着画，八个孩子又牵着8个女人和8个男人，16个大人又牵着11个小人。老太太的画曾经在小教堂里通过幻灯片展示过，很有力度，属于印象派一类。她请我参观她的工作室，进去我大吃一惊，老太太正在画覆盖了整面墙的巨画，搭着脚手架，她每天爬到那金属架子上去挥毫。她在一片树林的天空画了三个月亮，表现日出日落的过程。西方艺术的坚硬感其实隐藏在它的工作方式中。伦勃朗算是较为柔软的大师，但你看那些侧身昂首目光炯炯盯视着前方的人物，与革命家无异。恐怕除了普鲁斯特那样的病人，中国式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在西方是不多的，中国读者经常把西方文人当做中国通常的文化人来看，这个偏见影响了许多读者对西方文化的看法。他们崇拜某某茨基、科夫的诗歌，但不知道，当他们右手拿笔的时候，左手是可以用扳手和匕首的。用刀叉吃饭和用筷子完全不同，别小看这些细节，它影响到文明的根本。
年轻的墨西哥女画家喜欢画童话场景，她很美，一边画画一边为作坊打工，挣点住宿费。来这里的客人有各种等级，有的是自费的，有的是免费的。她做的墨西哥午餐味道很好，尤其是土豆泥。吃饭时间一到，这位女画家就围着工作裙，站在餐桌前为大家分菜。用餐是分餐制，长桌子，艺术家们一排排坐着，面对面用自己的那一份，每个人吃完都自觉把盘子收走，放到清洁架上，分类放好，叉子、盘子、杯子，一格是一格。这种餐厅有时候看上去，恍惚觉得是在奥斯威辛的集中营。但不是，谈话自由活跃，有人抨击布什总统，恶毒地抨击，诅咒他下地狱。
女画家海德来自加利福尼亚，她曾经是一个超级市场的售货员，上货不小心从梯子上跌下来，导致半身不遂，一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了。她学会了画画，喜欢画刚刚孵出来的小鸟，悲哀、孤单。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不像小鸟，像一只漂亮的雕。
工作坊有个车间，在河岸上的树林中，我在黄昏时摸到那里，里面有老虎台、钻床、焊枪、铁板、炉子、钻床、电闸刀……有些未完成的钢坯焊接成的雕塑，就像一个行刑室。在中国，这种地方放着的是文竹、兰花、香烛、纸墨笔砚。就是今天，文人的书房已经很少文房四宝，但依然文质彬彬的。有一扇铁门开着一条缝，我觉得里面藏着一个在好莱坞电影里见过的那种用电锯杀人的凶手，我转身走开。
有一天晚上，黑人艺术家来到了小镇。他在教堂里放幻灯片，作品之一是用钢坯做成云块状。用铁丝编织在一起，大块大块地吊在空中。很有意思，云并非像诗歌形容的那么轻盈，这是云的真相。同时也反映了他工作的场面，艺术家穿着橡皮工作服，黑色高帮水靴，拿着焊枪，喷出火焰，倒翻了一通硫酸之类的东西，浓烟滚滚。
空气里总是弥漫着强烈的草香味，草有这么香吗，就像谁从天空里倾倒着一盆盆香水。白天的每时每刻，都有剪草机在工作，草坪被日复一日剃着头。美国人不喜欢杂草丛生。每一家都被草坪环绕着，那草坪不只是为了美观，也划出界线，这是一户人家的领地。如果门前荒草丛生，那必定是人去楼空了。剪草机给草坪剃头的景象有点残忍，刚刚长到巴掌高的小花，还是蒲公英，从脖子那儿斩过去，一歪就不见了。
小镇非常安静，白天很难见到人影，在动的要么是河水、云、飞鸟、光、汽车，要么必定是除草机。河湾的一处可以游泳，我总是在下午看见马达加斯加来的女艺术家肩头搭着一块黄毛巾走向那边。她的肤色是棕色的，她的眼睛很深，就像她游泳的那个河湾。在傍晚的时候她和我一样，不能与大家交谈，只是用眼神、手势。有个下午从一片松树林里小寐出来，那时候河流似乎慢了些，环绕着河湾中一面银镜。我忽然遇到她，湿的，微笑一下，注视着，欲言又止，然后走开。我想对她说些话但我永远不能说，我其实可以请人翻译，但有些话你永远无法请别人转，一定得你自己说。
往东边走会经过一座廊桥。流水的声音在那里极响。廊桥旁边是一座小山，山上全是松树，很老的松树，我估计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倒下了许多，被苍苔裹着。
公路边的铁皮防护栏生了锈，又沾了露水。看上去像是草地里伸出来的根。世界结束后，曾经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春风吹又生，野草终将爬过一切，爬上纽约的那些摩天大楼，把它们变成高原。
有个晚上我在教堂里念诗。王屏翻译，我念汉语，罗恩念英语。罗恩的夫人也来了。海德也来了，我帮她把轮椅推进教堂。我说，教堂是最适合念诗的地方，诗人就是神灵。我们之后，另外四位女诗人也念了她们的诗，她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朗诵，都是用平常的声音念。只是听她们的声音，好像离她们的诗更近，语言一经翻译，就搁浅了。我记得多年前我在云南的景颇人寨子，我们在饮酒。族人带着一个女人进来，说她是巫师，然后她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懂她说什么。后来，新月在山后升起，我永远难忘。另一次在黄山，安妮·沃尔德曼用母语（英语）朗诵她的长诗《为星空上妆》，她在黄山的奇峰下号叫着，呻吟着，仿佛在语词火焰上升腾，我相信就是她的同胞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我们深深着魔。这教堂里没有偶像。听众里面好像没有一个本镇的居民，佛蒙特没有夜总会，我也没有看见一台电视机，起码在工作坊，没有电视机。黑暗里吉河的声音很响。
佛蒙特教堂外的神灵是诗人海登·卡鲁思。我不断地听到当地人谈到他，以谈论神明的口气。“他在午夜后写诗。房间里有一个炉灶，写到凌晨，然后外出铲雪或劈柴”。诗人海登·卡鲁思一生写了30多本诗集，主编过诗歌杂志，获得过波林根奖、古根海姆奖、国家图书奖、佛蒙特州州长勋章等。他的诗受爵士乐和蓝调的影响，很多诗写的是佛蒙特。他在世的最后几年几乎就是一个疯子，照片上他满面白须，脸庞红肿。他是土地的灵魂，这土地本是住着神灵的，印第安人的神灵。但在17世纪，白人杀戮了印第安人，这土地就没有神灵了。诗人是新的神灵，神灵的后代。诗人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他总是带着灵魂到来。海登·卡鲁思是佛蒙特的骄傲。乔恩·格雷格告诉我，他就住在这附近。他带我去，在一条溪流旁，有些树木和石头，某种野兽在我们之前来过，雾气在河湾里上升。
旧时代是失败的。
自然疲惫
身心放手，
词记错
思想像古老的丝绸之路磨损。
——海登·卡鲁思
乔恩又说，洛尔迦也来过佛蒙特，他指着茫茫青山的某处，他曾经住在那里。
有个梦里我梦见罗恩，他在梦里变得只有一张凳子那么高。有一天早晨他来约我去曼斯菲尔德山上写诗。盖瑞说，那山上很冷，拿来一件风衣，让我带着。我们乘缆车上到山顶，曼斯菲尔德山是美国的滑雪胜地，雪道现在长满荒草。我和罗恩走到一棵松树下坐着，拿出本子，他用英语写一首，我用汉语写一首。我们仿佛都知道对方写了什么，写到第十几首，两人大笑起来，写不下去了。下山吧！
在曼斯菲尔德山上写诗
我和诗人罗恩相约去曼斯菲尔德山上写诗
同一张纸上 他写他的英语 我写我的汉语
好主意 两个伙计击掌大笑带上干粮和水
以及长短不一的笔 内行都要多带几只
这些自己无法生殖的嫉妒者有时候会捣乱甩不出水来 跟着那些扛着红色雪橇的小伙子
向高处走 他们的目标是在向深渊下滑的途中
遇见雪人 平时它们是融化的 只在冬天最辉煌的时刻偶尔凝固我们向上走 指望着避开缆车 干了活 也找到从另一面回家的坡路
一老一少 一高一矮
就像一个流派先后走进山谷
像砍柴的樵夫却没带斧头和绳子
像父子 却不是
他住在美国 号称纽约派
我住在昆明 评论家封为第三代 什么意思
只知道奥哈拉写得不错 阿什伯里另当别论 高山在史前就已完成
我们只有评论的份 我看过旅游手册 它指出这座山像一匹石头骆驼
罗恩说 在他看来更像鲸鱼的褶 我不是白居易 他不是杜甫
各写各的 就像那些滑雪的小伙子 必定在转弯时
摔得鼻青脸肿 写诗使我们异常 令我们完美 就像两匹正在嚼草的马
坐在岩石上 就像从前的使徒 背后的松树上站着一只不飞的乌鸦
下笔时偷偷瞟一眼罗恩 耳根发红像是正在被小便逼迫
也有人以为这是两个刚刚入境的哑巴 来到我们的山上 却不带雪橇
最后只能乖乖地揣着两个可疑的本子被缆车押解出境
2011年3月21日星期五
（《人民文学》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