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灭掉自己？自杀？
葛：是这样，很强烈。
记者：太不像我现在看到的葛红兵了。
葛：但是我说服自己，让自己每天还继续活地下去。
记者：我看到你的一篇文章《我的N种生活》。在开头使用了很多极端的、很黑暗的字眼儿来形容自己，什么阴暗、糜废、绝望，退缩，你用这些词把自己笼罩起来，把你自己埋掉了，是不是真的曾经有那样的一段时期感觉自己好像在深渊里，在黑暗中？
葛：对，可能有六七年的时间，我觉得我被深深地埋藏在这些情绪里面，觉得自己找不到光亮的地方，就像在深深的暗夜里行走，没有坚强的手可以抓到，也没有那种声音（就是那种能够引领着灵魂升华的声音吧），可以让我的心放松下来，比如说，糜废、颓糜，沉身于欲望当中，我有很长的时间是这样子的，甚至于觉得自己已经垮掉了，看不到前面有什么目标，紧紧地抓住身边的能够抓得住的东西，比如说一场小小的快乐，一次小小的奇遇。当然后来我对命运有了更加丰富的想法，以前我是不相信命运的，现在我相信了一点，我认为有的命运是天生的，你生下来就被决定了，你无法脱离它，就像一棵树一样，你想把自己的根斩掉在空中飞翔──做不到，但是人还是有那种想在空中飞的本能的冲动，我还是保留了这种想飞的本能，所以我会不断地割掉自己的根，不断地改变自己。我经常也会痛恨自己，痛恨自己正是因为改变自己的那一种冲动还保留着，这对我是个拯救，它使我没有沦落下去，就像在一个很封闭的井里面感觉到下坠，但是突然之间我会清醒过来，我会奋力地向上，向上飞。
记者：有人说你是一个“酷评家”，怀疑你的动机，是不是想靠骂名人来出名什么之类的。
葛：我想我不是的，有人说我对别人很苛刻，其实我对我自己同样也是苛刻的。我很喜欢卢梭，卢梭给了我什么呢？他要我深入到内心深处去，说真话，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哪怕是不好的想法。去年我写了一本研究我自己的书，《我的N种生活》，这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把真实的东西展现出来，我要找到真实的自我，我不要活在虚假的空壳子里面。
记者：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敢于去直面自己，敢于把真实的自己，哪怕是黑暗的一面，呈现出来的时候，你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特别透明的人，特别的无所畏惧？
葛：是的，我觉得我把自己贡献给了某个信念，那个时候我特别幸福，那时候我在写作进入到了一个无所畏惧的状态，觉得我可以面对一切，自己完全打开了的感觉，那种透明的敞亮的东西，是我一直追求的。
记者：你的这本自传体的小说，为什么叫“N种生活”？
葛：“N”就是说多种，我一个人一体多面，我想让我自己看到自己的多面性，看到我的外表、看到我的皮肉，一直看到我内心深处的魔鬼，我说，我是我自己的魔鬼，我希望这本书有达到这种境界的力量。有一段时间，我会把卢梭的《忏悔录》放在身边，我会模仿他，他是我的精神导师。实际上，写作的时候，我对我自己都会感到恐惧，当我找到我深处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包括在我写“情与欲”当中，我还是有隐瞒的，写到那个核的时候，发现我不能去碰它，内心深处这种无比的疼痛感，我过去伤害过的人，生动真切地又来到我的记忆当中的时候，我受不了。
记者：这部《我的N种生活》是不是你个人的一部“忏悔录”呢？
葛：我想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是出于恐惧而写出来的，这可能是自我力量所不能达到的那个部分，精神上有很多失望的东西，有很多颓废的东西，那么，如何医治我自己？我自己既是一个颓废者，同时又要让自己成为颓废者的对立物，在颓废的背景当中把自己挖掘出来。
记者：在我们谈话过程当中，我注意到你一直在使用一个词汇，就是“信念”，“信念”这个词在我们的谈话当中时不时的就会蹦跳出来，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
葛：信念现在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朴素的立场，我找到了一个核心的词，叫做“我是农民”，我不要那些虚妄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过去我多么崇拜钱钟书啊，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读钱钟书的《管锥篇》，读完了以后我觉得毫无收获，不过是一个知识大厦的看门人而已。过去我崇拜那些文学史上的知识分子，我想做一个大学者，大知识分子。不，我现在不要这样，我要做一个本份的农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说我自己的话的农民。真的，农民在大地上劳动的时候，他们没有害怕自己的皮肤被晒黑，没有害怕自己汗流浃背，他们脱掉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衩抬石头，他们活得很实在，他们喊出来的口号就像野兽的嚎叫一样。我欣赏这种本真的状态，我把字写在纸上，我要让我的文字象农民的号子一样，像他们抬石头时压抑的吼声一样，让我自己的文字有这种力量，我的信念就是这样子的。
午夜的对话
—走进葛红兵的《我的N种生活》
孙德喜
夜很深了，万籁俱寂，只有星星在遥远的天空里冷冷地注视着我们。我以为，葛红兵的《我的N种生活》只有在此时阅读才最是时候。在喧嚣的白天里，我们的心境很难平静下来，也就难以聆听到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才能与葛红兵一道去探访灵魂，倾听他的诉说，与上展开对话。
外界的许多人总以为葛红兵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他的人生真是春风得意：25岁读硕士，而且只读了两年就提前攻博；30岁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当年就被评上了副教授：又只过了3年，他就成为国内现当代文学专业最年轻的教授之一。真可谓少年得志！然而，在这些事业成功的表象的背后，到底能有几人知道他这些年来遭遇的挫折，了解他人生旅途的艰辛，又有几人能够听到他那痛苦的灵魂发出的撕裂的牌叫，犹如荒野里受伤的粮在苍茫的夜晚发出的那样！
或许是受到上帝的垂青，葛红兵的智力相当高，这确实给他带来了事业上的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让他在短短的几年内出版了7本学术专著，4部长篇小说，3本散文集，共计发表150多万字，从而成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青年学者和闻名通达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他的智力给了他极高的悟性，促使他的灵魂觉醒，迫使他不得不睁开眼睛面对那严酷的现实与自己沉重的肉身，使他在灵魂与肉体的激烈冲突与撕咬中，在个体与环境的不断搏斗中体味人生的各种痛苦和绝望的滋味。
葛红兵的痛苦就痛苦在他有一颗始终处于不安之中的灵魂，当他人在司以为常的环境中日益麻木以至在麻木中昏睡的时候，当他人在极其强大的文化势力与体制等构筑的藩篱面前作出无可奈何的妥协的时候，他的灵魂却是如此强烈的渴望自由，自由似乎成为他最重要的情人，成为他生命存在的意义，因而他要不顾一切地扑进她的怀抱。于是，他一直幻想着自己在“飞”，似乎在他出生之前，他就是以“飞”的方式而存在的，尽管这是没有肉体，非常虚无的，但是他以为这正是的一种生命属性：“它所要的就是飞，一直飞，飞人虚无和叙夹。那是超越引力和压力的世界，没有诱惑当然也没有压抑，回为它空空如也，就是一种飞。”然而，在现实的世界里，由于肉身的存在，这种“飞”的欲望与冲动就要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很大的牵制，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并为许多牵挂所困扰。
但是，飞翔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就是为飞翔而存在的。“我常常莫名地渴望飞翔，一种无法言说的飞行欲望在我的刍体里涌动着，折磨着我，让我无法安稳。”因为，肉身的沉重与飞翔的欲望不断地冲突，结果常常是他的欲望在冲突中被击得粉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对人体的诞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我宁可相信1968年，对于我是一次死亡的仪式，而不是诞生，我的‘飞’死亡了，它离开了，它离开得那么干净利落，甚至关于它的记忆也一并带走了。”这种走向虚无的对于“飞”的痴迷和依恋实在是无奈。
飞翔的翅膀只能生长在想象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他只生长着脑袋和双腿，于是他选择了另一个人生姿势：行走。行走就是流浪，就是漂泊，决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行走意味着挣脱，不仅是对作为精神摇篮的故土的挣脱，到一个陌生然而更为广阔的土地里去闯荡，
而且是对来自现实生活与文化环境的种种束缚的挣脱。对于故土的告别，就是选择孤独并与之为伍，让精神在孤寂中经受痛苦的折磨，往往就在灵魂选择漂泊流浪的时候，他那沉重的肉更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念起了一道紧箍咒：回家吧！回家吧！而家到底是什么呢？家就是对母体的眷恋，那么回家则渗透着对脱离母体产生的恐惧。但是，葛红兵还是毅然选择了漂泊流浪；要冲破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栅栏，就得为之忖出惨重的代价。葛红兵生活的年代毕竟不是20世纪的20、30年代的中国。当年的鲁迅、从南京到北平，从北平到广州，到厦门，再到匕海，虽然说不上多么滞洒，但是走得还是自由的。
朱自清从浙江的师范学校来到清华非常洒脱。然而到了葛红兵生活的年代，历史似乎倒退了回去，他的行走总要受到户口、档案以及各种人事关系的羁绊，这给他的行定造成一重又一重阻碍，使得他在行走的路途上洒下了难以计数的血汗与泪水，命运一开始就与葛红兵开了个玩笑，回为出生在农村，其户口就决定了低人一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养成了他看人所取“向上看”的姿势。为了走出农村（这并不表明他对家乡的厌恶与个绝，他还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的，尽管自己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与教授职称，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农民，而不喜欢将自己归到知识分子的行列），他就得先突破户口的关卡。进海门师范以后，由于他的成绩出众，于是被保送上了大学，尽管命运向他敞开了一扇大门，让他看到了自由的天空，然而他却不能拥有自己，
“定向”的性质就像一根绳子一样牢牢地挂着他。他终究经不住自由的诱惑，更是为了抗拒权力的安排，从他人手里夺回自己，但是他毕竟太弱小了，区区一个读书人怎么能在与强大的权力的抗争中取胜呢？最终他不得不拿出所谓的“人才流失费”“10000元”（相当于他当时两三年工资）向权力去赎回自己。自己虽然被唤了回来，但是他的心灵已经留下了一直隐隐作痛的创伤。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他的行走，他从扬州到南京，又从南京到武汉，后来又到了上海，拖着他疲惫的身躯，一路孤独地走下去，去寻找那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或者说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把行走看作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他要在不停地行走中实现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人生的不断行走中，他对行走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他曾在一篇关于鲁迅与梵高的比较的文章中，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鲁迅笔下“过客”的行走，在与鲁迅的精神对话中渗透着他自己的人主体验。
葛红兵在行走中获得了自由，也对自由有了深刻的感悟。但是，对自由的深刻感悟之后，他并不感到激动和兴奋，反而对自由产生了严重的恐惧，甚至产生了怀疑：“这些小小的自由对了我这样的人来说又为什么意义呢？已经有人为我在排好了我为什么还要选择自由呢？自由使我心慌，我怕的就足可能性……”这种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我们不能赞问。因为我们知道：首先获得自由而进入的天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它虽然可以激起我们的好奇心，但由于陌生而难以把握，到头来自己很可能被自由吞噬：其次，长期以来我们生活的环境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已使我们对这种安排习以为常共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使我们对于自由很不习惯，就像长久关在笼子里的乌总是吃着主人的喂食以致于退化得自己没能力出去觅食；再次，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严酷的现实很可能布下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叫每一个追求者不知所以然地栽跟头。所有这些不能不令人感到胆怯。
对于内心的这种怯懦，葛红兵没有回避，而是从奥古斯丁、卢梭、尼采、萨特、鲁迅等先辈那里汲取精神力量，鼓起勇气，深入到自己的灵魂最隐秘的地方，将深藏着的怯懦揪了出来示众。于是，在《我的N种生活》中，读者可以看到分明生活着两个葛红兵：一个是接受审判的葛红兵，他“阴暗、糜废、炽狂、偏执、衰颓、轻蔑、退缩、疼痛”，“是自己的魔鬼”，是一个退缩者的形象。这个葛红兵总是躲在灵魂的深处，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他的天空，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命令自己向困难妥协和投降或者绕过各种障碍，企图将他自己囚禁在舒适而惬意的温床上而忘却作为人存在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使他的人生一直浸透在悲哀之中：另一个葛红兵则是自我审判者与解剖者，在书中以思想者的姿态存在着，为那个接受审判的自己而深深地怦悔。就是这两个葛红兵在书中激烈地搏斗着。通过这场搏斗，张新颖先生看到了这样阶情形：“这是一颗敏感、不安的灵魂的自我创未，展露了幽暗复杂的精神图景，释放出强烈的冲击力和生命痛苦挣扎所产生的丰富能量。换心自食，痛何如哉。”（《我的N种生活·国内批评界对本书的评价》）这场搏斗就是向自己身上的人性恶开战，无疑也是一种痛苦的自我台定。而这需要撕裂自己灵魂的坚强勇气和吞咽巨大苦痛的气概，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了严厉解剖自己的鲁迅。然而，对于葛红兵本人来说，他并不是要获取与鲁迅等人牵连到一起的评价，更不想在这一点上做个“模仿秀”，他是要将自己的灵魂撕成碎片，并将其投入到语言的烈火之中，让自己的灵魂在熊熊的烈火中涅梁，以期升华。向着彼岸泅渡的升华看似光彩照人，只是弃给那个庸庸碌碌的勇气又有几人能拥有！只是撕裂灵魂的巨大痛楚又有几人能够知晓并且体味过！
一个完整的人应该是由灵魂与肉身两部分构成的，或者说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然而，这两者并不总是十分和谐地相处，而是常常发生矛盾冲突。如果成功地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人就能生活得十分滋润，否则就很可能走向自杀。那么如何妥善解决肉体与灵魂的矛盾呢？葛红兵选择了对话。于是，在他的《我的N种生活》中便有了灵魂与肉体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既有激烈的争吵，也相娓娓道来的劝说。
在《1968年的飞》这一节里，“我”便是那不安的灵魂，“你”就是那沉重的肉身，通过对话探讨“存在”的问题：“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应该如何“存在”？这种对话往往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最终走向了形而上，进入了纯粹的哲学层面，这就使得他的这种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不再只属于他的个人，因为他在走向哲学的时候就已经走进了人类的本性。试想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个需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展开这样的对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