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典藉是一张航海图，中国众多的统治者正是靠它，来驾驶国家这艘海上巨轮的。这是人类绘制的最好航海图。对已故的卫三畏博士、理雅各博士等人而言，儒教典藉的作者们在相当程度上有如神助，这种说法也不算过头。中国人是怎样成功地驾驶了这艘巨轮，驶进了那一片海域，此刻又在朝何处航行——既然当前中国与众多西方国家密切相关，中国的影响愈来愈大，那么，上面的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据称：“一个社会生活的道德好坏有六个标准，每一项都含义丰富；要是检验一个社会中所有这些指标，那么，就能真正了解这个社会。它们一是工业状况；二是社会习俗；三是妇女地位与家庭特点；四是政府机构和统治者的品质；五是公共教育的状况；六是宗教信仰对现实生活的实际作用。”
在谈讨我们注目的中国人的各种特性时，上述各项都已有所涉及，尽管不全面，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各项标准的不同比例。中国人特性所包括的范围很广，许多问题只能略去不谈。选出来谈论的各种特性，只不过是些可以连成线的点，而线可用来构成一幅素描。还应该增加很多其他方面的特性描述，这样才能现出中国人的立体形象。
我们在证明中国人的各种特性时，就曾引用过很多特别说明问题的范例。他们如同骨架上的骨头，只有这些骨头放到了它们应有的位置上，才能看得出整个构造。这些骨头不可忽视，除非证明它们根本不是骨头，而只是巴黎的石膏模型。是的，会有异议指出，每根小骨头都放错了，还有影响全局的大骨头也没放对，这个批评完全公正，我们不仅同意，还要特别说明：不可能从精选的特性中，得出对中国人的全面理解，这就好比只通过对眼、鼻和颏的描述，还不足以正确了解人体轮廓一样。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醒读者，我们的判断不是蜻蜓点水，我们观察到的大量事例，远远超过我们所引用的。而且，我们在许多事例中所持的非常确定的看法，也是被许多事实充分证实了的。体验过中国北方风沙的人都清楚，人的眼睛、耳朵、鼻孔、头发和衣服上全是灰尘，风沙铺天盖地，经常必须点灯，有时中午也要点灯。人们可能会在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出错，但他们对这个现象的描述却很对。不过，观察自然现象与道德现象完全不同：自然现象本身会逼迫每个人注意，而道德现象只有那些具有良好机遇并且敏锐的人，才会观察得到。
事实上，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相互矛盾。要是一个人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却忽视另一面，他的判断就肯定出错，并且还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把两个显然对立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已不容易，却经常必须这样做，因为在中国，把问题的一面完全看清，就属不易，更不用说两个方面了。
我们已谈过儒教崇高的道德属性。我们希望儒教造就了一批道德高尚的人。那是人们对这般美好的道德体系应有的期许。但它是否造就出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呢？从下面三个问题中，就可从中发现人的现实特性：其一，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其二，他与他同伴的关系如何？其三，他与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可以对他的品性进行准确定位。阅读到此的读者，已知道这些测试题的答案。当今的中国人对己对人都无真诚可言，对他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们与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
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忍耐、务实和乐观的天性，在这些方面，他们都非常优秀。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心。有些中国官员禁不起贿赂，做了错事，还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国人能顶住压力，不推荐自己无能的亲戚去任职呢？请想象一下这种压力的“家庭后果”，每个中国人都怕，对此有什么可奇怪呢？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实践教义上的道德，中国人是如何想的呢？看到人脉关系和裙带关系在中国行政、军事和商业中结的种种“硕果”，还会抱怨中国看门人和警察疏于职守吗？
想要了解中国人真实的道德情况，的确可以通过中国人的帮助去了解，尽管中国人随时准备掩盖自己的和朋友们的缺点，却会坦承中国人的弱点。他们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经常令我们想起卡莱尔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一书中的一段对话，很显然，他十分欣赏这段对话。这位国王手下有个学监，很受信任。腓特烈大帝总爱跟他谈话。“苏尔泽先生，你那些学校怎么样啊？”这位国王有一天问他，“你的教育事业进展如何？”“当然，还不坏，陛下，近年好多了。”苏尔泽先生回答说。“近年，为什么这样说？”“陛下，过去总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校规就很严格；但如今我们意识到人生来是善的，而不是恶的，便在学校采用了较为宽容的手法。”“人性善！”腓特烈大帝他那饱经沧桑的头摇了摇，苦笑道，“唉，亲爱的苏尔泽，我看你是不了解这些该死的人类。”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景色迷人的地方，远看美丽如画，可是，走近点，总会发现破旧与可厌之处，空气中弥漫怪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景物，尽管人们说照片是“公正而客观的”，但中国的照片不然，垃圾和臭味都不曾在镜框之中。
除了中国，世上没有哪个国家触目皆是象征吉祥的“福”字。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福”真的全在面子上。我们相信这是个公正的评判，就像有人认为在亚洲没有真正幸福的家庭一样。
在思考中国社会学以及怎样将理论联系实际时，我们经常想起跨越河流的干线公路桥边的石碑。树立这些石碑的目的，是为了把修建桥梁的人们的名字保存“永远”。但不远处就有六块破损程度不一的石碑。我们对历代的这些纪念物兴趣颇大，便向乡人问起老碑提及的桥梁。“哦，那个，多少代人之前就没了——谁也不知道啥时候！”
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旅行，一股逆风阻止了前行。我们便上岸漫游，发现农民正在忙着种田。那是五月份，乡间景色极美，任何一个旅行者都会赞美道，是精耕细作和不息的劳作把广阔天地变得像花园一样。但与这些农民稍作交谈，就知道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严冬。去年，洪涝和干旱毁了全部庄稼，当地所有村庄里的人都快饿死了——不仅如此，他们现在就在挨饿。知县拨下来一点救济，但不够，时断时续，却还被无耻地截留了不少，穷人对此一筹莫展，这种情况还是一如往年。而这些情况，表面上看不出来。那一年，别的地方年景很好，粮食丰收，人们安居乐业。《京报》和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也没有报道这些真相。但是，忽视这些真相，并不能改变事实。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还在挨饿，别人知否都一样。即使断然否认这些真相，也无法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事前预先推论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回事；仔细考察中国人的实际情况，则又是一回事。
我们很清楚，我们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缺陷，也同样可见于“徒有其表的基督教国家”。可能读者会感到失望，没有发现我们对这个事实作更明确的阐述，也没有系统的比较。我们也曾这样想过，但不得不放弃了。笔者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对其他西方国家的了解很有限，不足以担此重任。让每一个读者自己边读边比较，让他们尽量不受“爱国主义的偏见”的影响，永远都不要把中国人看死。若作了这样一种比较，我们起码可以假定这样一个真相：西方国家都面临未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时刻面对着古代的黑夜。要是这是一个真相，那就是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真相，请读者深思：这是怎样造成的呢？
让我们重复一遍，中国所需甚少。只需要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这两者实际是一样东西，因为人格就是良心。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的人格被人赞为“像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诚实而高贵”。谁又曾在中国碰到这样的人呢？
几年前，一位英国作家去世了，他妻子给他写了一本传记，在结尾，她写道：“外界一定称他为作家、牧师、社会活动家；但只有在家里与他朝夕相处的人，才能告诉大家，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真正罗曼蒂克的一生中，在他个人信件的情深处，必然是除去面具的；但不用那么做，我照样能说要是在人间最崇高、最亲密的关系中，有一份永远的爱——纯洁、热烈，长达三十六年——从未把爱从其神圣的高处降到一个敷衍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姿势或者一个自私的举动，不管是生病还是健康，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狂风暴雨，无论白昼还是暗夜。要是这份爱可以证明骑士时代从未完结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今生和来世都享受这份爱的女子而言，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最真诚最完善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结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这种美好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记载了成百上千这样的人生，此外还有成千上万不为人们所知。每位读者肯定起码知道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例子，有的读者则有幸亲历更多。怎样解释这些人的生活，这些人是受到什么鼓舞的呢？我们不愿瞎猜疑，但经过长久斟酌之后，我们确信：要是把中国人的人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些力量，能够造就一位如金斯利夫人眼中的老公那样的人物，那一定是一个比所有道教神仙故事还要超凡的奇迹。没有一种人类制度可以逃脱规律，其之所以不可抗拒，是因为神“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儒教的力量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得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它所能做的，已经做了，再不会有新的成果了。他们已经取得了人力之所能及的一切，比任何国家任何情况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专心致志地考察了中国贡献的一切之后，最友善的批评家也只能无奈而又悲凉地判定：“儒教的报应，就是瓷器般表面光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