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圣火的守护人
苏斯洛夫稳居苏共中央书记之职35年，创造了绝对纪录。
围绕苏斯洛夫流行着大量的传言、议论、神话和传奇。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身上综合了种种神秘特点，思想感情绝对深藏不露。人们都说，斯大林逝世前意欲宣布的接班人正是他，不过未能来得及罢了……甚至历史学家都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苏斯洛夫没有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
1969年，伊林少尉向政府车队开枪，企图刺杀勃列日涅夫。伊林被捕后，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进行首次审问。伊林解释说，勃列日涅夫使国家陷入贫困境地，他希望由苏斯洛夫取代勃列日涅夫，担任国家领导人……
很可能这位少尉是唯一一个衷心希望如此的人。
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要求善于采取出人意料、非同寻常、独立判断的决定，而不是墨守成规。赫鲁晓夫能做到这点。即便是勃列日涅夫，在他尚未患病时，也能做出某些决断。而苏斯洛夫则习惯于严格地照章办事。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都不允许偏离总的路线，一辈子已经养成习惯：往左一步或往右一步都无异于逃跑，押解队不加警告即
可开枪。
苏斯洛夫是一个忠诚的赫鲁晓夫分子，在危急时刻总是支持赫鲁晓夫；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反对第一书记：即赫鲁晓夫本人干下了某种不能容许的对党构成危险的事情时，比如他下令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或者打算破坏党的机关的传统结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本人描写过，他在1962年12月17日偶然参加党的领导人与文学艺术活动家会晤的情形：
“一个面容相当聪慧的高个子来到我们面前，高高兴兴地用力摇晃我的手，说了一些他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感到极为快意之类的话，摇晃之热情，仿佛如今我再也不会有更为亲密的朋友了。其他所有的人都自报了姓名，这个人却没有。”
我问：“对不起，我这是和哪位……？”
特瓦尔多夫斯基以责备的语气低声说道：“是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呀！”
我又问：“对不起，哪一位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
特瓦尔多夫斯基变得极为不安：“就是苏斯洛夫嘛！”
我们本应该在视网膜上和心底里经常铭刻着两打他们的肖像才对啊！——然而视觉记忆时时捉弄我，结果我就没能认出来。幸而苏斯洛夫似乎并未因为我认不出他而见怪，仍然继续和我握手……”
赫鲁晓夫被打发退休后，曾懊悔没有及时撤掉苏斯洛夫，说看错了他。当然，冷酷无情的教条主义者和书呆子苏斯洛夫不可能让富有激情的赫鲁晓夫喜欢。但是赫鲁晓夫却看重苏斯洛夫是党的教条的保卫者。
苏斯洛夫留心每一句话，监察党的事务中的任何一件琐事。对苏斯洛夫而言，形式比内容更为重要。他认为，党的决议就是加固国家的一道道铁箍，企图改变某些东西的任何尝试都可能导致其瓦解。
他是神圣的意识形态圣火的守护人。他从来不会撤销党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决定，从来不会寻求这样的表述：让你弄不明白，究竟是撤销了决定，还是已经批准了。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1976年在苏斯洛夫那里讨论一篇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章。苏斯洛夫对待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方式：
“我将它与1970年刊登在历史百科全书上的文章进行了对比。同志们实际上是照搬原文，但删除了其中的某些部分。比如斯大林在合作化期间犯了错误，后来得到中央委员会的纠正。比如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件中，谈到斯大林的粗鲁以及其他一些对于担任这种职务的政治家不能容许的缺点……我认为，同志们去掉这些内容是不对的，应当予以恢复。否则人们就会加以对比并提出疑问。另一方面，不知为什么要删除诸如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表现出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并被授予红旗勋章，等等。这些也应当加以复原……”
雅科夫列夫曾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莫斯科夫斯基来电话告诉雅科夫列夫，说他准备刊出一篇批评那些歌颂英雄和战功的诗人的文章，其中也涉及维索茨基。
莫斯科夫斯基将军早在战前即毕业于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在军队报刊工作多年，战后担任《红星报》副总编辑。斯大林逝世之后，他调入中央委员会机关，主持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宣传鼓动部数年。1960年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两年后，又奉派出任驻朝鲜大使；1965年成为《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
雅科夫列夫要求让他看条样。看过之后得出结论：这是一篇胡闹的文章，于是给莫斯科夫斯基打电话：“我劝你不要发表。”
尽管如此，文章还是见了报。
雅科夫列夫气坏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听从我的意见？”
《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骄傲地回答说，该文已征得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处（指总书记的助手戈利科夫）和德米特留克的同意。而德米特留克是雅科夫列夫分管报刊的副手，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当时正在住院。
雅科夫列夫尽管知道多数书记都喜欢那篇文章，还是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他摸透了苏斯洛夫的心理：此人从来不肯宽恕破坏纪律的行为。
他并未想错。苏斯洛夫看过报告，将问题提交书记处。
苏斯洛夫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就不必再听取雅科夫列夫同志的看法了，他已经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于是让《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发言。莫斯科夫斯基的发言肆无忌惮，坚信自己做得正确。非但如此，反倒责备起中央宣传部来，暗示“部里需要巩固其地位”——意思是说，雅科夫列夫不配做领导人。
苏斯洛夫听他说完后，加以落实：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雅科夫列夫是否劝您不要刊登那篇文章？”
“是的，他劝我不要登。”
苏斯洛夫让特米特留克从座位上站起来：
“德米特留克同志，在解决是否刊登这篇文章的问题时，您在什么地方？”
“在医院里。”
苏斯洛夫有时也试图说点俏皮话：
“据我所知，人们住医院是为了治病，对吗？”
对方哑口无言。
“德米特留克同志，您怎么啦，您决定在医院领导一个部？可是我们已经有一位部长了。您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我看不出您继续在机关工作的可能性。”
苏斯洛夫回头面对莫斯科夫斯基，此人由于脑子不够用，竟然胡说他那篇文章已取得总书记机关的同意，这正是苏斯洛夫最不喜欢的一点。他主管所有的意识形态问题，无法容忍有人随便闯入他的领域。
“莫斯科夫斯基同志，您难道不知道中央委员会的职责分工吗？”
德米特留克作为克劳斯诺达尔人，得到政治局委员、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波利扬斯基的支持。但对苏斯洛夫而言，这毫无意义。结果德米特留克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机关，去当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委员兼电视广播总局局长。他的仕途便就此结束……《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受到苏斯洛夫一顿训斥。这位书记无法容忍破坏“既有工作规程、党的道德标准和纪律”。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夫斯基即奉命退休。
试图与苏斯洛夫争论，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
曾任驻民主德国和法国大使的阿布拉西莫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驻外干部和出国工作部部长。阿布拉西莫夫是一个自视甚高却天资有限的人，不过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联系，因而颇觉自信。这就让他陷入尴尬境地。
“1975年初的一天，苏斯洛夫给我来电话，”阿布拉西莫夫回忆说，“要我接见K某并建议任命其为部里的指导员。与K见面后才弄明白，他仅有中学肄业的教育程度，在民警部门工作多年，后来又进了克格勃机关，无论如何也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挨过两天之后，我给苏斯洛夫回电话说，恕我有违他的指示，无法支持K做候补人选。
苏斯洛夫扔掉了话筒。过了一星期，勃列日涅夫将我叫去，也不正视我一眼，便逐字逐句宣布了如下决定：
‘在柏林，我们的大使让昂纳克很伤脑筋——还得你重新到那里去替换他。’
我已经走到门口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朝我背后说了一句：
‘你别再和米沙发生冲突了。’”
套中人
苏斯洛夫被人们称为“套中人”，是个名符其实的干面包。他对所有的人都以姓氏称呼，当然，总书记除外。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主楼的五楼即与勃列日涅夫同一层楼上，占用一套所谓的二号办公室。
即便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须持有盖了特别印章的公务证明，才能自由出入五楼。应邀前来商讨事务或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人，一律严格按照名单放行。查验证明文件之后，再发放去五楼的通行证，有人指引乘哪部电梯可以上楼。到了五楼，还要重新查验一次证件。
在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也建立了同样的制度。
苏斯洛夫从不迟到，总是在九点差五分准时上班。九点钟时他已经坐在写字台旁边了。中午一点整他去用午餐，饭后休息，两点又开始工作。下午六点，苏斯洛夫从办公桌跟前起身，乘车前往别墅。
别的政治局委员常常受到嘲弄，苏斯洛夫却不会让人找到这种把柄，唯有他对套鞋和老式西装的癖好可供一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曾经讲述过去伏努科沃二号机场迎接外宾的情形。政治局委员们走在前头，其余的人略略靠后。
叶戈雷切夫突然高声说道：
“咱们政治局真穷啊！”
大家停下脚步，回头问道：
“什么？”
“整个政治局只有一双套鞋！”
天气干干爽爽，苏斯洛夫却穿着雨衣和套鞋。
勃列日涅夫笑了，这种事让他开心。
苏斯洛夫坐汽车宁愿开得慢一些——时速勉强40公里。当最高领导人们的车队前往政府机场伏努科沃二场时，谁都不会试图超他的车。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托尔斯季科夫在这种情况下曾经说过：
“今天你超车，明天你超车，后天你就没有了可坐的车去超了。”
苏斯洛夫没有偏爱之人、知交好友、眷顾对象。他非常关注自己大公无私党员的声誉。一位退役将军上书中央委员会，说苏斯洛夫因出书和发表文章收入大量稿费，而这不合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苏斯洛夫极为难过，因为他一向严格遵守职务方面的道德准则，清楚地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政治局委员应当将稿费转入中央委员会庶务局或者和平基金的账户。
苏斯洛夫找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让他看了将军的来信。雅科夫列夫从未见过苏斯洛夫为此六神无主！苏斯洛夫开始替自己辩白：
“可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啊！我可以提供把钱交给哪里了的清单，助手们手里各种证据都在。我求您将这位将军请来，向他解释清楚，我并没有干这种事。您和他谈一谈，不过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得罪他，作作解释就可以了。”
雅科夫列夫找来了将军。那人浑身发抖，自己先吓坏了，觉得去招惹这样的大人物真是斗胆。雅科夫列夫向他一一作了解释。
“我是一时冲动了！”将军开始表白，“有人对我那么一说，我也就写了信，请您多多原谅。”
雅科夫列夫向苏斯洛夫电话汇报，说他所交待的任务已经完成。
苏斯洛夫这才如释重负，甚而喜出望外：“您是否告诉了他，说对他并没有意见？”
“说了，当然说了，并且安慰了他，甚至还转达了您的问候。”
“做得对！”苏斯洛夫说。
一些乡下亲戚往莫斯科给苏斯洛夫写信，请求帮助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中央委员会用程序化的表格作出答复：请不要分散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对国家重大事务的注意力。
有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维克多·费奥多罗维奇·斯图卡林为外交部副部长。苏斯洛夫听到这个熟悉的姓氏，便举目四顾，看见国家出版委员会主席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图卡林后，便厉声问道：
“这是您的亲属吗？”
结果，两个斯图卡林只不过是同姓而已。如若他俩是亲属，苏斯洛夫可能就不会批准这项任命了。
“苏斯洛夫个子很高，”常来莫斯科的美国商人阿曼
德·哈默回忆说。“生就颧骨高耸的一张瘦脸，厚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目光锐利的灰蓝色的眼睛……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谨言慎行、异常腼腆的人。”
一路高升的思想总警监
苏斯洛夫秉性保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懂得变革对现行制度不利。他不允许自己采取任何主动。那些年里他心爱的一句话是：“这并未吩咐过我们。”
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向身边的人抱怨说：“会场上可能大家都睡着了——实在枯燥乏味。你们都知道地基里打桩的情形吧，苏斯洛夫就是这样——没有一句生动的话，没有一点新鲜的想法——全是说过、写过了千百次的老一套。”
苏斯洛夫1902年11月出生在萨拉托夫省赫瓦伦县的沙霍夫村。他童年患过肺结核，生怕旧病复发，因而总是将衣服裹得严严实实，脚穿套鞋。在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中，他是唯一一个不爱打猎的人——担心感冒，况且这类娱乐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年轻的苏斯洛夫在县贫农委员会开始了自己的劳动生涯，该委员会的主席正是他的父亲。不过他并不想一直待在农村里，1920年他徒步抵达塞兹兰，再从那里前往莫斯科。
苏斯洛夫考入工人预科，后来又被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录取。
在该院毕业后，他考入红色教授学院，这是培养社会科学教员的高等学校，同时也为中央机关培养干部，学院由中央宣传部领导。
结业后，苏斯洛夫担任中央委员会直属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视察员，也在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所属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工作过。
1937年苏斯洛夫奉派前往罗斯托夫主持州委，历经清洗之后那里出现许多空缺。大清洗为他开辟了向上的通道，结果他迅速成为州委书记，随后又担任第一书记。
未来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罗斯托夫州管理局局长。他们二人都前程辉煌，但一生的归宿却迥然而异。阿巴库莫夫1954年作为叛国分子遭到枪决，而苏斯洛夫则于1982年在医院逝世，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
1939年，苏斯洛夫从罗斯托夫调任奥忠尼尔启则边疆区委（后来更名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贝利亚接到报告，说第一书记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边疆区管理局的工作感到不满，认为该局表现了“宽宏大量和漫不经心”。苏斯洛夫并不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人，但是非常明白，在那个时期只有消灭别人才能保全性命和谋得高升。
多年之后，苏斯洛夫对年轻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戈尔巴乔夫讲过，他在新地方开始时处境颇为艰难。斯塔夫罗波尔一个区的党代表会议曾将苏斯洛夫为首的整个边疆区政治局宣布为人民公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