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相当的互信，人类就无法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构造精密复杂的社会，这更不可或缺。假如这是一条公理，我们关注一系列事情，就并非过分，即使这些事情可能会与我们的理论不符，但对于那些“中国通”而言，却是真切的。我们要讨论中国人相互猜忌的种种情况，这对中国人而言，太常见了，并且所有东方人都有这个特点。无疑，中国各种制度的特点使之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本章与上一章讨论过的中国人的《连坐与守法》密不可分。一个人无意知道一些与他本人毫不相关的事，而这些事要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那么没有什么比这种危险性更能引起中国人的强烈猜忌，当然，任何人都会产生疑心。
在猜忌盛行的中国，这种相互猜忌的头一个例证，便是醒目的、高耸的各地城墙。“城”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市。这与拉丁文里“军队”一词就意味着训练或操练一样，含义深长。帝国的法律，要求每个城市都要把城区围起来。同其他法律一样，这并没有写成文字，因为在不少城市，人们任凭城墙塌毁，不加保护。我们得知，有一座被太平天国军队包围并占领几个月的城市，尽管城墙全被摧毁，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都没有再建。不少城市只有低矮的土墙，老百姓的狗可以随意跑上跑下。各种事情从完美趋于衰微，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积贫积弱。一当大事不妙，首要措施就是修造城墙。一旦动工，就可名正言顺地对官僚以及其他暴发户要求“分肥”、敲竹杠。
官府不信任人民，这是中国所有城墙得以建筑的心理基础。尽管皇帝在表面上是其臣民之父，而他的下属又叫做“父母官”，但双方都明白，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其实质就像“﹢”和“﹣”的关系一样，彼此心知肚明。人民同官府的关系，实际上是孩子同后爹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中大部分，只要政府的措施及时而妥当，就可消解。也许是官府有难言之隐，不能及时动作；也许官府不想那样干。与此同时，民众事先张扬地发难，正如政府已知晓一切，但官员们却立即撤入早已备好的防御区里，像缩进龟壳里的龟头，或者卷成刺球的刺猬，把骚乱留给军队缓慢“剿灭”。
同其他东方人的城镇一样，中国人所有房屋都是高墙，这是猜忌的又一例证。让一个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谈时，谈到类似伦敦或者纽约这些地方，就需要有意把它们说成是“有围墙的城市”，要是这让外国人感到别扭的话，那么，那些对西方有兴趣的中国人也会心中疑惑：这些国家的人民怎么能生活在毫无围墙遮拦的地方？尽管没有证据，中国人也会马上断定：这些国家一定没有坏蛋。
中国各地乡村，差不多都人满为患，它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缩微城市。这又证明了相互猜忌。防的不是外族入侵，而是中国人自己。据我们所知，唯一不这样聚居的例外便是山区，那里土地特别贫瘠，只能养活一二户人家，而那里的人又是赤贫，穷得贼没有什么可偷。比如贝德禄先生提到的四川省：
“地主及其雇工，都住在田边的农舍里，可以说没有例外，他们通常是相互分开，而不是挤成一堆。”要是像李希霍芬男爵所言，这之所以不同于别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封闭的省份的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热爱和平，那就证实了贝德禄先生的判断，这种热爱经历很多的苦难，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年代——尽管此前有过长久的和平。
中国人及所有东方人的猜忌，在社会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言语上与行动上对女人的态度。这些说法人们已耳熟能详，一章都谈不完。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成为众人所言的像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一旦她们订婚，她们露面的时间就减少了，一点点没影的事，就会引起刻毒的捕风捉影。有一条社会公理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尽管中国妇女的自由比她们在土耳其或印度的姐妹要多得无法比拟，但中国人对妇女的尊重还不够。妇女大多数不能接受教育，处于附庸地位，一夫多妻和纳妾——所有这些都不尊重女人，而尊重妇女正是西方文明的特色之一。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一些俗语，它表明中国人对妇女的通常看法，它们算得上长期经验的结晶。妇女被说成天生见识短，而又不可信任——是妒忌的化身。人们常言道，妇人善妒。这里，“妒”让人想起，或者有意让人联想起它的同音词：“毒”。有一首中国古诗，表达这个思想很“惊悚”：
竹丛绿蛇口，
黄蜂尾上刺。
两者毒不足，
最毒妇人心。
中文结构精当，有一种潜意识的公正性，证明了这个民族的一些人生观，其构成方式有意思。一位研究汉语的杰出学者，为回答笔者的请教，仔细考查了一百三十五个部首从女的常用字，发现其中有十四个是褒义的，如“好”、“妙”等等，其余的三十五个则是贬义，八十六个中性。但那些贬义的字，却包含了整个语言中最为可耻的含义。女字旁结合声旁表示“欺诈、诡诈、卑鄙、不忠、自私”；三个女字在一起，表示“私通、通奸、诱奸、阴谋”。
据称，人们之间之所以互不信任，有两个缘由：一是，他们互不了解；二是，他们互相了解。中国人觉得，不管哪种原因都足以引发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他们也就变得随机而动。尽管中国人天生就有组合能力，这常让人联想到科学上原子的结合，但合适的时间、地点，就可很容易地了解，中国人并不想互信，哪怕是表面上的互信。家庭的成员，经常会成为相互猜忌的牺牲品。这些猜忌是由儿媳们煽起。为了多分取共同收益，妯娌们常使她们的丈夫之间互相猜忌。
关于家庭生活，此处不多谈，那得用去一章的容量。我们接着观察另一种同样常见的情况，这帮人与家庭生活没有复杂的关系。家里的一群仆人，要是他们不是由同一个负责他们的人介绍来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武装中立”。要是有什么不利于某个仆人的事情传出来，他会首先自问，不是“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即便这个仆人明知自己已丑事传扬，他首先的念头依然认为其他仆人忌妒他。我们曾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中国女人听到院子里有人大声说话，脸色马上一变，满脸怒火，冲出房间。她断定一定是在争论与她有关的事，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谈购买稻草的事，而卖主的要价太“狠”了。
要是一个仆人突然被解雇，这种猜忌一定会引发战火。他会疑心所有人，当然除了他本人之外，他断定有人进“谗言”，坚持要搞清楚自己为何被解雇，尽管他明知理由充分，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卷铺盖走人。他的面子一定要保住，他猜忌的本性一定要发挥。这些事情经常发生在中国家庭，以及有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但程度不同，因为一个中国仆人明白能把外国人的好脾气“玩弄”到什么程度，但他明白中国主人是不会那么好“耍弄”的。这就是为何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至今还雇用着那些早就该开除的中国仆人，因为他们不敢解雇。他们知道，只要一提解雇，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也就是惹恼了那位“没面子”的仆人，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们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措施，唯恐失败之后，境况变得更糟。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奥地利一座城市的：中古时期，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围攻，马上就要被攻克了。危急时刻，一个奥地利姑娘想起自己有许多蜂箱，于是就马上搬来，倒翻在城墙上，城墙外的土耳其人已经快爬到墙顶了。结果，由于蜜蜂军团的介入，土耳其人一方迅速溃败，城市保住了。中国人施计，通常就像这位奥地利姑娘，而中国人的成功通常只是发出一种信号。而接下来的骚扰，正如一位拉丁语教授所说的狂风暴雨，大众宁信谣言，也不信事实。怪不得有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只能闭上眼，假装没看见，但这个办法，对一个外国人而言，做到可不容易。
我们发现，让我们的孩子牢记，当他们独立生活时，最好不要太相信陌生人，这是必要的。但中国人即便在幼时毋需此种忠告，因为他们吃奶时，就已吮进这种谨慎了。中国人有句俗话，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我们惊问道，为何？回答是，一个人不能走进庙里，因为和尚可能会趁机谋财害命！而两个人不能一起往井里看，是因为要是他们其中一个欠另一个债，或者有另一个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有可能趁机把同伴推入井里！
另外有一些相互猜忌的例子，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在西方，有自由而没有压抑，而在中国则倒过来了。对我们而言，就事论事是处理事情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这是当然的。但在中国，就得要综合考虑许多其他因素。凡事都是这样，在牵扯到钱与粮这两个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经纬线时，这种感受最深切。一笔分给大家的钱，经别人之手来分，这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信服这是按原来方案分成的，因为这种分配他没经历过，而他所经历的许多次分配，总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被克扣了不少钱。同样，安排一个中国人去负责别人食物的分配也很糟糕，尽管你仔细询问，接受食品的人表面上不会认为主管食物分配的人私下克扣。这样，不满情绪好像完全没有了，但没理由相信，表面上没意见，人们内心就不存在相互猜忌。真的，只有外国人才会发出质疑之声，因为中国人早就料到其中的“猫腻”，就像他们相信哪有机器中不存在摩擦一样。
中国客店的店小二有个习惯，在客人付完钱即将起身之际，大声报出账单上的细目，这并不是为了赞美客人出手大方——有的旅客以为如此——而是隐含更实用的目的：让别的小厮明白，他自己并没有偷偷地拿客人给的小费或者说“酒钱”，而他们却一直希望客人能给一点。
在西方，要办一件需要商讨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摆平”，在中国却行不通。主管必须亲自出马，去见对方主管。要是对方不在家，就得再次登门，非得见面才行，否则，没人能打保票通过他人的中介，而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经常会谈论中国人的抱团意识。有些情况下，整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所有成员好像都去干预某些家庭成员的个人私事。一个异姓人，要是他明智的话，就不会介入进去，以免夹伤手指。有一句可以当行动指南：不同姓，难相劝。这小子来搅和我的事，算什么？肯定别有居心，居心不良。要是对终生邻居和老友都这样对待，对那些旁观者或关系浅的人会是怎样呢？
在中国，“外”这个字义，有不同的外延和内涵。外国人因为来自外国，所以受到排斥；外村人因为来自外村，所以也受到排挤。要是一个外人，没人知道他的来历，他又从不告知，那么，这情况就更令人警惕了。“谁知道这个家伙捣什么鬼？”一位谨慎的中国人心里是免不了这样想的。
要是一个旅客迷了路，那就糟了。到达一个村庄，天已昏暗，特别是时辰不早了，他通常发现没人肯走出门给他指一下路。笔者有一次就几个小时原地打转，想出钱请人带路，问了不少人，可他们对我的这个请求，甚至连听一下的兴趣都没有。
中国私塾里的所有学童，都要大声朗读课文，对他们的嗓子损伤极大，也让外国人六神不安。这是“老祖宗的规矩”，但要是有人追根寻源，就会明白，那是因为假如听不到读书声，教书先生就会怀疑学童读书不专心。而那种让每个学童背对着先生背诵的奇异做法，也是为了让先生能肯定学童没有偷看先生拿在手上的书！
并非每一种文明都主张人们有责任招待陌生人。所罗门许多箴言，都是提防陌生人的，在我们与东方人实际接触后，它们有了新的含义，但中国人的谨慎到了一个超凡的高度。一位中国教师，专门为外国人收集童谣，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哼唱着一支无意义的小调，这位先生从未听过，他要小家伙再哼一次，结果，小男孩一溜烟跑得没影了。这个小男孩是中国环境的典型产物。要是有人发疯，离家出走了，而他的朋友四处寻找，希望打探到一点消息，他们明白找到他的可能性很小。要是他曾在某地出现，却又消失了，寻找者当然要问，你们对他干了些什么？这就可能惹上麻烦。所以，面对陌生人的问话，人们当然会采用的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一问三不知。
我们已从亲身经历知道，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要寻找一个大家都知晓的人，那么情况如上。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好像来自邻省的人，向人打听到了去他要找的那个人的村庄该怎么走。但当他到达这个村庄之后，却很失望，乡人全都否认有这样一个人，声称连听都没听说过此人。这种众口一词的假话，并非事先商量好的，因为根本来不及合计。全村人同时口径一致，凭的是一种正确的本能，就像一只草原犬鼠看到从未见过的东西，就会蹿进洞里一样。
此类遭遇中，从一声招呼中的方音的微小区别，就可判断此人大致从何方而来。一个乡民碰到别人，别人就会盘问他，他住的地方离其他地方有多远，好像要考察他有没有骗他们。同样，文化人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秀才的人何时“进学”，还要问他那次考试的文章题目为何，他是如何写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捅穿。这种事屡见不鲜。一个人别指望冒充某地人，因为口音多少有点不准，这会让他露出马脚。一个陌生人不仅会发现自己难以找到某人的线索，而且此举会引起普遍警惕，就如同上述那个例子，整个村民都会“同仇敌忾”。笔者就曾派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就诊的中国人，却没能找到几个。有一次，有个病人终于大胆同陌生人对话。但他只说出自己的姓，属于一个大家族，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和别人对他的俚称。另外有一次，一位信差到一个村庄查找一个收信人，但全村的人都装傻了，结果找不到任何线索，扑了个空！这位陌生人转悠了一二英里，没能找到收信人，感到很困惑，其实那位收信人的家就在离他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笔者熟识的一位老人，有个很有钱的邻居，从前和他一样，是中国一个秘密教派的普通会员。问起老人的这位邻居，他告知我，两家住得很近，一起长大，并共同度过了大约六十年的光阴，但却不来往了。“为何这样？”“因为他老了，不太出门。”“那你为何不经常去看看他聊聊天？你们关系不好了？”老人现出清高的神情，摇头笑道：“关系很好，但他有钱了，我没钱，我要是去他那里，他家里人会风言风语的，他上这里来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