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在增长，为此我们的领导人受到了根据充分的严肃的批评。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借口‘民主化’而与强制俄罗斯化进行斗争。开始号召改变国家制度和为乌克兰的独立而斗争。须知北京也赞成乌克兰独立自主！……已经出现为过去翻案、赞美古代、试图为马泽帕恢复名誉等现象，而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则被说成叛徒。我们的中央书记在哈尔科夫州市委书记会议上指示高等学校中只能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这已被公认在思想上是有害的。而普希金的著作竟然用乌克兰文出版，足球转播也要用乌克兰语！谢列斯特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政治上不明确的讲话之后，这一切便大肆泛滥。绝不可低估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必须发动思想斗争，使之更为尖锐，更具进攻性和明确的目标。”
乌克兰共产党一名政治局委员要求采取坚决措施：
“必须将公开的敌人投入监狱，不关押他们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的过错。”
紧接谢列斯特之后，1972年9月奥夫恰连科也被撤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职务并逐出政治局。谢尔比茨基将其叫到自己那里说：
“您作为技术人员，很难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您有专业，因此改做科学工作对您不会成为问题。让我们考虑一下新书记的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央委员里我没有发现合适的人选，您提提意见吧。”
在政治局会议上，谢尔比茨基宣布：
“由于健康的原因，奥夫恰连科同志已递交解除其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职务的申请，并请求将他调往科技部门工作。”
在中央全会上，谢尔比茨基已经讲得更为严厉了：
“奥夫恰连科同志从事意识形态工作无法令人满意。”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党的领导人瓦琴科补充说：
“谢列斯特和奥夫恰连科对待民族主义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态度，应当按照党的规章制度审查他们的工作。”
10月31日谢尔比茨基向莫斯科报告：
“费·奥夫恰连科同志自1968年起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他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方面，采取了暧昧的立场……在许多情况下未能对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给予坚决的回击，在这方面奥夫恰连科同志应负相当大一部分罪责……在对文艺和科学界知识分子的工作中，讨好甚至庇护某些在思想方面起着严重破坏作用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在党的积极分子中和知识界已经毫无威信。”
奥夫恰连科在改行从事党务工作之前是胶体化学和水化学研究所的领导人，便回到这个研究所，不过已经不再是所长。在中央全会上，马兰丘克当选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乌克兰中央书记。他被委以清除谢列斯特余毒的重任。
一篇抨击性的文章出现在共和国党刊的四月号上。谢列斯特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业已明白他必须下台。在四月后期他即被取消党的最高领导人资格。
甩掉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利扬斯基
几乎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甩掉了另一名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
波利扬斯基在推翻赫鲁晓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凭着胜利者身份在政治局中拥有重要职位。看来，他并不明白，那些帮助新主子夺得政权的人并不可能与之共同统治这个国家。
1966年12月28日庆祝勃列日涅夫60寿辰之际，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波利扬斯基献给总书记一首赞美诗，将之与列宁相提并论。
他与勃列日涅夫以“你”相称，彼此直呼其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勃列日涅夫对此不再乐意：他希望得到来自老同事们的更多尊敬。
波利扬斯基错过了重要时机，此刻勃列日涅夫已不再有求于战友们，得出的结论是下属们更为有用。
波利扬斯基是个积极主动、精力充沛的人。当时的国家保健总医师布尔加索回忆说，他和营养研究所所长波克罗夫斯基院士曾被波利扬斯基召唤前去，波利扬斯基说：
“两位医生，你们在自己发表的所有文章中都警告民众说，多吃油脂是有害的。不能再这样说了，因为你们让人们抛弃了一种好食品——奶油。我恳求二位了，要是今天晚上你们能联名为《真理报》写一篇介绍奶油益处的文章，我马上就将它发表。”
布尔加索十分诧异：“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发生了什么事情？干吗需要这样一篇文章？”
波利扬斯基说，丹麦一些公司拒绝购进沃洛格达州的大批奶油，借口是吃奶油不好。奶油积压在冷柜里，大家都不肯买。
布尔加科夫提出一个较为明智的办法：“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也许降价更好些？”
波利扬斯基回答说，政府不会改变定价的，这点必须排除。
总保健师并没有向自己提出问题：丹麦人不吃的食品，可以让苏联人吃吗？布尔加索夫和波克罗夫斯基写好文章，马上就给发表了。
第二天布尔加索夫被他的上司卫生部长波克罗夫斯基叫去，部长不胜惊讶地问道：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啦，是无事可做吗？您一向写文章说，食用大量的油脂是有害的嘛。”
贝尔加索夫解释说，他是在完成波利扬斯基交付的任务。
波利扬斯基的积极性激怒了政治局委员们，尤其是当他对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出兴趣的时候，那可是属于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直接负责的领域。政治局内有着自身的规矩，在别人的园子里拾掇打整是不行的。
扎米亚京讲过，波利扬斯基密切关注西方报刊对政治局委员首先是对总书记的报道，经常谈论此事：“你看见他们都敢于干些什么了吧？”并且高声引述人家的话，加以议论。而勃列日涅夫却根本不想听这一套，他感兴趣的事情，离了波利扬斯基也有人向他报告。
塔斯社的参考性通报中有一套《国外报刊概述》，仅限于在最高领导人中流传。其中刊登各种“反苏”报道，包括引用国外对苏联领导人的不留情面的评价。扎米亚京负责监管，不允许有关个人的任何不好的内容进入《国外报刊概述》。
此外，性情粗暴的波利扬斯基口无遮拦。1969年谢列斯特给波利扬斯基打电话，抱怨人家强迫他向国外出售葵花籽油粕换取外汇，而共和国畜牧业所需的蛋白质却不足。波利扬斯基同意谢列斯特的意见，不应当这样做，但又向他说明，他无法采取任何措施：
“勃列日涅夫无论外汇还是油粕，什么都不懂。”这样的议论不可能不传到勃列日涅夫耳朵里。
据说，勃列日涅夫有一次与波利扬斯基谈话，像平日别人不同意他的意见那样，随口说了一句：“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工作，只好提出离职申请了！”
波利扬斯基听了，仿佛不假思索似地脱口而出：“你干吗用离职吓唬我们？你一走，别的人马上就来。”
勃列日涅夫哑口无言，这个细节他牢记不忘。
1973年2月2日政治局开会，仪式日程已经完结，勃列日涅夫突然说：
“我这儿有马茨凯维奇递交的一份申请，希望解除他的农业部长职务。他请求派他去国外工作，我同意。同志们，你们的意见为何？”
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给勃列日涅夫写的是：
“我觉得，我看得出问题也懂得解决的办法，但是不能确信和证明这个办法、这样解决的正确性。我正在失去自信，失去希望，这样下去绝对不能容许。除此之外，身体状况亦已恶化，接受了一次手术，还要做另外两次，这同样无法令人振作起来。
从我的观点出发反复考虑一切之后，我作出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请求您解除我现有的职务。这是国家最重要的职务之一，要担当这个职务，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至少应该挑选一个拥有很大的顽强劲头之人。”
政治局委员们谁也没有开口。既然问题已经解决，还能再说什么呢？勃列日涅夫吩咐将马茨凯维奇叫来。部长进门，面色苍白。勃列日涅夫告诉他，其请求已经得到满足，马茨凯维奇便出去了。不久他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担任大使。
勃列日涅夫在同一次会议上接着说道：
“早已向库拉科夫和波利扬斯基下达了物色农业部长一职候选人的任务，可是这样的候选人至今仍然没有。这应当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在党和苏维埃圈子里都要有威信。我对这样的候选人考虑了很长时间，现在提议任命波利扬斯基同志为农业部部长。”
波利扬斯基大约是在暗自想心事，并没有听清在点他的名，便小声地向坐在身旁的谢列斯特打问：“彼得·叶菲莫维奇，这是在说谁呢？”
“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你怎么啦？”谢列斯特不胜惊奇，“你没听见吗？在选你呢。”
波利扬斯基困惑不解地说：“你别开玩笑了。”
谢列斯特重说了一遍：“勃列日涅夫点了你的名。”
“可是谁也没有和我谈起这事呀？”
这时勃列日涅夫回过头对波利扬斯基本人说：
“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您为什么默不作声？”
“我该说些什么呢？”
“可这是在谈您的事呀。”
“谁也没有和我谈过这个话题。”
“这不，现在我们就当着大家的面谈吧。您是管农业的，熟悉各种规程，对您来说，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什么新的东西。”
波利扬斯基全然不知所措：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请求不要这样做。对我来说，这太突然了，我甚至没有准备好为何对这个建议作出回答。此外，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我全力以赴投入这个巨大的领域。我并不是想让您为难。”
波利扬斯基的解释听起来像孩子们似的缺乏说服力，简直有点儿可怜巴巴。一个政府领导人，却企图推脱新的任务，好似没有学会功课的学生。勃列日涅夫不放过挖苦政治局同事的赏心乐事：
“怎么，部长会议第一副手的工作就不需要健康的身体？我认为波利扬斯基的说法站不住脚。我们大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病，但我们仍然在工作。”
波利扬斯基继续嘟囔：
“可是在部长会议里我本来就在管农业嘛。”
“担任部长？——那可是另一回事。这时候你就要具体地、独立地解决问题了。”
晚上波利扬斯基总算有幸获得勃列日涅夫的接见。勃列日涅夫为未能事先打招呼表示歉意，但是并未改变自己的意见。任命的问题已经解决。波利扬斯基从部长会议搬到农业部，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
“我在一年之内，”他的助手向我讲述，“经手接到两三千份政治局文件和数千份克格勃文件。这都是些‘K’系列的材料，装在缝制的信封里，盖有五枚火漆印章。每一份都需要阅读并为首长作出标记，以便他能熟悉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意见。波利扬斯基善于精明地利用自己机关人的才智。”
有一次送来了政治局关于大使与政治情报机关（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关（情报总局）驻外机构相互关系的决议。波利扬斯基看过之后突然吩咐助手加以复印。绝密文件是禁止复制的。助手不能不执行首长的指示，但有责任报告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为此契尔年科曾警告过他）。助手违反规定，替波利扬斯基进行了复印，并且向谁也没有说一句。他心中琢磨，为什么首长对这样一项与农业毫不相干的决议会感到兴趣呢。经验丰富的波利扬斯基已经明白，他在部里是待不长久的。
不仅勃列日涅夫，而且还有柯西金，都力求避开他。有一天柯西金对俄罗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尼科夫说：
“真是个怪人，那么机灵。我不明白，他在克里米亚读完大学，作为一个23岁的年轻人，怎么没有入伍，却跑到了西伯利亚？谁也搞不清楚！后来在赫鲁晓夫时代，他处处表现出挑衅，爱耍阴谋，现在却又灰心丧气。我不喜欢波利扬斯基。”
柯西金弄错了。战争开始时波利扬斯基并不在克里米亚。1940年他被录取为中央委员会直属高级党校旁听生，后来被任命为新西伯利亚州一个区的机器拖拉机站的政治部主任。斯大林的政策就是这样——后方更需要党的领导人。
柯西金不喜欢波利扬斯基是因为，此人的行为举止不单是独立不羁，简直是与政府首脑平起平坐。这种情况一举告终：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将波利扬斯基请去，把一张单子往桌上一放：“你挑选一个国家吧。”
波利扬斯基略加思索便说出了国名：日本。不过他对这个国家却毫无概念。
《文学报》第一副主编瑟罗科姆斯基给他打来电话，对新的任命表示祝贺。
波利扬斯基对其兴高采烈地说：
“你知道吗，这会儿我正在读列宁关于日本的论述，简直是惊人地有趣！”
专家们都知道，列宁关于日本从未写过只言片语。不管怎样，这也没什么，只要能对未来的大使有用就行。为了做准备，原助手介绍波利扬斯基阅读斯捷潘诺夫那部一度流行的描写日俄战争的长篇小说《旅顺口》……
继出使日本之后，波利扬斯基还在挪威担任过大使。
大局已定
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首脑后，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但即便是他，也还须受党内领导成员们意见的束缚，特别是开初一段时间。
事实上，总书记若未得到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同意，便不能签署重要的文件。
勃列日涅夫起初依靠的是中央书记处：那里都是他的人——苏斯洛夫、基里连科、库拉科夫、乌斯季诺夫，他可以指望得到那里的全力支持。马祖罗夫回忆说，重要问题都由书记处研究，然后勃列日涅夫来到政治局，气势威严地说：
“我们经过商议和斟酌，应当如此这般地采取行动。”
他的人便齐声附和：
“说得对，列昂尼德·伊里奇。”
为了在政治局只留下他可以充分依靠的人，勃列日涅夫花了数年时间。
1973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战友们千方百计地颂扬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一马当先，会场里三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最重要的还是苏斯洛夫的发言，他对“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讲了一大堆阿谀奉承的话。结果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首次写上了：“……在我们列宁主义的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领导下”。
自此之后，从中央全会到党的普通会议，哪一次开会也少不了对勃列日涅夫进行颂扬。此前勃列日涅夫常常取笑苏斯洛夫，如今却对他怀着充分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委员们再也不便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决定了。
1973年12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在总结过去一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时说：
“比如说某些决议，尽管我并不同意，但还得签署。诚然，这样的决议非常之少。我这样做是因为，多数政治局委员在表决时已投了赞成票。同志们，我和你们工作得很协调，符合列宁遗训的精神……我们的党团结一致，没有任何反对派别，所以我和你们更易于解决各种问题……当然，我们往往很累，使自己负担过重，但是同志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国家所有的人的幸福。有时候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还不得不克服疲劳……”
政治局会议每逢星期四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政府大厦三楼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