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基金会早期的成立随着艾滋病团体需求的发展陷入了一系列的困境。因此最初的志愿者团队，以及新加入的成员，不可避免地会经常被要求参加不止一次的周末培训课程。我们互相交流自身的信息以及与艾滋病有关的经历。我们做角色扮演并交换一些私人的秘密，我们承诺会保守这些秘密。对于我们所说所做的有关于艾滋病的一切事情，保守秘密的重要性一再被强调，这是出于隐私和匿名的需要。有些人一旦被人发现感染了病毒就会被剥夺公民权，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我参加的第二个周末培训中，有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男士，名字是弗瑞德——我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弗瑞德——他被我们团队中的男人描绘成“令人咬牙切齿地好看”。尽管他一定完全清楚自己外表优势，却还是非常地谦和友善。当轮到弗瑞德来扮演一个护理者去医院里探访一位生命垂危的艾滋病患者时，我想我就要心碎而死了。我看到一个年轻男人平躺在地板上，而弗瑞德弯下身子，轻声而又温柔地对他说自己有多么关心“艾滋病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尽管已尽力克制自己不为所动，我还是没能撑住，情不自禁地放声痛哭起来。我并非是房间中唯一的对我们所见证的场景有所反应的人。那个时候，我已经历过类似的真实场景，因为我所属的最初团队已经在这一领域奋斗两年了。弗瑞德和他的演员同伴令那潮水般的往事涌上我的心头。
我有幸成为了弗瑞德的朋友，并且和他共度了很多闲暇时光。有一次，弗瑞德在一次公司活动中作为我的客人参加了一场棒球比赛。他那天来接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看起来是多么地消瘦，他有一些感冒或流感的症状。他热爱打棒球并喜欢参加专业赛事，所以那天我们玩得不错，但我能感觉到他身体不太好。没过多久弗瑞德的健康状况就恶化了，这令他从我们（恐惧却健康的这类人群），成为了他们（那些患有艾滋病的人）。当我得知弗瑞德已经去世的时候，有关于弗瑞德在周末培训上的表演技能全都变得如此真实，一幕幕重现。
加里的一个密友蒂姆，也就是几年前我在比利的床前遇到的那位，也来参加了弗瑞德的葬礼。随着哀悼者向弗瑞德悲伤的家属们表示慰问之后退出教堂，蒂姆和我认出了彼此并且为我们共同的损失而悲痛。我那天才知道，弗瑞德曾是蒂姆的治疗师。
通常，当你偶遇到某人并同意与之保持联系，那一般都不会成真。但当我向蒂姆提议我们可以花些时间在一起时，他回应道：“今晚怎么样？”
那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友谊的开端。
蒂姆在那天晚上过来了。我们没有共同的朋友或亲人，我对于第一次社交访问的唯一记忆就是，我坐在沙发上，而蒂姆四肢张开、脸朝下，趴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我们一起听着《心灵空间》，有一小时的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就在我们共度第一个美妙的夜晚后不久，我收到了加里的一封来信，其中有一段写道：
“蒂姆写信说他很享受同你在一起的那次拜访。他说他从没注意到你和我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我猜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如此亲近。让我们继续这样保持下去吧！”
加里和蒂姆，还有另一个叫做尼尔的男人，在大学时结识并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就像是三剑客。加里毕业后搬到新奥尔良从事他的第一份工作以后，尼尔和我结成了我们自己的友谊。我现在仍然能见到尼尔，当他在同性恋男子合唱团演出的时候，但我们不再有联系了。在1988年，有弗瑞德作为我们共同的交集，蒂姆和我开始了一段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他告诉我，他自己，艾滋病毒检测也呈阳性。
没过多久，我们就经常互通电话并共进晚餐。我们并不谈论加里，我们有自己的友谊，它建立在我们共同的兴趣、问题以及动态之上。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餐厅里吃晚饭。我倾诉了一些自己最为私人的痛苦，完全没考虑同蒂姆分享这些话是否恰当。他的反应令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了。他说道：“我感到太受宠若惊了，你会愿意和我分享这些内心情感。”这令我们之间持续形成了一种永久的联系。
那时候，蒂姆和一个叫做麦克的朋友一起住在一座漂亮的二层联排别墅里，麦克也是一位艾滋病患者。他们的协议是蒂姆住在麦克家里，房租免费，并且照看麦克和他的房子直到麦克过世。他们谁都不知道那将会何时发生，蒂姆很欣赏麦克的慷慨——尽管那是伴随着感激与不安的复杂情感。在一次我认为是很随意的谈话中，蒂姆问我在麦克死后他是否可以搬来和我同住。我毫不迟疑地告诉他：“好啊，那会很有趣。”
在1988年，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吃了很多次饭，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蒂姆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种瓦尔登湖似的体验。他鼓励我到城里的一处植物园去，在湖边坐坐，那里有大大小小的鸭子还有其他一些只能在德克萨斯东南部一处自然栖息地才能看到的动物。直到那时我才知道离家这么近有一片这样的湖水。一个夜晚，我们开车到一处理想的地点观看月食。在蒂姆的生活中自然占据着很大的分量，而他教我比以往更多地去欣赏它。我们游览了另一处植物园，我一开车门就看到了有18个一美分整齐地排放在停车场的地上，——这是一件小事但值得回味。这一大片休斯顿城郊的绿洲，就位于城北主要机场的附近。这自然之美，空气中弥漫着各个特殊花园里种植的多种草本植物的香气，和飞机引擎发出的轰鸣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在同一时间刺激着我们的感官。啊，自然！
接着，1989年2月的严寒到来了，这在这个国家的这一地区是极罕见的。
我所有的同事几乎都早早离开了办公室，这样就能在交通拥堵前安全到家，办公室里余下了一位同事，我决定搭他的车。我们的计划是先到他家里去，在那里等到交通不那么拥挤了，他再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没遇到什么交通问题，于是决定停下来吃个饭。一切都很顺利，但当我们到达他的公寓大楼时，我从车里下来，一下子在冰上滑倒了，这导致我的手腕严重扭伤。整整三天疼痛难忍——独自一人——在接下来的周六早上才好。就在我穿着一件超大的长袍睡衣、趿着一双拖鞋在房子里踱步的时候，门铃声响了，听起来并不是很受欢迎。
门外站着蒂姆，他穿着他最好的西装，看起来很不错。还没等我打开网格门让他从寒冷中进屋里来，他就问道：“你的邀请还算数么？我刚从麦克的葬礼上回来。”
我能说什么呢？在当时，我并没有真正想要答应迎接一个室友。我之前从没有过室友，而且立刻就拥有一个的状态听起来也并不令人心动。经过商议，我们一致认为有大量时间可以用来操办他搬家的细节。他承诺要做好麦克事务的收尾工作，变卖他的公寓，并处理好各种琐碎的事情，他可以在那里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还没有去过他们的公寓，不过很快就得去了。
三周以后，我被自己工作了21年的公司辞退了，由于公司失去了重要客户，储蓄和贷款业崩溃以及其对于零售商场的滴入式效应1。他们不再需要我们设计公司提供服务了。受伤的胳膊痊愈后，我就会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投入到艾滋病志愿者工作中去。
那时候，我已经爬出战壕同邮寄小组一起并肩作战了。随着艾滋基金会的不断壮大，那个小组永远都有数量惊人的工作。我们要么是在募集资金，宣布一个筹款活动，要么就两件事都在做，同时还负责相同的广告传单。我们通常在晚上见面，等到团队中那些还有一份有薪水工作的成员们完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以后。这份工作很有趣的原因有很多：团队领导通常会带来皮威·赫曼（Pee-WeeHerman）2的磁带还有爆米花，尽管我们集会的目的可能很迫切，但我们在工作的同时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而且我们的注意力不需要紧紧地盯在手头的任务上面，只要我们正确将邮编分类。通常会有数以千计的资料要被整理、折叠，然后塞到信封里去。我们要先附上邮寄标签，然后把它们送去通过邮资机，再装进由邮局提供的包裹里。有时，一份单一的邮寄工作要花上两到三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证明了我的工作效率以后，鉴于我没有工作令我有了如此多的“空闲”时间，我白天又被分配了一些独立的任务。我独自一人，几乎没有什么监督，去完成志愿者活动负责人指派的任何任务。有时候，我的工作包含了审阅高度机密的志愿者文档，移除那些多余的文件，这些文件堆积得比任何人能够跟进的速度都要快。我接触了一些关于我的志愿者朋友们的信息，那些都是要严格保密的。有一些潜在的流言蜚语，不过幸运的是我在保密方面的培训与实践在充分发挥着作用。尽管很感兴趣，但材料都不曾泄漏。
一件令人沮丧的琐事是把印有艾滋病毒/艾滋病信息的传单同几包避孕套一起装进无标记的马尼拉文件夹里，在周五和周六的晚上要把它们分发给同性恋酒吧的顾客们。我的挫败感来自于，当我打开装满避孕套的巨大纸板箱时，我看到数百个像巧克力金币一样被包裹在闪亮的金箔里的物件。它们是避孕套，而我想要巧克力！
在一年一度的志愿者答谢晚会上，我被评选为了年度最佳志愿者，由于没有参加晚会并领取我的奖品，我受到了批评。我说，假如我知道我会得到这个奖，我就一定会去的，然后被告知：“我们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我真希望我去了。
尽管我非正式地从直接给予他人关怀和支持的活动中退了出来，但仍然有很多无意中走近我生活的人需要我的照料和关注。
当我频繁地参与艾滋基金会办公室的事务时，蒂姆是一个花店老板，他的工作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即便是在关门以后，他还要清理店铺，而第二天的生意会再次令它脏乱不堪。他也在努力履行自己对于麦克的承诺。由于他不堪重负的日程安排，他有时会让我代他去麦克的公寓，会见一些预约的房地产销售客户。我记得自己在那里找到的宁静，在细雨、山涧，甚至是白噪音3中打瞌睡，所有的这些都来自于夏普图像公司的“噪声机器”。角落里的大钢琴上永远覆盖着一块别致的帘子，上面还优雅地放置着一个装满鲜花的巨大花瓶，而这架钢琴就要被变卖掉了。水晶高脚杯、大量的盒式磁带（不再播放了）以及异常舒适的家具——这一切都会消失。但与此同时，我和蒂姆很多次见面在泳池旁边的小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我的另一个嫂子，去年八月被诊断出了胰腺癌，她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失败了，于是我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了另一个前线。尽管进入我的生活中的艾滋病是如此具有毁灭性且令人心碎，我也时刻被提醒着它并非是会给人们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伤亡的唯一疾病。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只有两年，而它之前的四年，因为癌症我已失去了其他两位亲人。我在艾滋病社区接受的培训都派上了用场。然而没能持续多久，到了六月份，我亲爱的嫂子去世了，在她拿到诊断仅仅10个月之后。她死后不久，我哥哥就开始了长期而混乱的时期：经常给我打电话，以及偶尔不打招呼就过来拜访。没有人知道，他正处于老年痴呆症的冲突阶段。我感受到了应该去照顾他那份责任的负担之重——但之前我并不觉得——我得同家里的其他亲人一同承担这些。我感到害怕的同时又觉得厌恶，我很不喜欢自己的那些感受。然而我，也正沿着自己的路——走向严重的抑郁症。
就在这一团混乱之中蒂姆说他已经准备好搬进来了。我已经向他做出了承诺而且不得不遵守诺言，但我真的没有准备好。待到他在加里从前的房间里安顿下来，我在心中默默地尖叫着。我哥哥几乎每天早上都打来电话，由于蒂姆的房间离电话比较近，他每次都接听电话然后顺着长长的过道喊：“你哥哥的电话！”
我的神经崩溃了。我那可怜的哥哥没有意识到他当时的来访和电话都不受欢迎。我其他的家人和我都没有意识到他不大对劲了。我只是完全没有做好承担这一切并同时迎来一个新室友的准备。那感觉很奇怪，由于我从未与家人以外的人一同居住过。
我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有个人和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感觉。尽管我们有商议好的一套居住守则，然而我呆在自己的家里感觉一点都不舒服。我以前从没有在夜里睡觉时关过卧室门，而现在这样做时我感到很受拘束。我蜷缩在地板上看电视，坐得离电视机很近，这样我就可以把音量降下来。早上我在房间里耽搁得一天比一天晚，避免面对这一天——直到，毫无疑问地，那必然到来的电话在上午10点左右打过来。
蒂姆在后院搭起了油画和喷枪设备，为了制作他原创的，而且非常可爱的贺卡和办公用品，他打算出售它们。除了花艺设计以外，他还在很多领域都很有艺术天分。由于拥有相似的背景，我本应该很享受他创作的每一分钟，然而我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他在我的房子里居住得很愉快而且显然非常满足，他趁我不在房间的时候摆放了精美的插花给我一个惊喜，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心意。回家看到这些时，甜蜜的情愫令我的心都融化了，但我究竟是怎么了？我要崩溃了。
一天早上，我逃到了封闭式的阳台上，但几分钟后，蒂姆过来问我想不想谈谈。
“不想。”我立刻说道。
“好吧，只要有人愿意，我愿意和她谈论任何事情。”
那正是我需要的，一切都倾泻而出了。我已经彻底筋疲力尽了。我解释了和别人同住对我来说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当我正为加里的健康和我哥哥频繁的意外来访而深感忧虑时。蒂姆非常和蔼而仁慈地提出他可以他的新男友丹多住一些日子。
1988-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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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滴入式效应：指一个体制中给予上层人的利益与影响会传递给较低阶层的人。
2皮威·赫曼：美国喜剧演员。
3白噪音：指持续而无规律的杂音，用来掩盖令人心烦的杂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