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青铜时代分期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距今约四千年至两千两百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三代和春秋时期，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演变伴随着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由于青铜时代的年度跨越较大，因此要进行分期研究。有学者把中国青铜时代从商周至战国划分为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四个阶段；也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划分为殷商前期、殷商后期、西周期、东周前期、东周后期五个阶段。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青铜文化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形成各自不同的地区类型。这里把中国的青铜时代简单地分为早、中、晚期发展阶段进行介绍。
1.早期：中国的青铜文化开始于四千年前，甘肃的齐家文化曾出土铜刀、铜凿、铜锥、铜斧、铜镜、铜指环、铜匕等铜器产品，应该是中国制造的最早的铜器（还有说是甘肃马家窑文化）。这一时期的典型文化是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80年—公元前1580年间。加上山西夏县、山东岳石文化、辽宁长城东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上游的四坝文化等，这几处地方都相继出现了品类繁杂的青铜制品，甚至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人殉和人牲。对上述遗址进行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其结论正好在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纪年范围内，所以这些遗址应属于夏王朝时期的奴隶制文化类型，证实了中国奴隶制国家当时已经形成。
2. 中期：包括商代至西周前期。此时期的前一段，即商代早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3世纪，以河南郑州二里岗文化为代表，辉县的琉璃阁、洛阳的东干沟等殷商时期的遗址也属于这个时代。此时期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发展，青铜器数量大增，常伴有成套礼器、贝币的大量出现，人殉、人牲更为普遍。根据最新的发掘成果，中国南方在商朝前期也进入了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武汉的盘龙城遗址、湖南长沙的炭河里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等出土的青铜器，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有发达的青铜文明。后一阶段，是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0世纪（穆王以前）。商朝后期，以安阳的小屯村为中心，郑州公园区的上层、洛阳的泰山庙遗址和墓葬属于这个时代；周朝前期（即西周），西安市丰镐村地带、宝鸡西周时期的墓葬是这一时代的主要代表遗址。此时的中国青铜时代达到鼎盛，同时也是奴隶制发展的巅峰时期。这时的青铜文化以安阳殷墟为代表，这里是商王朝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青铜铸造业的中心。此时兴建了大规模的宫殿及陵墓，有发达的金文与甲骨文，人殉与人牲成为一种制度极为盛行，凡此种种反映出奴隶制社会的繁荣。整个中期的时代特征是青铜铸造工艺已完善得相当成熟，从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礼器、武器与工具中可见一斑。在西周的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中，发掘出周王朝的宫殿、宗庙和墓葬以及大量的青铜礼器，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制已成熟。
3.晚期：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春秋时期，以洛阳涧滨为中心，上村岭虢国墓、新郑郑墓、寿县蔡侯墓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战国时期，以洛阳涧滨为中心，辉县琉璃阁、固围村，长沙和唐山的战国墓地属于这个时代。这一时期的列国都城形成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属货币大量流通。青铜铸造工艺取得突出发展，出现了分铸法、失蜡法等先进的工艺技术。在湖北铜绿山发现的古铜矿，证实了我国古代在采矿、配矿、冶炉砌筑及冶炼方面均达较高水平，领先于世界同期其他民族。到了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推广，青铜制造业才逐渐衰落。
当时在中国的边远地区，还同时存在着几处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如甘青地区，民族杂居造成文化复杂多样，产生了辛店文化、沙井文化与寺洼文化等，其中寺洼文化与西周文化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在北方地区有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具有地方特色，出土的青铜礼器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从商周至秦汉，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流行着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东南地区的浙江、福建至台湾等地，直至西周末期才产生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武器等与西周风格十分相似；两广、四川、云南等地区的青铜文化，既有地方特征，又有中原文化的风格。总之，各地区的青铜文化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同时具有本地的特色。此外，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与周围的文化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如曾与北方蒙古大草原和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有过接触，晚期与东南亚青铜文化一直存在密切联系。
（二）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
中国的古老先民用其勤劳与智慧在青铜时代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
青铜主要用来铸造礼器和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工具，在商前期的炼铜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可辨认的铸范中，镢范为数不少，虽然青铜的生产工具在早期的随葬物中较少，但我们在出土的商初青铜器中，仍看到生产工具占相当比重，说明在商代的手工业中，青铜工具如斧、锯、凿、锥等已广泛使用，青铜兵器也日益增多。至于青铜农具，虽然奴隶主不会为奴隶们提供，但在当时，还有一部分作为自由民的农民，他们都会拥有，历年出土的青铜农具有锄、铲等，这说明青铜的大量使用主要还是制作生产工具。青铜工具在生产中的效用，使青铜冶铸技术日益重要，因而能获得飞速的发展。人类在石器时代是单纯以岩石为原料制成工具去改造自然。青铜冶铸业的出现，表明人类能够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再用它去制造工具，用于改造自然。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青铜业的发展，又促使百工出现，并带动各个行业一起兴盛起来。商代社会，正是由于青铜业的发展，才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此外，中国青铜器还带有特殊的社会发展的印记。这是中国青铜时代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青铜时代之处。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青铜时代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青铜时代一样，青铜不仅用于铸造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还被大量地用来铸造武器。但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武器在作为中国青铜时代开端的二里头文化时已出现，正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存在的时间相应，因此学者们相信，在中国青铜武器的出现亦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建立。这说明，在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应用于物质生产，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政治层面。
第二，大批的青铜容器被用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另一重要特点。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可见，古老的块范铸造技术在远古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青铜的铸造工艺如此重视，说明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古代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演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物质进化史，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进化史。
现有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显示，在商周社会成员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贵族与庶民间等级制度已发展为阶级差别。在贵族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贵族则依其等级高低而具有不等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地位。等级制度的区分是为了保证贵族阶级对庶民的统治，对贵族来说也是为了使政治、经济利益在统治阶级内部能够得到有序的分配。在贵族宗族组织内，等级制度与宗法制度相关联，成为维护宗子对族人统治地位的工具。此种等级制度是通过多种具体的仪式化的行为规范体现出来的，东周以后，贵族阶级将此种反映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称为“礼”。
古代文明体制的核心，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不与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随武子论礼治曰：“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其大意是说：君子小人按其地位的高低各有不同规定的衣服、色彩，贵者有一定的制度仪节示以尊重，贱者则有一定的等级示以威严，这样的礼不能随意违背。尽管这是东周时的“礼”，但礼的实质性内容在东周以前的西周、商代，甚至更早时候即已出现，只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在这种等级社会中，一部分青铜容器被用于贵族间各种礼仪活动，为维护礼治服务，成为礼治的工具，故被称为礼器，主要是用于贵族的婚媳、宴享、朗聘、会盟等活动，或专用以铭功颂德，这一类不在少数。青铜材料的稀有和青铜铸造工艺的先进性，使得它与陶器、木器和石器等沉沦于日常物用的器具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青铜鼎、簋、尊、盘、爵等作为食具、酒具、盛水器等实用功能与作为礼器在先民精神生活中标出的意义是互为表里、融贯一致的。可以说，没有古代青铜器，就不可能有商、周以来文质彬彬的贵族等级体制和先秦时代独具特色的权力表达系统。
礼器的用途多是用于祭祀这种礼仪活动。祭祀是向神灵求福消灾的传统礼俗仪式，也意为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对于王与诸侯之类国家统治者，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招祖先以及其他神祝是维护政治统治权力之保障，各级贵族尤其重视祭招家族先人以庇护自己的家族。同时，在贵族宗族组织内部作为大小宗的各级族长也以主持祭礼作为强化宗子权力的手段，族人之间以参加祭科作为敦睦亲族情谊的方式。
青铜礼器既被作为礼治的象征物，则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一般都是有较严格限制的，种类与数量的多少也就标志着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庞大场面。所以拥有青铜器物的多寡成为贵族显示自己身份高贵的标志。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观念是“事死如事生”，贵族死后一般亦要将本人生前所用的礼器随葬，使他得以在阴间使用。这也属于葬礼的一部分，故从随葬青铜礼器的多少亦可推知墓主人生前的等级地位。
在当时，青铜礼器不仅可以标志贵族个人的等级地位，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流转到不同的统治者手里。《左传》旺公三年记楚庄公向周定王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即把九鼎看做是周王朝政权的同义语，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此外，当时消灭一个王朝或诸侯国，往往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这里所说的重器即主要是指王室或公室宗庙中的大型青铜礼器，足可见青铜重器被看做是与宗庙并为国、族存立的象征。
另有一个小故事则表明青铜器一直被视为尊贵的宝物。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汉代就把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若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两千余年。
综上所述，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即是青铜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于它在社会物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且突出地表现于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一方面青铜被大量铸作为武器，因而与国家机器之一的军队的存在相联系；另一方面青铜容器被贵族用作礼器，成为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甚至被作为政权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可以说“中国有铜时代的最大特征”即是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的“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
在青铜时代，中国已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并且汉字也已经发展成熟。中国是世界上铁器和青铜器发明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青铜艺术品，显示了绵延一千五百多年中国青铜器的萌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三）中西方青铜文化的联系与区别
根据考古发现，西方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有六千多年。而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只有四千多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意味着中华文明应该晚于西方。然而许多史学家却坚信“中华文明早于西方”的说法，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这种现象，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先生曾给过这样的解答，他认为“发现”与“理解”是不能画等号的，“发源”与“文明”也是不能画等号的。举个例子，有一个勘探队员在某地找矿，看见几个小孩在玩“斗石头”的游戏，他问：“怎么个斗法？”小孩答道：“谁的石头能将对方的石头划破了，谁就是胜方。”勘探队员看了看胜方小孩的石头，不禁大吃一惊，它是价值连城的特大型钻石啊！忙问小孩：“这样的石头你这里多不多？”小孩说：“多呢！”便回到家中取出好几颗“石头”送给了勘探队员，而勘探队员则因此为国家找到了一处重要的矿藏。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小孩是发现家，还是勘探队员是发现家呢？假若国家要对他二人进行奖励的话，把桂冠戴在第一发现人（小孩）的头上，这钻石将永远是一块供小孩作游戏的顽石，把桂冠戴在第二发现人（勘探队员）的头上，这钻石就马上会为国家创造出许多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怎样断定谁应该是冠军，谁应该是亚军呢？
西方盛产铜矿，许多地方含铜矿物就裸露在地表，原始人只要在地面上燃起篝火，便会还原出铜来。好奇的原始人，只要用石头敲打这种从火中烧出来的怪东西，便会打造出各种形状的“工艺品”，因此，他们的金属时代当然会出现得更早一些。中国的铜矿资源大都深埋在地下，极少裸露在地表，只有等生产力进步到了能够凿井开矿的时代，才有可能利用铜矿石铸造出铜器来。只有在发明了合金技术后，才能制造出青铜器来。这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为什么会晚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是历史证明：西方并非因盛产铜矿而创造了青铜艺术的辉煌，倒是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把青铜艺术推向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