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比去世后志愿者小组并没有得到喘息。在鲍比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开始接手弗瑞德的事。弗瑞德是个广告经理人，为歌剧、芭蕾剧、交响乐团设计宣传封面。他有点势利眼，或者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样子。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巴迪过来帮我整理院子。他总是乐于助人，不论这个人是否是艾滋病患者——譬如当阿瑟的父母从别的城市赶过来时他所做的一切，他还和我一起打扫阿特的公寓——或者给其他志愿者帮把手。
我们原计划在我这里吃晚餐，但还没来得及吃（因为我们还在室外干活），肯恩就打来了电话。他说我们必须去一趟弗瑞德的公寓，因为弗瑞德已经为我们准备好晚餐而且非常渴望见到他的新团队。巴迪和我停下手中的活计赶了过去。
弗瑞德准备了我迄今为止喝过的最美味的黑豆汤，中间配着一块酸奶油，上面放着一根香菜。我对大厨的恭维换来一句：“你做饭吗？”
不知怎的，当我回答“不怎么做”时，我仿佛能感觉到弗瑞德接下来会说什么。
“那你最好去学一学，这样你照顾我的时候，就能给我做饭了。”
他的话让我感到很慌恐，不过我还是欣然接受了他的其他要求。幸运的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当我需要为他煮饭时这件事情并没有成为困扰。
弗瑞德进医院做一些检查之前并没有太多事情可为他做，但他给列我了一长串购物清单，这其中包括酸奶（“一定要拿现场制作的那种”）和手纸（“一定要拿洁白而且超级柔软的”）。他如此事无巨细以至于如果货架上没有弗瑞德要求的东西我都犹豫着要不要自己做决定。
我和弗瑞德唯一的社会经历是一起去看一场电影，我们都同意看那一部，不过除了知道它是一部喜剧外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弗瑞德开车到我家来接我。当我打开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哦，你竟然穿牛仔裤。我本来也想穿，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我觉得这太随便了。”
太好了！这真是一个好的开始。等我们坐在影院里，灯光暗了下来，我一边恢复镇静一边想着也许我们还可以共度美好时光。当台词突然从幽默转向淫秽，弗瑞德开口了，声音大得足够很多人都能听得到：“哦！这是一部奶子和屁股的电影。”
尽管那样说，这部电影对我们俩都没什么吸引力，但正如后来我们所发现的那样，我们都想礼貌地顺从对方而没有要求离开。为了适当地挽救这个夜晚，我们在电影院所在的购物中心吃晚餐。和强势的新朋友在一起我很不自在，而弗瑞德看起来好像也如此。他先是弄掉了吃饭用的银叉子，然后是餐刀。我们想不出能聊点什么，可我又不能早早离开。待我回到家且弗瑞德也离开了以后，我琢磨着我要怎样才能平静下来去履行一个看护人的职责。
肯恩、弗瑞德和我共进晚餐，而此时弗瑞德正经历着他那不可避免地迅速接近的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不久前他曾打电话向我询问如何应对抑郁。坦白说我不记得我对他说了什么，但我的确记得因为这个问题他突然触动了我心中的软肋，因为抑郁在我的生活中并不陌生。我一定是给了他一些合理的建议，因为很快弗瑞德自己入院治疗了。他很快走出了那段低谷，当我进入他的病房时我就能看得出来，他正在翻阅他的名片盒，找到一些人的名字然后开始打电话。事实上，即使他不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也会打给他，我陪他坐着的时候就有很多那样的对话。每次我试着起身离开的时候，他都会示意我回来。待他把电话挂断的时候，探访时间到了于是我就走了。
肯恩的生日是8月31日，星期五，为了确保可以好好地庆祝这半个世纪的印记，他决定自己来举办生日派对。它将在一家小餐厅的大包间里举行，在那里24位被邀请的客人可以进行舒适而私密的聚会。由于弗瑞德还在医院，他不确定能不能来，好让全部的24位朋友和合作看护人悉数到场。那天早上工作的时候接到肯恩的来电，相当正式地通知我：“我想弗瑞德今天晚上不会参加我们的聚餐了。”
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练：“弗瑞德决定在我生日这天死去。”
这听起来很好笑，但我觉得肯恩真的这样认为。
加里那天午夜会从旧金山抵达这里，他是在劳动节期间过来看望我，于是我问楚门是否可以陪我去机场。他同意了，逐一拥抱过肯恩、史蒂夫、乔以及大部分其余那些未必属于我的社交圈里的人们之后，我们先行从肯恩的派对上离去。在刚刚失去了小组负责的第三个客户之后，我急切想知道我儿子的情况如何。在他短暂的探访结束前，加里见了我大部分的新朋友，而且他似乎很乐意我和他们在一起做事。
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