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 壬
手机响了，我一接，是一个怯怯的、迟疑的女声：老师，我好挂住你咯——（广东话：我好想念你）是残疾人托养所智障部的孩子打来的，电话里就感觉到粗重的呼吸。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晚上八点多，这个时候她们应该刚刚吃了药，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乖不乖啊，吃药没有啊。那边连连说，食左啦，食左啦，老师几时返啊。（吃过药了，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那边的嘈杂声传过来，啊，都争着抢着要跟我说话呢，闹了一会儿，不知谁把电话挂断了。
我从残疾人托养所回来已有一个星期了，有好几个晚上，孩子们给我打电话，都会问到我几时回去。我似乎很难搪塞这个问题，我无法确定会再次回到那里。对智障的孩子们说谎，太残忍。我只能沉默着。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我是否真的有必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不，我应该把它保存在秘密里。我深信。它们一旦付诸文字，就会有令人怀疑的动机，这样的动机是那样具有某种明显的公共性，它的遮蔽性太大了，甚至是，它根本偏离了我所想要表达的。看吧，它有多愚蠢：为了唤起人们对残疾人足够的关注，献出更多的爱……在过去的很多次关于写作的思考中，我认为文字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一个人通向世界的秘密进程，并在这个进程中去呈现真实的自己。这段经历尤其如此。悲悯，爱，在此时都是极富优越感的词，它来自于强者的言说姿态，我耻于提及。然而，某种内心的期许又不时地撞击我，我知道它是什么，但无法准确地说出它。面对电话里孩子们的提问，毫无疑问地，我已不愿意再回到那里。从那一刻起——
电梯突然断电，它急促地停止降落，卡在三层，灯灭了，一片漆黑，我带着孩子们准备下一楼的操场去活动。我吓得一身冷汗，手足无措，按铃，它发出可怕的巨响，一个人慌做一团，脑子一片空白，我怕得要死，只得紧紧地拥着孩子们，把他们紧紧地抱着，低着头，我能感觉到两腿在发抖。保安从外面强行扒开门，光亮照进来，我这才看清周遭：孩子们安静地站在我身边，羊群一般温顺，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们澄澈的眼睛看着我，没有一丝恐惧。危险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在那样的干净的眼睛里，你找不到答案。他们很乖地站在那里，天使般地，被我拥成一团，默默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威胁是无效的，他们不害怕这世间的任何东西，包括死亡。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自身的弱、猥琐，还有难以启齿的羞愧。这样的羞愧不断地发生在以后的日子中。在我离开残疾人托养所的这段时光里，我总是试图摆脱关于这羞愧情绪的困扰，我想出一堆自我辩解的理由。啊，上天更应该怜悯我。我是那么不堪，那么可笑。
我真不愿意说出，我是以作家的身份被安排在这里体验生活。这个感觉太糟糕了，近乎可耻。我太像是一个猎人，潜伏在孩子们之中，来捕获他们的一切，最隐秘的一切。包括满足好奇心，猎奇，想尽办法引诱他们说出或者做出。享受这种另类体验，拿着相机在他们宿舍一阵猛拍，然后想象着这些图片发到网上将引起的震撼。孩子们毫不知情，在我面前，他们清澈如水，包括皮肤、毛发、脏器以及他们裸裎的命运。在最初的意愿里，我居然恶毒地希望看到，工作人员是如何虐待这些残疾人的，托养所是如何克扣了孩子们的口食，他们的父母及亲人是如何地冷血，对他们的生死不闻不问……似乎是，越是残酷，各种关系越是激烈和尖锐，就越利于我写出好的文章来。我以揭发、曝光的心态来到这里，满怀着恶意。应该说，我最终的感受并不是我先前想象的那样简单，以至于，在后来的事件中，在表述上，我都难以实现一语中的的效果。
托养所行政办的林小姐给我安排好了宿舍，我跟三个女孩子住在一个大的套间里，大概她们被告知有个作家要住进来，所以在相处的二十几天时间里，我得到了她们有着距离感的尊敬和礼遇。跟她们聊天，她们说的尽是一些关于托养所相关荣誉、相关职能方面的信息。不用说，她们被叮嘱过了，口径惊人地统一。我反而从她们那里得知，托养所的领导希望我能写一篇溢美的报告文学。算计和反算计，最初就开始了。托养所是残联的下属单位，配套的硬件设施都非常好，学员宿舍、餐厅、健身房、阅览室、电脑室都很齐备，操场上铺着环形橡胶跑道，围起来的院墙里，栽满了四季桂和玉兰，此时它们正开着，浓郁的香气蒸在空气里，散都散不掉……墙上的宣传栏上，有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跟学员们的合影。在短短的二十几天里，我看到几拨来自省里、市里的参观团莅临这里指导工作，这些人免不了要亲切握手，合影，语重心长地问东问西，然后满意地离去。
一、智障部
那孩子十九岁了，然而看上去才十四五的样子，她长着一张处女的圆脸，她惊恐的大眼睛莫名其妙地打动了我，她的瞳孔异常地黑，仿佛吸收了摄进去的光亮。靠近她，她很重的鼻息，濡湿的唇，嘟着，上面长着清晰的黑绒须，她就那样惊恐地看着我，像个不出声的小动物。我把手伸向她，她的身体往后缩紧了一下，垂下眼睑，我看到一弧漂亮的黑睫毛。
“她非常害羞，怕生人。”智障部的教导员小姐告诉我，然后她鼓励那孩子，叫她跟我这个新来的老师问好。我看着她，她的头一直没抬起来。随后，教导员小姐把我领到走廊，看着智障部，三个班，五十几个孩子，年龄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走廊两端的门锁死，一整天孩子们就在教室里，或者游走在走廊间。我翻着花名册，男孩子，他们叫着振轩、嘉豪、伟康这类阳刚而响亮的名字，女孩们的名字则一律地琼瑶化，文艺得很，可仪、紫菡、洁如。看着这样的名字，我就想着他们的父母对他们那最初的期盼，多么美好，男孩，大概希望他们长大了去干一番男人的事业，博取功名利禄；女孩子们，则都要长成知书达理的淑女，美丽，温婉。然而……他们最后却把孩子们送到了这里，因为绝望。
课程类似于学前班，唱儿歌，辨认画册上的小动物，玩拼图，玩击鼓传花的游戏。虽然他们基本成年，但智商依然停留在五六岁的孩子阶段，要靠哄。他们很快就跟我熟悉了，我被获准可以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单独聊天，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接触过智障的孩子，他们之中，仅有四到五个，一望便知是异常，体型痴肥，或口歪，或眼斜，流着口水，大部分的孩子看上去干净、体面，与常人无异。那个害羞的女孩叫洁如，读过小学，能认很多字。第三天，她就粘着我了，像一摊泥那样搂着我，用她的下巴尖抵在我的肩膀上，我唯一觉得她不对劲的是，她有时会满脸凶相，一个人爆着广东粗口：扑街！（意为混蛋）这让我疑惑了很久。年轻的教导员李小姐笑着对我说，塞老师，你跟洁如太亲密了，孩子们会吃醋的。
我疑心自己对他们的热情仅来自于一种新鲜感和好奇，一时间，我甚至忘了来到这里的目的。在跟教导员们的交往中，我发现她们的耐性、关切只是出于工作职责方面的范畴，却不见来自于私心，她们给出的，是那样精确，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且人人平等。我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只是短暂地待在这里。而她们，是要待在这里几十年的。她们从来不跟孩子们进行内心的交流，不，她们认为这些孩子根本没有心，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只要一下课，在饭堂，在宿舍，她们的话题从来就没有提及工作，提及某个学员，仿佛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啊，我是不是太矫情了，在工作时间内，恪尽职守，不就足够了吗？
“早上阿豪对我笑了，他这应该是在问候我。”我兴奋地对教导员李小姐说，“他现在很有礼貌，有进步呢。”
“不，塞老师您不久就会发现，他的笑只是肌肉的痉挛而已，纯物理性的，他没有意识”。听到她这样冷酷的纠正，我心里生出莫名的反感。潜意识里，也许她们是在指责我：你是在表现，短短几天里，你就让孩子们都喜欢上你了吗？或者是认为我太可笑了，难道你还指望谁谁可以彻底康复吗？
但是，我如何能相信，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是没有心的？坐在色彩鲜艳的卡通木凳上，我教他们叠纸鹤，他们围着我，那么多话，叽叽喳喳个不停，都吵着要我看他们叠得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是没有心的呢？洁如忽然在休息间里跟我说，再过五年，她就要从这里毕业，然后去香港工作。我认真地点点头，她又跟我说，她现在很想恋爱。
这根本不像一个智障者能说的话，她的话总会让我产生幻觉，我从未觉得她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我轻声地问她，你想恋爱吗？她沉默不语。我看着她，生怕错过她的每一个表情。那边教室里的音乐响起来，她跟我说，我要去跳舞了。
智障部有十几个孩子对音乐有着天然的敏感，只要音乐声起，他们就会各自起舞，节奏感很好，拍子也压得准，因为父母早就发现了他们这一点，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都进行过舞蹈训练。我看着跳着舞的洁如，她的身体发育得很好，胸不大，但明显地隆起，腰腹有柔软的弧度，手臂像摆动的枝条，俯仰间，舞态有仙姿。她踩着细碎的步子，在快速地旋转，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一具充满灵性的身体是没有心的呢？这样的身体，只要触碰它，它都会有隐秘的回应。我想起教导员小姐跟我说过，切不可在洁如面前提起她的父亲，具体的情况，她让我去找洁如的心理辅导老师梁生。
这位梁生不到三十岁，理着精干的平头，说话慢条斯理，很重的鼻音，有点傲慢，他摊开手，一副你随便问的样子，仿佛这里所有的孩子他都了如指掌。我看着他的办公室，三面靠墙都摆放着资料柜，隔着玻璃，我看见排得整齐的黑色文件匣，一层层地竖在那里，白色的标签纸上写着孩子们的名字，赫然醒目，一个孩子装一个匣子，那里面封着他们的资料——他们的灵魂。我怎么看，都觉得有一股阴森森的气味来。申洁如，找到了，他迅速地抽出它，把它递到我面前。
我一下子幻灭了。如果说，我是满怀着曝光这样的恶意来到此地，不，这种说法只是表面上的一种潇洒的自我嘲解。骨子里，我是那样热切地期盼他们正一步一步走向康复，或者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我将见证着，我将陪着他们走过一段走向康复的时光。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正如我不断质疑的，这些孩子怎么可能会没有心呢？申洁如，一级智障，二级精神分裂，伴有自闭、癫痫……明白了，教导员们是真正地在嘲笑我，我徒劳的热情，我种种无效的试探、引导，我带来的，开发他们兴趣的各种有意思的小课件，所有的这一切，都将是无效的。我根本就没有理由去指责谁没有对他们倾注足够的——我说不出来。
“她是不是跟你说，她想恋爱啊？”梁生的话忽然从我头顶飘下来，我猛一抬头，他继而用全知全能的口气说道，她这种症状叫做“钟情妄想”，现在是五月，三四月份春天的时候比现在严重多了，她陷入这样的幻觉中，总是认为某个男子喜欢她。她发作的时候，看到帅一点的男生，就跑过去，要人家跟她谈恋爱……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不喜欢这个梁生，不喜欢他跟我说的这一切。还有他的表情，有一种自以为掌握了真相，然后享受独家发布权的得意。有点奸奸的。我知道，我的情绪让我偏离了客观判断，但忍着没有对他发火，我这是怎么啦？
以梁生的话说，这里的孩子都是重度残疾，除了智障，都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分裂症。他们全都坏掉了，而且坏得万劫不复。我慢慢走到篮球场，此时这里一个人也没有，空荡荡的，隔着距离，我开始打量这座八层的大楼，此时，我看着它，它多么像一座监狱——这里关着的两百多个活着的死人。他们吃得很好，住得也很好，他们只是活着。家属资源部的工作人员曾告诉我，申请来托养所的家庭排着长长的队，还有太多的孩子源源不断地要送到这里。他们，全都是回不去的。他们的父母亲把他们送到这里就意味着……放弃。
洁如依然是一如既往地粘着我，说她跟妈咪通过电话了，药物控制着她，她看上去没有异常，我仔细端详着她的脸，像不认识她那样，我寻思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当她痴痴地跟一个男子说，她想要跟他恋爱，谁能抗拒呢？她这么反复地说着，梦幻般地痴痴絮语，凑近那个男人的脸，喃喃不休地把她的少女气息喷到那个人的身上，这不正是她贞洁品格的裸露吗？人们太笃信科学的那一套了，那么冷酷，说她失心，说她处在妄想症中，说她又发病了。在我的家乡，也有这样的女孩子，人们说她们是疯子，她们披散着头发，像个野姑娘那样在村庄里游走，正值妙龄，衣衫破得难以蔽体，她们露出雪花一样的皮肉，忽然地就大起肚子来，是狼一般的歹人对这样纯洁的姑娘下了手。即便是这样的姑娘，最后都嫁了，老鳏夫，瘸子，聋子，瞎子，这些人娶了疯姑娘，为了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性，男女间最本质的关系。我不知道，相比洁如，那样的人生是幸还是不幸，我时常有一种荒谬的想法，觉得再不幸的人生，但起码有过，洁如，她将什么也没有。托养所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明天和后天一模一样，没有变数。时间死了。
每个周五，托养所门口停满了车，很多家长都过来接孩子回家去过周末，周五下午的气氛很活跃，孩子们双手抓着窗子，焦急地望着窗外，刚刚爸妈通了电话的，说是在路上，在路上。然而，总有那么几个，他们的父母亲没能来接他们回家，说是忙。看着同伴被接走，这些孩子就闹别扭，哭着，不肯吃晚饭，拿东西砸老师，有个男孩子一着急，就尿裤子了，他哭着喊，妈咪爹地不爱我啦，不要我啦……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哄到宿舍。洁如的母亲每周都过来接她，开着宝马，我看到这位阔太熟门熟路地进得门来，跟工作人员打着招呼，在登记簿上潇洒签名，然后领走孩子，洁如扭过脸来跟我说再见，她是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一刻，整个下午，她的心都飞了，不停地看墙上的挂钟。他们全都没有忘记星期五，智障也没让他们忘记这一天，这唯一的念想——回家。他们并不知道，亲爱的妈咪爹地是真的不要他们了。
楼下精残部和重残部的学员都是成年人，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不会来这里探望。智障部毕竟都是些孩子，父母还难以割舍。但是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也将不再来这里接孩子，因为厌倦，因为受够了他们带给他们的折磨——这小恶魔。生出这样的孩子是不幸的，医治了那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这其中的滋味……我想起来接孩子的那些父母亲，他们，他们都不是狠心的人，都不是。我看见有好几个，一见面，就迎接着孩子们扑过来的拥抱，轻言软语地跟孩子说着话。但是，过不了几年，他们将不再来这里了。智障的孩子最终会走向精残。
我亲眼见到洁如发病的时候是一个周一的下午，她突然就蜷缩在地上抽搐，翻着眼，口吐白沫，脸青紫，我注意到她的手指，那样地僵硬地颤抖，梗着脖子，身体犹如被电击中，一弹一弹的。那一刻，真让人心碎，这个样子就像是一只的濒临死亡的动物，让她如此地没有尊严，如此地没有体面，她是那么漂亮、听话的孩子。几个教导员迅速把她抱起来匆匆往门诊室里跑。梁生摇摇头说，双休日在家里，她的父母没有按时给她吃药，周一又不愿意回到这里，有情绪，所以就发作了。每个周一都会有孩子发病。他顿了顿说，其实我们都是极不情愿他们被接回去的，在家里，他们被父母宠坏了，由着他们放任，周一送回到所里，免不了一番挣扎，就收不回心。可是，回家几乎是每个孩子最为期盼的事情。到了晚上，洁如才慢慢恢复过来，她睡在宿舍的床上，我过去坐在她的身边，她认出了我。看着她的脸，我瞬间有了面对石头的绝望，有一扇门在我们之间，它正在缓慢地关闭，之后，她将在那个世界，而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果对她的热情将是徒劳的，我还要继续吗？如果没有希望，是不是意味着就要放弃？我看着智障部那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不是石头，是一种无法唤醒的活，如果说爱，我说到爱，如果去对这样的生命葆有爱，我看见自己身上，丝毫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我听见心里有一种紧绷的东西倏地折断了，很干脆。
二、精残部
从智障部到精残部，我迅速地清醒过来，这幢楼里的所有生命仅只是一个躯体，不会有奇迹发生。主管告诫我说，不要靠他们太近，精残部的学员是有暴力倾向的，他们会突然袭击，你要注意人身安全。我似乎没怎么听主管的话，先前在智障部，主管叮嘱我不要把手机号告诉学员，可是我没有做到拒绝他们。以至于后来，我接到孩子们很多恶作剧的电话，他们居然能记住我的号码，但是我从那里回来后，电话慢慢地少了。我不害怕突然袭击，相反却有隐隐的期待，到底会因了什么，或者根本就不为什么，我受到袭击了呢？
第一次被领进精残部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一个高大的男子突然冲过来抱住我，他一脸猥琐的笑，被教导员老师拉开后，他继续对着我笑，然后做一个极下流的动作。我后来从他的心理辅导老师那里得知，这个男子正处在性亢奋期间，目前已将他与女性学员隔离，现在已控制住他当众手淫的毛病。我想起年少时，在乡村曾被一个得了花痴病的男人追赶，他向我露出了他那可怕的生殖器，我拼命跑啊，这样的奔跑无数次出现在我少年的噩梦里，巨大的喘息，恐惧带来的内心的轰鸣，这影像大块大块地出现在我脑海里，进入精残部果然是身犯险境，见我吓成这样，教导员们笑着说，他们大多比较稳定，发病的时候都有先兆的，叫我不要太担心。
精残部都是成年人，年龄从25岁至50岁之间。两层，百来人。这百来人，就是我们俗称的疯子。他们有先天的，有后天的。显然，疯子比智障要可怕得多，也复杂得多。应该说，疯子的世界更加接近我们的世界，不，太多时候，我们比他们更疯狂，也更可怕。这里不像智障部那样给孩子们上课，而是把这些精神分裂者集中在庇护工场。所谓的庇护工场，其实是一间间小小的手工作坊，这些精神分裂的学员在药物的控制下，基本保持稳定，据心理辅导老师说，让他们从事串珠、粘贴绢花这样的手工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对稳定病情有好处。进入庇护工场，立即就闻到一股成人的浊气，五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这样的浊气里面包含着太多复杂的东西，欲望，自私，欺骗，而不像智障部的孩子那样，是一股清新的皂香，鲜艳的糖果色教室布景，墙上有大朵大朵的葵花，他们泉水般的“咯咯”的笑声，在教室里打闹、哭喊、撒娇，向老师告状，没一刻消停。而庇护工场是一片滞重的沉默，他们伏在案前串珠、贴花，表情麻木。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受了刺激发疯的，有强烈的金钱意识、鲜明的爱憎，还有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当他们稳定的时候，状态接近常人。而我恰恰认为庇护工场的这种手工劳作加重了他们的麻木，重复的动作，身体的协调能力已机械化，可是，加不加重，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都是万劫不复的人。我看过他们的档案，都是一级精神分裂，转了很多个医院，有多年的病史。在精残部，我对任何学员都没有了先前的热情。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那个世界的人。
也许，麻木了更好，只要不闹事，没有破坏性，日子就会这样平稳地过着。
在智障部期间，我完全忘记了来此的目的。而我现在跟精残部的主管说，能否找一个沟通能力好一点的学员，让他给我讲讲他的故事。主管是一个特别能侃的人，三十来岁，小山眉，肿眼泡，一口广东话，大有把精残部那一箩筐的破事全都告诉我的架势，我连忙止住了这个话痨，他以为我需要的是一些奇闻轶事，正兴致勃勃地跟我比划某个学员裸奔的事。而我，只是要倾听一个精神分裂病人的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也疯了。
他把一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男孩带到我面前，说这个孩子叫钟绍晖，高考前夕突然发的疯，因为读了不少书，能够比较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看上去明显地抗拒我，低着头，很怕生人。很瘦弱的一个男生，苍白，戴着眼镜，窄窄的面庞，长着个直挺的大鼻子，样子很清秀，眼睛躲闪着，眼皮在快速、不安地眨动，他是敏感的，穿着宽大的白T恤，大裤衩，人字拖，手臂垂着，我注意到他有一双大骨节的手，呆呆地垂放在两侧。我喜欢这种气质的男生，他应该还有倔强的血气，或者说是那种可爱的书生气。主管把他带走，我看到他高耸的八字形肩胛骨，那晃荡的宽衣里，飘荡着他瘦弱的灵魂。很意外地，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试着去靠近他，开始他很警觉，但是慢慢回答一些我的问话。两个人相对沉默的时候，他会突然冒出“老师，我偷了妈妈的钱”、“我打了我妹妹”、“我不去日本”这类极其突兀的话。这些话全都是跟他的家人有关，而精残部的学员，他们的父母已是很少来到这里的。他告诉我，喜欢张国荣的歌，他有他所有的碟，我哼出《风再起时》，他马上说出了它的名字，说，我也喜欢这首。我还见过他手写的钢笔字，有风骨，很漂亮。庇护工场里那种难度大的手工活就属装电脑键盘了，绍晖不到两分钟就可以准确地把每一个键装好。中午在饭堂，洁如看到我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吃饭，向我做了一个不知羞的手势，我对她笑笑，智障部跟精残部的学员吃饭是隔开的，我听见她喊我，就向她走过去，绍晖也跟过来，洁如看着钟绍晖一下子愣住了，继而她脸上露出痴傻的表情，贱贱的，满面春色。我忽然想起了什么，忙拉着钟绍晖走开了。难以想象，如果让他们混在一起，天知道会出什么事来呢。可是，看着这两个人，明明是极相称的。我其实多么希望洁如能真正有一场恋爱，跟一个男子狠狠地爱上一把。
坐下来，我笑着调侃钟绍晖：“呢个女仔，中唔中意啊？”（你喜不喜欢这个女孩啊）“唔中意！”（不喜欢）他回答得很坚决。我听出这话里有故事，难道他有中意的？但心里隐隐地为洁如感到失望。一个四十多岁的学员蹭过来，他要我给他买香烟，我立刻摆出一副老师的严厉嘴脸：回你位子上吃饭！那人萎了下去。钟绍晖突然跟我说，老师，如果我也要香烟，你会给我买吗？
这话问住我了。最初主管就交代过，不许给学员买香烟，无论他们怎么哀求。我靠近他的脸，嬉笑着：“你不抽烟吧。”“你会给我买吗？”他又追问。我觉得无法敷衍这个问题了，于是我凑近他的耳朵，清晰地，一字一顿地说出，我——会。
他试探出，我愿意为他违规。接着，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打的送他回一次家。我看着他的脸，觉得他很苦，很苦，这个瘦弱的孩子，这要有多么想家、想亲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的家人，到底有多久没来看他了？我想，整个精残部的人都是想家的，教导员曾跟我说过，很多人故意装病，只为了父母来探望。我似乎很难对他说“不”，仿佛他就是一个玻璃人，我一说不，他就碎了。我为什么顺着他，是为了想套出他的故事吗？不，我觉得不是。当我走近他的时候，我就彻底忘掉了此行的目的。我之所以难以拒绝，是因为——我说不出来，啊，我多么希望能够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一个都不拒绝。但是送他回家，风险太大，我并不害怕所里领导的责罚，可以肯定，我会立马被赶走，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我隐隐觉得这小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好像吃准了我的弱点。
见我不作声，他立即站起来，转身要走，我知道，他这一走，无论我怎么赔尽笑脸，说尽好话，都无法让他回心转意。而且，他开始恨我了。饭堂闹哄哄的，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谈话，我也站起身，跟他说，你别急，我安排一下。我想，我真的疯了。
我跟主管讲，中午想单独跟钟绍晖聊一会儿，请他到会客室里去。他答应了。我顺利地把绍晖领出来，叫他站在门口拦的士，我去办公室拿钱包。等我拿了钱出来，远远看见他拦了的士，正往里面钻。我急步快跑，那车扬长而去，我只记下了车牌。他一个人跑了！这下祸闯大了，我把人弄丢了，我吓得方寸大乱，这小子，果然把我算计了，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肯定不能先跟所里汇报。我得镇定下来。
如果回家，他还是会被他的父母送过来的，这样的话，我不必担心。如果不是回家呢，那他会去哪儿？我不敢再往下想。这家伙城府很深，我一直没有摸透他，我更倾向于，他没有回家，他逃离了托养所，成功飞越。我越想越怕，追究我的责任事小，我更担心他的安全，他的下落。忽然间想起车牌，我记下了车牌，于是我打电话给交警大队的朋友，问他有车牌号，可否查到车主，他说可以，我如实地跟他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安慰我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司机会把车开回来的。
半个多小时后，的士司机载着钟绍晖返回了托养所，司机告诉我，他正要去虎门，突然手里的对讲机跟他讲他载了一个精神病人，要他赶快把人送回来。啊，虎门，他果真是要回家的。他只是要回家。我没能满足他回一次家的愿望，我难过地闭上眼睛。主管见我们从车里出来，我说刚带绍晖去兜了会儿风，他拧高了他的小山眉不满地说：塞老师，这样不行哦。我说我知道了，对不起。他没再说什么，我心事重重地跟在钟绍晖身后，他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我知道，他恨透我了。
晚上的时候，钟绍晖就发病了，他先是无故发笑，自言自语，接着就咒骂，最后就把头往墙上撞。我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主管抱着他，钟绍晖就把头撞在主管的胸口上，他使劲地撞，主管死死地抱着他，我看到他手肘有血迹，可能是被他抓伤的。周围围了一圈人，谁也拿他没办法，教导员跟我说，主管每次都这样抱着他，让他撞，只有这样，绍晖才不会受伤。我忽然对这个肿眼泡的广东男人有了敬意，那一下下撞在他胸口的是什么呢，太痛了，谁会不痛惜这样一个好孩子竟成了这样，他的心气儿很高，很激烈。撞吧，撞吧，可怜的，如果你能好受一点的话，一股很咸的东西流进嘴角，几个教导员小姐也都忍不住捂着脸哭泣。我不知道，他晚上发病是否跟下午的事情有关，但他应该再也不会理我了。
他折腾了十几分钟，两人都累了，教导员们就哄着他去吃药，我知道精残部的每个学员每天至少要吃二十几粒药，这些药，我闻所未闻，富马酸喹硫平片、奥氮平、沙胆醇、阿立哌唑片、VitB4等，这些白色的药粒维持着他们的稳定。主管叫住我，我知道他想问什么。我们在会客厅里坐下。我没打算隐瞒他，他跟我讲起了钟绍晖，也讲起了托养所。
我这才知道，大部分学员家里都是不缺钱的，甚至有一部分相当富裕。钟绍晖家里就特别有钱，可是，他来托养所之前，他的父亲在家里用铁链子锁着他。双手，双脚，都锁，因为绍晖发病有自残的倾向。他的家人为他伤透了心，甚至想把他送去日本的寺院。几年前，他的父母离异了，年轻的后母就把他送到这里，从此，就很少有人来探望。“塞老师，你也不必可怜他，我们精残部每一个病人都有悲伤的故事。”然后，他看了我一眼，不解地说，你要写这些故事干什么呢？我无法回答他，一个在托养所待过多年的人，他认识的人和世界比我要深刻得多，他们从来不谈及爱，或者生命这样的词，他们觉得可笑，因为他们比谁都了解这两个词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他们一定觉得我非常无聊。
洁如和绍晖，他们发病都是因为回家。家里有爸爸、妈妈，托养所里没有。
三、重残部
我灰头土脸地从精残部来到重残部，恍惚间，忽然有了从青少年到中年，然后走到暮年的感觉。楼层渐渐低下来，重残部，它把一个人最不堪的样子呈现在世人面前。大部分人没有下肢，因没有臀部，都无法坐着。他们被塞在轮椅上，我不能去细致地描述他们的样子，那样太不敬了。照顾他们生活的是外聘的阿姨，她们来自农村，长着粗壮的胳膊腿，她们把这些不能动弹的残缺身体搬来搬去。
我试着跟一个老太太交谈，可她的声音太含混了，很偏的地方口音，她的喉管搁着一口痰，我努力地听，怎么也听不明白，最后阿姨跟我解释说，她就是要回家，没别的。
又是回家。这几乎是托养所学员的唯一愿望，永不熄灭。
操场上空无一人，桂花和玉兰的香气依然是浓得化不开，我坐在红绿橡胶跑道上，望着高耸的托养所大楼，不到二十天，我就待不下去了，我被孩子们打败，也被这里的工作人员打败。此时的我，很多余，很无趣。我听见高楼处智障部的孩子们在喊我，他们在窗口发现了我。晚餐的铃响了，我闭上眼睛，觉得二十天竟那么漫长。长廊里，阿姨们推着重残部学员纷纷往饭堂里走，我听见有人喊我去吃饭，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这里，如果不能真正为学员做点什么，继续待着是可耻的。我在这里的目的、身份、姿态都让我无地自容。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二十天里，我真的忘记了来到这里的目的，我不知不觉地跟着洁如、绍晖他们一起度过了书声琅琅的上午，沉闷的、即将要下暴雨的闷热午后，还有凉风习习的美好夜晚。我融进了他们的生活，愿意为他们违规，想尽办法，只是为了他们高兴。看着他们发病，心都碎了。这是我的秘密，它让我在我的世界里，更加看清了自己。我坚定了某些东西，但它不必说出。
我帮阿姨给一个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的妇女净身，她胖得肉在晃动。我第一次见到下肢萎缩的躯体，她的手也萎缩了，长出很小的、像两枝芽一样的肢节，无奈地挂在两边。她还有旺盛的例事，量很大，阿姨给她换卫生巾，给她擦洗，我帮着托起她的后背。一阵腥臭味扑过来，我皱了一下眉头，希望没有表现出异样。以后的几天里，我帮着阿姨打下手，喂食、换衣、洗澡，包括拉屎拉尿，把那肥重的、瘫成泥状的肉体搬到坐便器上，把一堆尿湿的裤衩扔进洗衣机。啊，我都做到了，我都做到了。
我从那里回来后，好多朋友打电话问我此行的收获。我笑着在电话里说，我落荒而逃，狼狈之极。那边就笑了，早知道你是吃不了这种苦的，回来得好。忽然地，一股悲凉从心底升起，无可名状，无可诉说，就像无法排遣的寂寞，只属于你自己。
（《人民文学》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