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张国焘的主要论点是：
“中国资产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在各方面仍然十分依赖外国资本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除了反对日本的压迫之材，还远不是一支反对外来压迫的自觉力量。”“我们不能指望，一场意味着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会轻而易举地到来，这是需要几年时间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产生。”“直到现在，我们还谈不上已经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而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则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它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因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对国民革命的思想继续进行一般的宣传，特别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组国民党，或者用其他任何形式使我们参加到联合的国民运动中去”。“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或者一般地讲，是为国民运动寻找新的动力。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个独立地对我们关于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所以，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只有在广州和汉口，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不得不在国民党内进行。”
看来，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国民党内、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还是放在国民党外、主要从事劳动运动。由于存在以上严重分歧，在讨论共产党员要不要全体加入国民党和应不应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等实际问题时，便发生了尖锐的对立。马林坚持“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太绝对化了，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指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都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呢？”因此他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做实际工作。”一般来讲，这种意见未必是错误的。不过，从张国焘的思想实质来说，他是根本怀疑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的，只是碍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便公开反对这一政策，因而主要在工人群众应否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作文章。他着重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声称“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职工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职工运动。”实际上，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对于促进国民党的改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马林正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是考虑到可用这种策略最有效地增加工人阶级利益才去加入的。”“既然共产党人可以跨党，为什么工人、商人就该在国民党之外呢？我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凭这个策略我们能取胜”。
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采取什么态度，现在还缺乏具体的可靠的资料。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声称：“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但是其他当事人的记载和回忆都不能证实这种说法，甚至还有相反的记载，说毛泽东赞同陈独秀的意见。当然这种记载也没有其他资料证实，同样不足为据。还有一些在建国后写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在“三大”上既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又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坚持了一条正确路线。但这些回忆都缺乏具体内容，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足以证明这种说法的正式文献。目前。我们见到的原始资料中，只有马林关于“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简单笔记里，记载了毛泽东发言的几段内容。主要意思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但他又认为，“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他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这些意见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张国焘在回忆毛泽东在大会的一次发言时说：“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联系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来看，他在会上作类似内容的发言是很可能的。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有的也提到毛泽东曾在大会上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国际五月指示尚未传来的情况下，毛泽东已经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始重视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这确实是对中国革命的极大贡献。可惜这个卓越的见解，还没有被多数代表所理解，因而在大会的各项决议、包括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中，都未得到应有的反映。
从马林的笔记还可看到，瞿秋日在大会的发言中包含了许多正确的见解。他指出；“虽然资本家来自封建阶级，但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尽相同，可分为两种”。“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国民党从一个没有纲领的政党成长为一个有纲领的政党，现在已接近于一支真正的社会力量。”“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如果我们——作为惟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最后他针对会议争论的焦点——工人群众要不要参加国民党——尖锐地提出：“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但这时的瞿秋白对于争取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似乎也还不很明确。他认为：“在建立国民党支部时，我们不要去抓取组织权和指导权，……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将改变其策略的组织”。这实际上是把组织领导和政治影响割裂开来，认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主要是发挥政治影响作用改变其策略，而不需要去争取“组织权和指导权”。应该指出，当时无论是马林、陈独秀，还是张国焘、蔡和森，都没有认识到国民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而在大会上，根本没有讨论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总之，在这次会议讨论中，代表们都表示拥护国际的一项决议，但在对决议的理解和如何贯彻执行等问题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最后，大会就《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进行了表决。这项决议的草案是陈独秀起草的。在讨论过程中，大会又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修改。据张国焘说，在讨论草案时，他曾提出一个修正案，大意是：“工人中的共产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不应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人国民党的政策”。经过表决，这个修正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陈独秀起草的上述决议案在提付表决时，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被通过。这个决议共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对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二）此时中国的统治者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