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单是我，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勃列日涅夫说，同时向柯西金点了点头，“都考虑过您的调动问题。至于当时将您调离，并不是因为不能胜任工作，只不过是您的观点与赫鲁晓夫有分歧罢了。”
早在1962年9月，《真理报》上便发表过教授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和奖金》。他第一个说出了勤于思考的经济学家早已有之的想法。无论整个工业或单独的企业以及在其中工作的人，都根本对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漠不关心。与此同时，工业部门却年复一年地超额完成计划，不断生产那些质量低劣、谁也不需要的产品。利别尔曼建议授权厂长们自己去与合作者签订合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而部分利润则可扣除下来，作为工程师和工人们的奖金。
这是改变经济状况的第一个建议。全国都对这位教授的想法议论纷纷。《真理报》的文章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正好符合他主张将管理部门的权力交给企业经理的设想。赫鲁晓夫决定进行试验。正当草拟各种文件之际，他却被迫退休了。
柯西金担任政府首脑之后，下令修订试验的各项原则。然而这样的试验，也让官僚们胆颤心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远非所有的人都支持柯西金。
波德戈尔内在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干吗要改革这个鬼名堂？难道我们还发展得不好吗？”
柯西金回答说：
“改革很有必要，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开始降低。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用过了，因此应当鼓励主动精神，提高全体职工对劳动成果的兴趣。”
但波德戈尔内仍然固执己见：
“如果要进行改革，那也需要仔细地做好准备。”
勃列日涅夫热烈支持经济改革的想法。有一天，他闷闷不乐地来到扎维多沃。《真理报》总编辑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解释说，“政治局会议上严肃处分了两名部长。但处分也无济于事：他们破坏计划是因为，其他的一些部长没有给他们提供原料、枢纽站、配套设施和燃料。而反过来，又有人未能及时向这一些部长提供别的东西。”
“都怪硬性的统一计划体系，”勃列日涅夫说，“中央不可能把一切都预见到。”
1965年9月27日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作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规划和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经济刺激》的报告。
他宣称，历史上形成的生产资料工业（A类）与消费品工业（B类）之间有利于第一类的相互关系是不正确的。
除开撤销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意之外，他的报告中有许多早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即已酝酿的大胆的建议。这位政府首脑提出增强企业的经济独立，减少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的数量，给予企业自行处置一部分所挣得的钱和制定人员编制的机会。柯西金希望从物质上激发整个企业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兴趣，使得他们更好地工作。
9月29日，勃列日涅夫也在全会上发表讲话：
“为了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能力，应当加强经营管理中的经济手段。需要借助于经济刺激制度激发每个企业的工人、技师、技术员、工程师和职员的兴趣，让他们乐于运用新技术，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为每个企业扩大权利则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
勃列日涅夫在那个时期并不是改革的反对者，而是拥护者。他当时相信他能改善民众的生活。他做到了每周改为工作五天，将一个休息日变成两个休息日，星期六也可以休息了。这对全国都是一份厚礼。
1965年11月2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规划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就此柯西金的改革启动了，并成为一场相当激烈辩论的导火线。变革的拥护者支持改革；而党中央机关的一些人却暗中抵制改革，唯恐扩大企业权利会削弱官员们的权力。
柯西金是领导层中唯一关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人，其余的人已习惯于只顾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他按老习惯关心纺织工业，从国外为其购置设备。
人们开始挣到更多的钱，但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有一个任务就是将居民手中所积攒的大量的钱回收以投入经济。柯西金与意大利签订合同，在陶里亚蒂（俄罗斯城市，因纪念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而得名）建设一座生产小轿车的工厂。这样，在俄罗斯的道路上便出现了“日古利”牌小轿车。
多亏了柯西金，苏联人才品尝到了百事可乐的滋味。
早在1959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即曾在莫斯科的美国展览会上请赫鲁晓夫喝过百事可乐。这张照片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百事可乐一时名扬天下，最重要的还是，它超过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可口可乐。
实际上这是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之间又一轮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在生产领域和广告之中进行，而是早已上升到政治层面。
美国的总统向来不仅可分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而且也分别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崇拜者。艾森豪威尔威尔、肯尼迪、约翰逊都是可口可乐总统。尼克松则成了第一位百事可乐总统。1968年他当选之后，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被逐出了白宫，它们的地位由竞争者取而代之。总统的手下人开始只喝百事可乐。
美国总统们的美食爱好得到论功行赏的回报。百事可乐公司为尼克松的竞选运动提供资金。为了表示谢意，1970年尼克松派遣一个庞大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时，将百事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执行总经理唐纳德·肯德尔列为代表团成员。
柯西金接见了美国人。肯德尔提着一个公文包来到克里姆林宫（那时尚未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他被介绍给柯西金的时候，取出一个白铁皮可乐罐递给柯西金。苏联政府首脑惊讶地望了望这位美国人。而肯德尔啪地一声扳掉拉手，原来罐子里面是一个已预先调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波段的收音机。
这个新技术产品给柯西金留下了强烈印象。他与肯德尔达成协议：百事可乐公司获得独家授权，在美国销售伏特加并在苏联建设自己的工厂。
当时堪称特例的这份协议，在百事可乐面前打开了巨大的苏联市场。百事可乐的第一家灌装厂于1974年开设在新罗西斯克。
新的思路推动了经济发展，无论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提高。第八个五年计划被视为大获成功。然而革新的推动因素迅即消失，改革开始逐渐停息。认真改革经济局面的尝试未获成功。
何以如此？通常人们都说，是政治阻碍了柯西金的改革：勃列日涅夫产生了猜忌心理。寡言少语、冷静沉着的柯西金大得人心。勃列日涅夫嫉妒他的声望。
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私人关系并不亲密，因为他们是迥然不同的人，无论就智力水平或性格而言都是如此。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前往外地期间，傍晚，闲了下来。晚饭时勃列日涅夫无所适从地问：
“这样，我们又干什么呢？”
柯西金回答说：
“没什么，看看书吧。”
他离开后，勃列日涅夫嘲弄地学着说：
“你听，看看书吧。”
这样消磨时间，在他看来最没有意思。如果不是柯西金，而是波德戈尔内或基里连科在身边，他们准会玩多米诺骨牌。据总书记的私人摄影师穆萨埃良说，勃列日涅夫很喜欢玩多米诺骨牌，常说：
“这种牌戏极为有益，因为需要精确的算计，巧妙地施展各种招数，领会搭档的意图。甚至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装鱼’——强作镇静。”
柯西金却从来不玩多米诺。
越来越多的反对者
赫鲁晓夫退职之后，柯西金之所以被提拔为政府首脑，是因为他对其余的人并不构成危险，而这也决定了他所处地位的弱势——他在政治局内得不到支持。柯西金的大多数副手都不是由他任命，而是勃列日涅夫任命的。
勃列日涅夫热爱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直无法理解一本正经、清心寡欲的柯西金。
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矛盾。然而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也会变成有失和睦的争吵。政府首脑不得不服从，但每次内心里都感到非常苦恼。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仍然一道工作了16年。勃列日涅夫明白，柯西金不会对他持反对立场。要是解除柯西金的职务，对勃列日涅夫将毫无益处。政治局中已别无他人能像这位部长会议主席这样熟悉苏联经济的机制。
勃列日涅夫密切关注，防止柯西金拥护者的队伍不断扩大。虽说柯西金时政府首脑，但不经勃列日涅夫同意却不能任命部长。
赫鲁晓夫退职之后，希望升任头等角色的人比比皆是。柯西金之所以被提拔为政府首脑，是因为他并不热衷于充当政治角色，对其余的人并不构成危险。然而这也决定了他所处地位的弱势——他在政治局内得不到支持。柯西金的大多数副手都不是由他任命，而是勃列日涅夫任命的。
当勃列日涅夫觉得恰佐夫对于政府首脑过分关注的时候，克格勃第九局新局长安东诺夫将军便奉命再次向这位克里姆林宫医务领导人身边的人进行调查，看看他和柯西金全家人是否有私下联系。
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与柯西金一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勃列日涅夫便训斥说：
“维克多，你要遵循我的路线，而不是柯西金的路线。”
柯西金的交际风格和言谈举止都不适合与人建立友好关系。
“柯西金这个人，”按照当时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索洛缅采夫的说法，“性格孤僻内向，不喜欢闲谈、说笑，有时候回答别人的话时还很粗暴。”
同样地，柯西金也不大喜欢索洛缅采夫。有一次他对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沃罗特尼科夫说到索洛缅采夫：“是一个优秀的冶金专家，但也是一个始终不改的总发牢骚的人，喜欢记仇，太关心自己的威信。”
柯西金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竞争对手。但他言语不多，沉着冷静，尤其是在政治局的同事中间，他的声望令勃列日涅夫颇受刺激。勃列日涅夫多少有些妒忌柯西金。当政府首脑受到批评时，勃列日涅夫并不加以反对。
勃列日涅夫在私下的谈话中常说，柯西金对农业一窍不通。他还向政治局委员们抱怨说，他感到国家计委在农业事务上和他作对：
“这都是受了柯西金的影响。他不懂农业，搞不清农业的事情。”
柯西金反对向农业投入大量资金，那不会产生效益。而勃列日涅夫常常强调，是他在为农村的状况负责。看来，这背后是虚荣心在作怪，他想露一手：无论斯大林或赫鲁晓夫都未能振兴农业，而他却可以办到。
开始几年，勃列日涅夫积极地操持农业。1972年2月末，中央委员会召开州委第一书记和州执委会主席会议，讨论发展畜牧业和扩大甜菜生产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作了报告。他亲自领导会议的工作，让第一书记们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发言，要求他们汇报。他亲自作了会议总结，安排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写出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决议的草案。
库纳耶夫回忆说，1972年8月勃列日涅夫决定去库斯塔奈（哈萨克斯坦城市，州首府）。他要求召集产粮各州的领导人开会：
“我想听听州委书记们对庄稼收割的准备工作情况。”
勃列日涅夫于8月24日飞抵库斯塔奈，当时正下大雨，机场周边的田野一片葱绿。勃列日涅夫下飞机后问哈萨克中央第一书记：
“你把我弄到什么地方了呀？庄稼我没看见，只看到绿油油的一大片。”
“您就放心吧，”库纳耶夫说，“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们一定会交粮的，而且还会交得相当多。”
勃列日涅夫在会议上说，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都遭受旱灾。因此他要求竭尽可能地让成熟了的庄稼颗粒归仓，向国家上交尽可能多的粮食。
库纳耶夫回答说：“我们共和国一定完成粮食交售计划，但超额交售多少粮食，还须同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计算计算。我请求宣布休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两小时过后，各州的领导人相继向总书记报告，他们都会完成和超额完成上交粮食的计划。
勃列日涅夫问库纳耶夫：
“大家都保证，粮食交售计划会超额完成。您说说具体数字吧，究竟数量是多少？”
“我们今年要为交售不少于十亿五千万普特粮食而奋斗，同时要留足饲料，保证所需要的种子，也不亏待农机手。”库纳耶夫回答道。
勃列日涅夫很满意。会后他立即往莫斯科给柯西金打电话：
“哈萨克人保证向国家交售十亿普特粮食……现在我要说：真是好样的！”
“在饯行宴上，”库纳耶夫回忆，“勃列日涅夫兴高采烈，不断说笑。”
多亏勃列日涅夫，60年代后半期农业收入了比前五年多出1/3。但70年代初情况又恶化了，国内对食品的消费下降。俄罗斯联邦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牛的头数急剧减少，冬季的严寒冻死了秋播作物。农业停滞不前。勃列日涅夫却坚信，问题全出在钱上。于是为集体农庄免除了欠债，提供了贷款和长期信贷。然而亏损单位的数量依旧一直在增加。
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并开始衰弱，而且也明白了，改善农业的状况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大家都劝他：列昂尼德·伊里奇，不要再老是说您要亲自主管农业了。当然，总书记要负责一切。但值得他把如此复杂的一个部门的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吗？
于是勃列日涅夫再也不提这方面的事情。这改变了主管农业的书记库拉科夫的处境。此前他处于有利地位：一切都由总书记负责，他只是从旁协助。如今他得亲自为农业负责了。勃列日涅夫唯他是问，经常批评，有时还很严厉。库拉科夫的日子很难过。他正所谓是在用脑袋担保粮食的供应问题。
赫尔松州委第一书记莫兹戈沃伊讲述，他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要他立即去莫斯科见库拉科夫。这位苏共中央书记让莫兹戈沃伊看一封信，信中说向赫尔松人征集了粮食，但不知何故却没有上交国家。莫兹戈沃伊解释说，州里运输工具不足，因而决定先将粮食收齐，然后再上交。
库拉科夫认真听取了他的解释，同意他提出的理由，不过说话结束时又说：
“我和谢尔比茨基谈过了，他要您明天去见他。”
次日上午，乌克兰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莫兹戈沃伊的汇报。谢尔比茨基吩咐说：
“粮可要快些交。”
他回头面对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鲍里先科高兴地说：
“要是在三七年，莫兹戈沃伊在这种情况下会落得什么下场呢？”
鲍里先科用手指比画栅栏的形状（指监狱）……
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二书记罗季奥诺夫回忆说，1969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实际上批评了政府，尽管表面上说的是国家计委。阿尔泰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格奥尔吉耶夫仿佛是在群众大会上似的大喊大叫。格奥尔吉耶夫1961年3月被任命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稳居这个职位17年——直至1976年4月临终之前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