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成都小说之一瞥
□向荣
2009年作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收关之年，已经过去了。站在2010年的时间平台上，回顾和梳理2009年成都小说的创作态势和发展轨迹，可以用“波澜不惊、从容淡定、阴阳共生，繁花竞放”四个词组来简约地概括其基本特点。
2009年成都作家发表的长篇小说不逾十部，中、短篇小说也不过百来部，与当年中国3000多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总量相比，在数量上自然不显其大。但数量与规模绝不是判断文学发展的根本尺度，文学发展的自律性从古至今都是体现在文学的审美维度和精神高度上。所谓“波澜不惊、从容淡定”的说法，彰显的就是成都作家的主体性和从事文学创作的精神气质。在一个过度物化的消费时代，当文学被历史地边缘化，不再是文化的中心，也不复有万众瞩目的光焰之时，“波澜不惊、从容淡定”的主体精神，就不是文学沙龙中自标清流的高雅之谈，而是一种坚忍不拔、寂寞践行的人格理想和写作伦理，是作家无怨无悔地忠诚于文学事业的一种精神信仰。2009年的文学创作表明，成都作家无论中青老少，他们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思潮波涛汹涌的情形下，力排躁气，中流砥柱，一如既往地守护着文学家园，不辞辛苦地耕耘着文学大地，创作出一批思想与艺术兼容、形式与风格多样的文学作品。
“阴阳共生，繁花竞放”是2009年成都小说态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2009年的成都小说中，女性作家的小说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了半壁江山。她们或以其女性视角考量人生世态，或以感性细腻的叙事方式描述女性经验，或以敏锐宽容的女性情怀追忆童年时光，或以女性的经验和想象讲述地震灾难，在题材和风格上显现出多元开放的艺术姿态，拓展了成都小说的叙事空间，提升了成都小说的情感深度，丰富了成都小说的叙事形式，从而使成都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繁花竞放的丰盈格局。她们入选《2009文》的作品，就是一种诗性的历史见证。
现在，我们就从成都出发，进入到小说的文学世界中去……说不尽的现代性：历史叙事与现实经验
现代性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核心主题。现代性关联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个体命运的改变脉络，自然也是新文学发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倦探求和执著表达的核心主题和价值取向。文学也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叙事中，逐渐实现和彰显了文学自身的现代性。2009年有两部成都小说，即《所有的乡愁》和《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都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域中，进入到现代性的叙事之中。
著名作家何大草的长篇小说《所有的乡愁》是一部立意高远、视野开阔、气势恢弘、语言典雅、叙事流宕的史诗式小说。小说讲述包家镇两个家族动荡漂泊、兴衰沉浮的历史命运和艰难岁月。故事源起于晚清，结束于当下，把两个家族四代人挣扎奋斗的家族历史，融会于中国近现代艰苦卓绝的现代性历程的背景之中，在大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书写家族的兴衰和普通人的沉浮起落，从而把个人和家族的生存命运同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现代化历史紧紧地链接在一起，凸显出家国一体、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理念。小说的主题事关故乡与乡愁，但所谓故乡在小说中已从故居地拓展到神州大地，何大草高高举起的是“大故乡”的旗帜。在他精致婉约的叙事中，故乡的含义已然与人动荡漂泊的命运历史地捆结在一块儿，国破必然家亡。所以，故乡就是融进血脉里的乡愁，就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家园，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强国愿和自由梦。
小说时空跨度巨大，两个家族四代人相继经历了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八年抗战、十年动乱乃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后出场的历史人物就有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马思聪等人。叙事空间横跨了中国南北以至日本等国。这样的时空体系和叙事结构，无疑表明了作者雄心勃勃的美学理想和他对中国现代性叙事的探求。作者尝试从包家镇两个家族兴衰存亡的历史命运中，象征性地建构一部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史诗性作品。何大草的现代性叙事也就承传了主流的“宏大叙事”——从一个小镇出发，中经数代人历尽沧桑的回环往复，小说叙事最终抵达的地方正是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强大起来的中国。这是何大草写作小说多年来，在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中做出的一次视野开阔、最有力度的艺术探索。
何大草的小说叙事通常有历史叙事和青春叙事两条路线。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学历有相当内在的联系。在他已发表的小说中，长篇小说《盲春秋》和《刀子与刀子》分别是两种叙事路线的代表作品。而在《所有的乡愁》中，何大草已然将他最为熟稔的两种叙事方式有机地糅为一体，主人公艰辛的成长故事是在对历史或悲壮或戏仿的叙事中逐渐完成和实现的。两种叙事协调互动、相得益彰，从而在阅读中产生了一种舒缓跌宕的审美效果：当我们读完主人公从出生到成长再到衰老的复杂而沧桑的历史命运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悄然结束了。接下来是另一代人成长的命运和故事，而历史也悲怆地展开了另一个新的篇章。
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性格时，何大草的修辞策略是着力于描写人物身上的英雄情怀和传奇色彩。在包家镇两个家族几代人的历史故事中，英雄主义与传奇命运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张力和反讽魅力。何大草对英雄传奇的偏好与书写，自然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的艺术借鉴。但他的描写又有独到之处。他的策略是将英雄平民化，写的是平民化的英雄。换句话说，他在书写英雄时也在对英雄去魅。因而，他的英雄人物充满了世俗的色彩，而绝少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元素，更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平民。在描写人物性格时，《所有的乡愁》还有一个颇为隐蔽的叙事表征。小说中的男女大都有“雌雄同体”的人格特征。男人身上往往有女人的元素，或阴柔如包纯善、包博望，或被动如包博望、金稻儿，或秀丽如金稻儿；而女人身上却常有男人的气质，或胸怀壮志、豪气干云如南枣花、包英良，或刚烈果断、义无反顾如包双双、包英良和桐子。对男女人物的混搭书写，更多地投射出作者对于男女人格，性别气质的一种审美理想和情感寄予。对女性英雄情怀和庄严母仪的叙事想象，似乎也是作家的另一种乡愁。
中篇小说《天启皇帝和奶妈》也是一部典雅别致的历史小说。天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的“木匠皇帝”。他嗜好木工，懒理朝政。他在位七年，奶妈客氏与太监魏忠贤专权跋扈，残害忠良，臭名昭著。而皇帝与客氏的暧昧关系，也是明史上的一大悬谜。但对明史熟稔在胸的何大草来说，显然无意复写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故事。他关注的是历史事件中的人性和命运，关注人物性格与历史事件之间极其复杂的吊诡关系。他的叙事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荒唐诡异，其实是与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格纠结在一起的。何大草以精神分析学的眼光考量天启皇帝同奶妈之间那种特殊复杂、极为反常的情感关系，把权力欲望同恋乳情结、政治同人性的纠缠摹写得难解难分，其内在张力具有无穷意味。如果说“性格即命运”，那对重要的历史人物来说，人物的性格或许就铸造了历史的命运。人性的诡异与复杂，导致了历史的诡异与复杂。而在这种人性与历史繁复纠结的背后，则是作者对君主政体和宫廷生活的反思和批判。也就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批判中，显现出何大草对现代性源头的一些个人化思索。
当何大草在历史的视阈中呈现出他对现代性叙事的审美想象之时，女作家郭严隶的《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则从现实经验中体悟到传统沉苛对现代性的遮蔽。
郭严隶是近年“移民”成都的女作家。她在北方一个城市做过多年记者，移居成都，是为了平静而勤勉地写作小说。成都兼容并包的闲适氛围给她提供了平静的环境，千山万壑的南北之遥又为她的写作制造了必要的审美距离。她在成都生活的岁月中，已出版了《浮途》《锁沙》等几部长篇小说。其中《锁沙》是当下中国生态文学中一部引人关注的文本。她的写作实践已然表明，中西传统文化与记者经历是她从事小说写作的精神资源，而她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习得和浸润，又使她的小说承传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具有一种诗意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200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就是这种美学风格的代表性文本。
这部小说以当下中国的社会经验为背景，传达的则是“救救孩子”的启蒙文学主题。小说以一个女艺术家前往南方寻找雕刻灵石“白珍珠”的经历为叙事经纬，深情地讲述了三个孩子不幸的命运故事。其中，名叫“喜儿”的故事传达出对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感性拷问。出身乡村的慈悲山市文化局副局长向文登没有子嗣，便花钱借腹生子，取名喜儿。但喜儿一出生就被锁定在一个宗法家族陋习依然浓厚的穷村之中，注定一生一世要为向家守护家族祠堂，喜儿之生本质上就是“喜儿之死”——他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守护“死亡”。一边是天性善良向往美好生活的喜儿，他的全部人生命运，就是为了替家族践行一个残酷的封建陋习。一边是身为城市文化人的父亲却将此事视为理所当然的尽孝之道。他在城市的生活里另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他攀附权贵、游走文场、如鱼得水，面对被他“遗弃”的喜儿竟毫无一丝愧疚之色。一张一弛的对比性描述中，悲情从叙事的缝隙处源源涌出，而悲情后面，不啻对现代性未竟事业的追问，更是对后现代“虚假繁荣”的反讽。另外两个孩子的不幸故事，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展现出来，但都在大致相同的意义上指涉到孩子成长中沉重的“父权”主题，体现出作者对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文化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批判。在这种反思与批判中，传达出作家对现代性未竟事业的沉痛呼唤。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关涉的沉痛主题是在抒情意味浓郁的叙事中完成的。荷花、月光、小桥和清风都是故事展开和叙事结构的审美意象。作者以审美的意象和抒情的语境状写苦难与丑恶，便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很大的艺术张力和想象空间。叙事话语强烈的反衬使苦难获得了平静而庄严的艺术表达，让疼痛的感觉更加深入骨髓，升华出更大的悲悯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也为当下的苦难叙事提供了另一种更有意味的艺术经验。
成长的隐痛与焦虑：在童年中长大成人
70后的王棵也是近年“移民”成都的新锐作家。曾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的王棵，已发表100多万字的小说、还出版了两部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可以说，王棵“移民”成都，为成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王棵的写作空间阔大，题材丰富，从乡村到小镇、从小城市到大都市，一路写来，颇为得心应手。2009年王棵发表了近十部中、短篇小说，比较突出的中篇就有《河之唇》《忽见祥云》《安乐摸》和《栖息旅程》。这些小说在题材与形式上都有新的变化和提升。王棵的写作最显著的特色是他对人物内心经验的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他长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确把握，可以将人物最曼妙微观的内心镜像，书写得淋漓尽致、曲径通幽。更重要的是，他对某类人物奇特心理乃至怪异心态的捕捉与表现，使他的小说在当下中国小说中成为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耐人寻味。而对现实生活中人物关系的关注与探究，是王棵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繁复纠结的社会情感状态。就是在这种纠结关系的结构中，王棵潜伏到人物心理的最深之处，从那里去倾听人物内心的声音，去寻觅内心的轨迹，去探索内心的奥秘，从而使他的小说在探索人性丰富而复杂的主题上，也独树一帜。
王棵的《河之唇》是一部关于成长主题的诗化小说。小说把一个九岁男孩逐渐成长的艰辛与隐痛释放在江南逶迤的河湾之中。一边是大自然绮丽迷人的诗意风光，一边则是童年成长的残酷历史。一个在大饥荒年代被人抛弃的两岁孩子，被人收养。九岁那年，养父不慎小腿骨折。为了一家的生存，孩子跟随母亲去百里外的大河捕鱼挣钱。在河上捕鱼的两个月中，聪明勤学的孩子不仅学会了卡鱼的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尝尽了成长的酸涩。最后，他还知道了自己作为弃子的隐秘身世。就在那年夏天的两个月中，九岁的孩子告别自己苦难的童年。仿佛在一夜之间，他就长大成人了。
尽管在贫困艰苦的童年岁月里，他饱尝了孤独与饥馑的滋味，但养父母勤劳善良、不舍不弃的关怀却使他获得了难得的人间温情。王棵的叙事充满了忧郁的诗意和生活的质感，在他忧伤而饱满的描述中，童年的梦想在美丽的河湾上渐次展现，相濡以沫的亲情也在现实的困境中大放异彩，岁月的艰难在催生孩子困惑的同时也磨砺了童年坚韧的性格。那个年仅九岁的孩子，在得知自己苦难身世的那个晚上，就洞穿了苦难。而一个洞悉苦难秘密的孩子无疑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他似乎没有经历少年，也无须经历少年，就在思想上长大成人了。这大概就是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生存哲学。但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并不是它表达了一种关于生存的深刻思想，而是它那种寓忧伤于平静、融苦难于诗意的叙事艺术。这样的叙事艺术源自作家对童年视角的选择与坚守，正是童年时节好奇的目光，悄然净化了残酷的现实和苦难的历史，使艰难岁月的成长之河也闪烁着温暖动人的迷人阳光。王棵似乎并非刻意要给我们讲述一段残酷艰辛的成长秘史，他在这个关于九岁孩子跟随母亲出门捕鱼的历险故事中，更想捕捉和营造一种平实而诗意的美学形式。或许，在他看来，在往日那些艰难的岁月中，类似小说主人公那样的成长故事其实很普通，底层社会的多数孩子都有相似或相近的成长故事。因此，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叙述才是真正的挑战。《河之唇》表明，王棵最终选择了诗化的叙事风格。而这种诗化风格可能也是作家本人童年记忆中的一份珍贵的资源，是作家难以忘却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