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
之一：莫言是文学英雄郭靖
0年底，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举世闻名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诺奖非凡的世界影响力，莫言能获奖所引起的各方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不过，正常的争议应在“审美判断”的范围内进行，即讨论其文学水平是否名副其实。但目前对莫言的争议中却设置了太多的“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指责莫言为“乡愿”，就是一种严酷的、肤浅的、带政治性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之所以浅陋，是因为它完全没有面对莫言的“根本”即莫言的文学创作。莫言的深邃精神内涵和“莫言”这个名字所呈现的良知方向，全在作品中。只要阅读一下莫言的作品，就会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气和道义水平。从《透明的红萝卜》到《蛙》，他的所有作品都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直面中国国民性。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良心的呼唤，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火热的正义感与道德感。莫言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篇中篇小说、八十多篇短篇小说、五部散文集、九部影视文学剧本以及两部话剧作品。莫言 著述等身，但只要读一部《天堂蒜薹之歌》，就会感受到作品中磅礴的浩然正气和大悲悯之心。小说中的中国人是那样贫穷，那样可怜，那样卑微，那样悲惨，那样无助；而站在中国人头上的乡村小官僚又是那样凶恶，那样残忍，那样虚伪，那样狡黠。读了莫言小说，再麻木的心也会哭泣。
当然，作家的现实主体性与艺术主体性是有差距的。莫言在写作中把个性、人性、野性甚至“魔性”发挥到极致。作为作家，莫言时而像大魔术师，笔下的语言魔术、情节魔术、主题魔术、手法魔术等变幻无穷；时而像“撒旦”，把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完全颠覆了。但我们不能要求莫言在现实生活中，也应充当魔术师与撒旦。我喜欢莫言，正是喜欢他在写作中才华横溢，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点傻。要是莫言太聪明，决不会有今天的文学成就。我能理解莫言，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学创作的人，文学写作是他的第一生命，为了保护这一绝对生命，他把其他事情看得不那么重要，也不会认真地动脑筋，甚至没有什么感觉。许多才华横溢的天才面对政治性游戏都很“麻木”、“糊里糊涂”，莫言也是如此。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大英雄郭靖，正因为他有点傻，所以才能学到“降龙十八掌”的真功夫；黄蓉因为太聪明，所以只能学到“打狗棒”的小功夫。莫言就是文学英雄郭靖。
之二：莫言是带上花纹的大鲸鱼
也有不少人还把莫言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这一角色与诺贝尔文学奖扯上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有威信，是它历来只看“作品”，不看“头衔”。诺贝尔没有势利眼，诺奖没有势利眼，这是诺奖一以贯之的尊严，也是诺奖赢得全世界敬重的原因。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共有十四人），是莫言的世俗角色；而“作家”才是莫言的本真角色。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写作的成功，正是他一直坚守、捍卫住自己的本真角色，让本真角色像天马行空、鲸鱼跃海，充分地放射出内心蕴含的光和热，从而写出世纪大画卷式的文学传奇。至于世俗角色的“作协副主席”乌纱帽，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也不足挂齿。和莫言相遇相处过的朋友告诉我，只要和莫言有所接触，就会闻到他全身都是作家味、泥土味，根本没有半点“作协副主席”味，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官味。莫言获得这么高的文学成就，他根本不需要作协给予的头衔。更重要的是，他当了“作协副主席”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以赤子情怀和大自由的心态写作。“乌纱帽”没有成为他的紧箍咒，带上“齐天大圣”名号的孙悟空还是孙悟空，带上“副主席”的魔术师还是魔术师，带上花纹的大鲸鱼还是大鲸鱼。把“作协副主席”
看得很重要的不是莫言，而是莫言的质疑者和文坛表象的看客。
勿需讳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面临着诸多层面的干扰与困境，但根本的困境并非来自外部环境，而是作家本身内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自给的。只有自己意识到自由，觉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莫言是“黄土地上的奇迹”，他生长在贫瘠的乡村里，环境恶劣到极点，“困境”困到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机遇却在苦难深重的困境中。莫言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不过，外部人文环境的自由宽松也确实有益于创作，像莫言这种“颠覆性写作”和他的批判力如此强大的作品，能够深受读者欢迎，出版畅通无阻，说明当下作家的写作自觉与自由度较之前强多了。莫言获奖对于那些真爱文学、真把全部生命投入文学的作家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谓积极影响，是指创作心理影响。“彼能往，我亦能往”，这一心理肯定会在当代作家中持续扩大。
前不久我到李欧梵家，他送我《人文六讲》，便谈到西方英美小说想象力的贫乏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其生活体验太有限了，身边的现实不够多姿多彩，对历史的回忆皆从书本中来……唯一可以发挥的就是叙事技巧。然而，技巧没有想象力的支撑和现实的视野，也只能落于玩弄文字的层次。所以有些理论家认为：文学原创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李教授所说的这一西方文学困境，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机遇。中国当代作家经历的生活不仅多姿多彩而且还经历过莫言似的大苦大难、大爱大恨，生活体验刻骨铭心，倘若能够充分表述，一定会有所成就。莫言的代表作既有现实的深广度又有想象的视野，其成功的密码正是在此。他的震撼力来自开掘现实的深度加上非凡的想象力，而凡是刻意经营技巧的作品，如《十三步》，倒不那么动人。
莫言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基本经验，乃是敢于冲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性，把苦难化为资源，把困境化为机遇，把“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化作长江黄河似的审美形式，而并非叙事技巧。莫言的成功，不仅启迪了中国作家，恐怕也能启迪欧美作家，也许还能刺激他们从沉迷于“叙事技巧”的傲慢中解脱出来。
之三：莫言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
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中文系读书，我与他有一段课堂之缘。出国之后，邀请我到科罗拉多大学的葛浩文教授，罢黜百家，独尊莫言。
他不仅翻译莫言作品，而且整天念着莫言的名字，于是我也跟着念，跟着注视莫言的文学步伐。从98年秋天至今将近三十年中，莫言给了我四次创作的冲击波。第一波是他的中篇小说也是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艺术完整，基调凄楚动人。其主人公黑孩，未说一句话，却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全部苦难和中国人承受苦难的人间最顽强的生命力。其文学价值决不在《阿Q正传》之下。冲击波的第二阶段是小说《红高粱》连同电影《红高粱》的出现。
这部小说从语言上说缺少《透明的红萝卜》那种无穷韵味，但在精神上却进一步把生命之火点燃，同时又颠覆了历史，即颠覆了习惯性的权力叙事。第二次冲击波，是《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这两部作品，一部是现实写作，一部是荒诞写作，二者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批判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第三次冲击波是九十年代中期所作的《丰乳肥臀》，此部长篇把《红高粱》的历史解构推向极致，尤其是把中国人种退化的叙事推向极致。这是一部充分个人化的百年中国沧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运史，像重磅炸弹似的一扫教科书的惯性叙事。最后是新世纪的第四次冲击波，《檀香刑》（00）、《生死疲劳》（006）、《蛙》（009），一部接一部地爆炸，既是在“文坛”的空中爆炸，又是在读者的心中爆炸。莫言每一部小说都在突破自己，对于一个已经创造出八部长篇小说的作家，要突破自己绝对不是简单的事。但莫言却不断变幻自己的面目和手法，把想象力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要完整系统地阐析莫言的文学发展，得待莫言研究者专门细致的探讨，在此我只能说说印象：莫言的第四冲击波比前三波写得冷静一些，而且更重审美形式，更可回味，笔法更成熟，思想性与艺术性更为统一。《蛙》的后半部甚至隐含“我”和“姑姑”的忏悔意识：“姑姑”一生激进，扼杀（强迫流产）了九千多名婴儿，晚年却和丈夫捏了九千多个泥娃娃，而且最后捏的那一个，象征的是“我”的精子的婴儿。这种救赎情怀说明莫言在“一泻千里”的写法中已放人“冷观”与“审视”，很值得研究者注意。十月中旬我读了许子东教授评《蛙》的文章，看到他早已注意了这一点，他在阐释“泥娃娃的隐喻”
时，指出“这是一种奇特的忏悔”，很有见地，也对我很有启发。他的《生死疲劳》，更是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的完美结合，绝对是百年来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
总之，莫言获诺奖，从表层意义上来说，它推动和吸引世界更多的眼睛关注中国当代文学；鼓舞中国当代作家更有信心、更有精神地写作。从深层意义上来说，莫言给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启迪是：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的创造完全可以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莫言把自己的体验、发现、想象、手法均推向极致，这既是他的“文本策略”，也应是文学创作的文本策略。莫言虽说是在“讲故事”，但他却讲出大气象、大格局、大悲悯，讲出荷马史诗似的大叙述，讲出巴尔扎克世纪画卷似的大结构，这就是靠他不拘一格地创造，不把任何教条、任何金科玉律放在眼里地创造。莫言敢于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这不是粗野，而是冲破牢笼的大气魄。鲁迅在一百年前作《摩罗诗力说》，就期待中国能出现敢于蔑视教条的摩罗精神、撒旦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原载《长江文艺》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