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来即是受苦，非我等能够做主。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如何应对苦难。”
——佚名
让读者知道我在1994年被绑架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这段经历是如何改变了我，是很重要的。这将有助于解释我在经历危难时的行为，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能挺过来，并继续活下去。
1957年8月，一个阴雨的冬日，我出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无论是我家还是整个国家都在经历动荡。20世纪20年代初，我的爷爷奶奶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留在了阿根廷，因为这里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胡安·庇隆1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以后，一切都变了，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阿根廷开始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期。
不幸的是，我家的经济情况也跟当时国家的经济形势一样。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姐姐米歇尔比我大五岁。我出生时，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岌岌可危，我们不得不搬进了爷爷奶奶的房子，叔叔也住在那里。我经常跟父亲开玩笑，说似乎是我带来了霉运，因为在我出生前，全家人都还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
我在爷爷奶奶家长到了六岁，三个家庭居住在一个屋檐下，一起努力赚钱来维持温饱。1964年，一个住在美国的远房叔叔来到我家，对我们贫寒的境况感到惊愕，于是说服了叔叔和奶奶移民到美国居住。他还试图劝我父亲也搬走，但父亲自视为爱国主义者，决定与祖国患难与共。
所以到1964年底时，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家可归了。父亲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只能靠挨家挨户卖袜子来糊口。我们不得不从城市搬到一个叫做冈萨雷斯卡坦岛的农村地区。这里是荒凉的西部，高乔人在此过着游牧的生活。我们居住的小屋没有自来水，电力稀缺到无法同时点亮两盏灯。
房屋漆成了粉红色，有两个卧室和一间老式的厨房。这房子像某些预制房屋一样简陋，但毕竟是个家了。至少我们还有一块土地，能种些粮食，养几只下蛋的鸡。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也在大约两英里之外，可以说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的学校在四英里之外，只有一间教室，铺着脏兮兮的地板。每天我都需要长途跋涉去上学，沿途偶尔会抓几只青蛙或捕几条蛇。垃圾车每个月只来一两次，出现在唯一的一条柏油路上。每到那时，我就把自己挂在车厢后面，搭个顺风车去学校。
夏天，我们在马儿饮水的水坑里游泳。空闲的时候我常常去田间晃荡，那里仿佛有着无穷的乐趣等着我去探索。同年，我的弟弟艾利克斯出生了，家里的情况更加不如从前。叔叔再次来到我家，极力劝说父亲离开，移民到美国。他依旧固执己见，不为所动。
到了1965年，家里的情况实在太糟糕，父亲终于屈服，去了美国，留下母亲、十二岁的姐姐米歇尔、几个月大的弟弟和我四个人在这困苦之中相依为命。父亲离开后，家里情形进一步恶化，没有人料理庄稼，养的鸡也奄奄一息，不再下蛋了。
母亲只能做粥给我们喝，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粥里究竟放了哪些东西，它就像粘贴壁纸的白色浆糊一样。过去她用野生黑莓做果盘，现在我们也把这些野生黑莓当饭吃。有时候我们一周有五天都吃这些东西，那段经历之后，我再也没有吃过任何含有黑莓的东西。多年以后，姐姐送给我一瓶十磅重的黑莓果酱作为生日礼物，真是有趣。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有能力给家里寄一些钱了，因此我们能买些其它食物，但是附近没有超市或便利店，母亲不得不去城里采购。早上5点她就出发，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才能回来。我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公共交通，所以她只能背着购物袋步行好几英里的路。我们三个孩子留在家自己照顾自己，天黑了就在屋里蜷缩到一起，等她回来。
1966年5月，父亲终于攒够了钱，能把我们接到美国去。于是米歇尔在家照顾艾利克斯，我和母亲则进城去看看有没有人能给我们一些旧衣服，好穿着去美国。我们早已连衣柜也不用了，住在那个地方，真的不需要太多衣服。运气不错，走过几个地方之后，我们就收到了足够多的衣服，可以穿着乘飞机前往新家。出人意料的是，虽然这些日子听起来令人沮丧，也充满艰辛和悲伤，但并未在我们心中留下阴影。事实上，我脑海里都是些快乐的记忆。那是令我感到完全自由的一段时光，身心没有压力的我能够无忧无虑地成长，不像大城市里的孩子常常不堪重负。亲近与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我收获了一种自信，使我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可以顽强应对。这段人生的经历给了我内在的勇气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引领我走出即将到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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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根廷民粹主义政治家，1946年至1955年、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两次出任阿根廷总统。他常常被视为最伟大的阿根廷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