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最早为其颁发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的人之中，却有暗杀托洛茨基的凶手西班牙人梅卡德尔，此人在墨西哥蹲过20年监狱。1960年5月31日签署了为其颁奖的密令，6月8日勃列日涅夫向被秘密接到苏联的梅卡德尔表示祝贺。
勃列日涅夫有了机会常常出国，在国外他受到礼仪周全的隆重接待。他开始获得外国奖章——几内亚共和国独立勋章、印度尼西亚一级星形勋章、南斯拉夫一级星形勋章。
勃列日涅夫出国时，为他驾驶飞机的是首批喷气式客机图-104的试飞员布加耶夫。将加加林从拜科努尔载回莫斯科的正是布加耶夫。勃列日涅夫喜欢讲述飞赴几内亚和加纳期间，一些不明国籍的歼击机曾围着他的飞机绕圈子，但布加耶夫巧妙地让飞机摆脱了这一危险局面。
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之后，不仅让布加耶夫担任民用航空部长，而且晋升他为空军元帅。布加耶夫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勃列日涅夫邀请老相识契尔年科加盟工作。契尔年科却不喜欢所推荐的这份差事。他在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戈利科夫却说，是他将契尔年科拉来莫斯科的：
“契尔年科跑到我这里来恳求说：‘帮帮我。一些摩尔达维亚人来找我，说我已经占着位子八年不动了，帮我随便找个去处吧。’”
1956年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鼓动处处长。9月8日他签订了一份《保证书》：
“我，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郑重保证：作为苏共中央机关的在职工作人员，抑或解职之后，都将对有关工作的资料和信息保守最严格的秘密，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宣扬和将其告知任何人。”
契尔年科在老广场上站稳了脚跟。然而勃列日涅夫突然来电话，让他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办公厅主任。按官阶表而言，这是降级使用，该职务也缺少前途，而且总的说来，干吗要离开中央委员会……
一名下属遇到契尔年科正在痛苦地思索：“我的这位上司坐在那里，双手托头，愁眉不展，都快哭了。他突然对我说起勃列日涅夫向他推荐的工作。他一向只有在极端罕见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坦露心迹。
‘要是你能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干这个工作就好了！’他对我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加以拒绝——就意味着搞坏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那可能让我付出高昂的代价。’”
于是契尔年科去见勃列日涅夫。现实生活表明，这一举动开辟了他飞黄腾达的道路。
勃列日涅夫的国际事务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1961年12月勃列日涅夫出访印度三个星期，每天出头露面，发表21场演讲。所有的印度报纸都刊登他的肖像和演说内容。
勃列日涅夫从不放弃在大众传媒曝光的机会。他像演员一样装腔作势，赫鲁晓夫看了便拿他取笑（赫鲁晓夫自己也是一位演员）。赫鲁晓夫的闲话传到勃列日涅夫耳朵里，让勃列日涅夫颇感惶恐：他知道，赫鲁晓夫可以轻易地与昨天的宠幸之人分道扬镳。勃列日涅夫不大敢与赫鲁晓夫交谈，甚至涉及民众生活的时候也是如此。
曾一度发生这样的情形：
赫鲁晓夫过高估计了社会舆论对犯罪现象进行斗争的能力。法官们停止审理案件，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将被告交与劳动集体担保。结果犯罪率上升。于是赫鲁晓夫要求进行更加严厉的惩处。1960年代初对某些犯罪重新实行死刑。这真是罕见的怪事！——法律竟然获得了相反的作用力。
一些未成年人也被处死。这是按照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特别命令行事。有一个案例，一名未满15岁的少年因杀害父母被判死刑。
最高法院致信赫鲁晓夫称，这种命令是非法的。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最高苏维埃前秘书戈尔金将信件交给勃列日涅夫，请其转呈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读过信后很不情愿地去见赫鲁晓夫。
很快他就垂头丧气地回来，说：
“傻瓜，干吗我要听您的话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生气了，不肯收下这封信。”
勃列日涅夫还接到过更加不愉快的委托。
1960年10月24日，在哈萨克一个后来称为拜科努尔的主要试验场上，正准备进行P-16（8K64）弹道导弹的首次发射，该型导弹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扬格利的设计局建造。
科罗廖夫也即将结束自己的P-9型新导弹的工作。他打算证明他的导弹更好。两位设计师之间的关系极其尖锐。军人们意见分歧，有些人喜欢科罗廖夫的导弹，另一些人则支持扬格利。因此两个庞大集体的命运即将决定。
扬格利的新导弹预定于10月23日发射。但像常有的情况那样，最后一刻发现了故障，特别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人们试图当场加以排除。扬格利的第一助理布得尼克建议排放掉液体燃料，从从容容地加以修复。
领导国家委员会的是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炮兵元帅、苏联英雄涅杰林。
涅杰林希望新导弹无论如何要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前夕发射。他明白及时向莫斯科报告这一重大胜利是何等重要——赫鲁晓夫等着呢！
总司令心急如焚，只同意将发射延迟一天。他下令在不排放燃料的情况下完成所有的工作。
这是第一个致命的错误。按照切尔托克院士的意见（他在科罗廖夫身边工作），另一个错误在于，为这枚导弹制作控制系统的不是富有经验的设计师梁赞斯基和皮伊金，而是鲍科罗普廖夫。科罗普廖夫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在加工自己的系统时未能做到高度精确。
涅杰林元帅坐在导弹旁边的椅子上，密切注视工作的进程。他的四周遍布随从人员。这是违反安全技术规范的——他们全都应该从现场撤离。
实验人员排除导弹故障后累得要命。他们取下了防护性的闭塞装置，那是用来阻止发动机开车的，可他们忘了这点。
而在控制站，人们正忙于修理程序配电器，这是启动时向发动机发送指令的仪表。不知是谁让程序配电器旋转到了起始状态，并没有检查线路。仪表让二级发动机车开了，而闭塞装置已经取掉……二级发动机从上往下喷出火焰，烧穿了氧化剂箱和一级的燃料箱。160吨燃料猛然间喷发出熊熊烈焰。
导弹里面及其近旁所有的人都被活活烧死。还好，导弹的头部没有爆炸物。准备进行试验飞行，弹头填装的是无害的压载物。
那些站在离导弹稍远处的人试图跑开，但燃烧着的燃料赶上了人们，一共牺牲126人。
涅杰林元帅仅只残留下金星英雄勋章，没有什么可供收殓。扬格利的两位副手——柏林和孔采沃伊以及几名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年轻设计师也都葬身火海。
赫鲁晓夫事后板着脸问扬格利：
“你为什么没有烧死呢？”
是奇迹救了扬格利一命。他本来待在涅杰林身旁，但离开抽烟了。吸烟室位于起飞点150米开外的一个防护严密的地下掩体里。
灾祸发生之后，扬格利通过政府专用的高频线路装置以口授电话方式向莫斯科报告：
“当地时间18时45分，距离8K64型导弹发射30分钟之前，正在进行发射的最后操作之际，发生了招致贮存复合燃料的油箱毁损的火灾。事故结果，多达100多名抑或更多的人伤亡。其中数十人丧生。炮兵元帅涅杰林当时正在试验现场。目前还在搜寻他。我请求对于被火灾和硝酸烧伤的人进行紧急医疗救助。”
中央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马林当即向主席团委员们宣读了电话报告内容。
次日，为了调查事故原因并在11284部队采取措施，组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他表现出慎重的态度。当委员会结束工作，事故原因已经查明的时候，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政府得出结论，你们已经对自己做了足够的惩罚，便不再处罚你们了。望安葬自己的同事，继续工作。国家需要洲际作战导弹。”
1960年10月26日的报纸报道，由于“航空事故的结果”，炮兵主帅兼导弹部队总司令涅杰林牺牲。他的骨灰盒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内。对事故和其他牺牲者则未置一词。遇难官兵葬入阵亡将士公墓。
半年过后，扬格利推出了自己的P-16导弹进行试验，它迅即用以装备部队。战友们证实，扬格利为这一悲剧不肯原谅自己。他知道他的过错所在：他松懈了，放松了手中的缰绳，纵容试验场上所有的人也都松懈起来。这种对牺牲者所怀有的负罪感一直伴随着他，直至生命的终结。
勃列日涅夫并未改变对扬格利的态度，始终支持他。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时，一直坚持看望扬格利。扬格利妻子讲过，一次例会之后，扬格利与勃列日涅夫同席晚餐，其间勃列日涅夫问：
“听我说，米哈伊尔·库兹米奇，你有没有什么家务问题？我能帮助解决吗？”
扬格利对勃列日涅夫说：
“您公务繁忙，我不知道以私人的问题麻烦您是否合适。不过确有一个问题。我家的住房很好，但遗憾的是，窗户什么时候都照不到太阳。入住当时倒也很亮堂，而后来窗户的正对面耸立起了新楼的一堵墙。”
数日之后，已去基辅附近的疗养院休养的扬格利接到莫斯科打来的电话。来电人员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他想弄清楚，扬格利希望在哪个区域哪座大楼里得到新的住宅。一个月后，扬格利一家便迁入了牧首塘附近的一座大楼……
1961年6月17日，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奖励完成世界首例宇宙航行的人的问题。
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建议授予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赫鲁晓夫当即表示不应当这样做。但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不知何故不肯听从第一书记的话，表现出罕有的原则性和决心，一定要奖给赫鲁晓夫第三枚金星勋章。
于是赫鲁晓夫提议，同样授予科兹洛夫和勃列日涅夫英雄称号。谁也不曾反对。
6月19日，因领导建立和发展导弹工业、科学技术和实现苏联人进行世界首次太空航行的杰出功勋（乘“东方号”卫星飞船），授予赫鲁晓夫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授予部长会议副主席乌斯季诺夫和科学院院长克尔德什两次英雄称号；授予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科研工作委员会主席鲁得涅夫和国家无线电电子学委员会主席卡尔梅科夫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后，依然是一个性情直率而和蔼可亲的人。
“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和蔼可亲和对同志与人为善的态度，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年的国家计委主任拜巴科夫说，“格外健壮而矮小敦实的身躯，引人注目的脸庞，一对浓眉下的眼睛炯炯有神；在乌克兰，人们说他是‘出色的小伙子’。他身上的一切都仿佛固定不变、意味深长、心平气和。大家认为，他能深刻地了解人，不太注重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