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母亲经受了70年的艰辛，尝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之后，带着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惆怅离开了人世。母亲走的时候丈夫还没有“解放”，他还在农村没上来，母亲几次闭上眼睛又睁开，她实在挂牵她的亲人不忍离去。
1942年暑假，他小学毕业了，几年的小学生活还算平静。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当时天津最著名的中学——工商中学。工商中学是一所国外办的天主教教会学校，校里的管事多半是法国人。这是一个男中，旁边还有一个女中名为圣功中学，也是这个教会办的。这个学校与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是多了一门课程，这门课讲的是圣经的故事，并宣传平等、自由、博爱等等观点。记得一个法国教师讲，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是上帝的孩子，没有天生的高贵，更没有真龙天子。还说自由主要指表达的自由，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等等。许多观点深深地植入他幼小的心灵中。
1941年11月7日“珍珠港事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了。就在那一天日本鬼子兵开进了租界。他还记得那一天学校没有上课，满街都是日本鬼子兵，打人、抓人。以前他们极少离开租界区，鬼子进来以后，使他更进一步感到做一个亡国奴的屈辱。
初中一结束，暑假刚开始，学校贴了一张布告，说是接日本方面通知全体师生暑假期间必须至少参加一次“勤劳奉事”，不参加者一律开除。好像旁边还有一张“大日本帝国天津司令部”之类的通知。
他不敢不去，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去了，他们那一批有上百人，大家排着队去了码头。分配大家拉大车，每十个人拉一辆车，由码头拉到日本仓库。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油料极缺，靠畜力还拉中国人做苦力。
当时他在初中一年级才十二岁，年纪最小，大班同学让他坐在车顶上，健壮的同学争着架辕，大家互助友爱，还有一位老师，又瘦又长，也分配在他们这个车，同学们对老师说：“日本人来了你就推一推车，不在时就扶着车走吧，我们来拉车。”就这样，上了路不幸的是走在半路，一个日本鬼子恶狠狠地走过来打了老师一个耳光，骂道：“八咕鸭鲁，你是什么的干活？”，接着又一顿拳脚，老师倒下又站起来没有哼一声，同学们开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后来明白鬼子在打老师，同学们都气得涨红了脸，有几个学生想冲上去，老师用嘶哑的声音喊：“同学们都别动！都别动！”。
鬼子打完人气呼呼地走了。老师一瘸一拐地扶着车向前走，眼角还流着血，老师哭着说：“同学们，这就是亡国奴啊！同学们记住今天，将来要算这笔账”，还说：“同学们要发奋啊！祖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同学们都在流泪，他坐在车上已经泣不成声了。
开学以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一个要好的同学，这个同学说：“咱们现在就要给老师报仇”，并说那位老师开学后没有再来。
初中二年级上化学课。老师在课堂上讲到磷必须放在酒精里，在空气中会“自燃”。他忽然脑子一动，下课后去找那个同学，两个人策划把酒精加磷放在瓶子里，再倒在日本人的马车上，这样货物运到日本仓库，酒精挥发了，磷就会起火，烧鬼子仓库。当时由他家到学校的路上经常有一队队的马车，插着日本的小旗子，车上估计是运的军服。当时决定由他去化验室“偷”磷和酒精，由那位同学侦察“地形”，决定在哪个地段下手最好。一切进行得很顺利，那天他俩骑着车，赶车的没有注意后面，只有一个鬼子兵在车队的最前面，那个同学把瓶口打开，把酒精和磷块都倒在紧靠着的货物之间的缝隙里，两个人完成了任务后，又兴奋，又开心。而且商定绝对“保密”，这就更感到刺激。没过几天，那位同学又来找他，说在他们住的胡同有一家住的是汉奸，经常打麻将牌到深夜，还有日本人在里面，还说那个汉奸在鬼子面前“活像个孙子”。每天晚上在汉奸家门口停一排人力车（洋车），咱们得想办法治治他们。他们俩晚上观察了一下“地形”，果然听到打麻将牌的声音，还有女人在陪唱。门口至少有七八辆洋车，都是崭新的，铜灯还擦得锃亮。两人商定许多方案，最后决定用稀硫酸倒在车垫上。夏天，裤子单薄，硫酸会透过来烧汉奸和鬼子的屁股。商定后立即行动，还是由他去偷硫酸，稀释后放在玻璃瓶子里，存放在那个同学家中。一天晚上十点多钟同学来喊他，他们飞快到了地点，果然胡同静悄悄的。他们顺利完成计划。经几天观察洋车果然不见了，他们想象那些混蛋脱裤子也不好，穿着又烧得难受，两人想象那副样子，真想做一副“动画片”，两人足足高兴了一两个月。
抗日战争最后一两年家境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前几年靠变卖度日，后来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卖了。
他的大姐潘家美，很有绘画天才，当时在“艺专”即现在的中央美院读书。她只好中途退学在一个中学教美术课。他那时十三、四岁，正是能吃的年龄，但那两年他是在饥饿中活过来的。中午的时候带一个饭盒，里面通常是两块白薯、一个混合面窝头和一块咸鱼。有时他在课间操时（大约上午10点钟）就忍不住把午饭吃下去了，然后要支持到下午五点钟下学。记得有一次他午休时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同学招呼他去打乒乓球，他站起来，又坐下了，觉得眼前发黑，实在没有力气了。
他家养一只小狗。狗妈妈是演马戏“出身”的，所以非常聪明。那两年狗也饿得很瘦。他骑车上学时小狗总喜欢跟着他跑到学校。他把车锁上，小狗就在车旁边守着车。吃饭时，他吃白薯狗吃皮。最后他伸开手，狗把手上粘的食物都舔了。
全家八口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苦度人生。但大家很乐观，都坚信，日本鬼子一定会灭亡，中国一定会胜利。就靠着这种信念他们全家支持下来了，妈妈说我们要和日本人比赛看谁活得长。
大姐有一天不知从那里弄来一台收音机。那时鬼子规定只许有一个电子管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只可收当地的汉奸日本台。大姐拿来的是四个电子管的，可收听到后方的消息。每天晚上收听“敌台”是个最大的享受，尤其听到***节节败退的消息。
1945年夏末的一个晚上，全家和往常一样围在小收音机旁听抗日后方的广播，第一条新闻就是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几天后又在长崎投下原子弹，同时苏军出兵东北，没有几天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全国人民，举国上下沸腾了。
那天他由学校骑自行车回家，看到满街都是人，大家对着天空欢呼，天上盟军的飞机，飞得很低，能清楚的看到驾驶员向大家招手致意，并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咱们胜利了”。
当时通讯很不方便，电话不通，一封信由后方到天津要走一个多月。电台开展了沦陷区与后方通话的节目。父亲呼唤母亲和子女，说他如何想念家人，并说把工作安顿好就先回家看看。母亲也呼唤父亲，说全家人每日想念远方的亲人。
先期到达的是美军，他们从海路由天津登岸，接受日本鬼子投降、缴械。美军到达那天，老百姓夹道欢迎，气氛十分热烈。第二批是国军到达，更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鬼子投降后，日伪政府垮台了。当时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群众的欢迎都是自发去的。
最后一批到达的是“接收大员”，从市政府的官员到鬼子统治下的“国企”均在接收之列。沦陷区的老百姓开始对他们的“企望值”很高，那是中国自己的官员嘛。来了以后豪华汽车迎来送往，穿的是西装革履，对老百姓讲起话来有点“俯视下望”的样子。几天以后，当时的教育部第一道“命令”是要对沦陷区的学生进行甄审，说是沦陷区的学生受了毒化教育，要甄审后才能决定是否升学或“清毒”。这一下伤了学生的心。学生立刻组织起来到市政府门前“请愿”、“抗议”。听说学生代表问接见的官员：“你们是怎样对待在日寇统治下日夜在煎熬中度日的自己同胞的？你们是怎么对待日夜企盼祖国光复的受难的兄弟姐妹的？”一连串的问话，那位大员哑口无言，低着头进去了。教育部的第二道命令是取消第一道命令，但心上的伤痕是很难很快弥合的。从此以后学生运动不断。他也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他的父亲几个月以后才回来。当时他父亲是西北工学院的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国立大学大多数迁往后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迁往昆明，北洋大学、北平工学院、唐山交大等迁往西安，称“西北联大”。因西北联大以理工学院为主，故又称“西北工学院”。当时他父亲是西北工学院的院长，他必须把一切安顿好以后才能回家。他父亲先乘船往上海，看望他的老父亲，然后再转乘船由上海至天津。
父亲来的那天全家都到码头去迎接了。父亲离开时他才七岁，对父亲的印象实在是很淡了。那天父亲身着蓝布长衫、布鞋，带了几件天津看不到的陕西汉中一带土产的棕编制的箱子。下了船立即有记者围上。回到家中父亲和母亲谈了一夜的话，第二天逐个看自己的儿女。看到他时，说这孩子头很大，肩膀怎么这么窄？母亲说，已经十五岁了，饿的，还没有发育呢。父亲半天没说出话。有了经济来源，家庭状况很快改善了。他很快健壮了，但是由于发育时严重营养不良，他和两个姐姐分别比两个妹妹及弟弟矮半个头，这也算是日本鬼子留下的纪念罢！
遗憾的是人民盼望已久的和平未能实现，带来的是内战。
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土改，大得人心。他记得孙中山先生在创建同盟会及国民党之初就提出“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实行土地改革”，而在国内战争时，由于共产党实行土改，国民党由反对共产党进而反对土改，广大贫苦农民几辈子没有土地，土改后欣喜万分，于是积极参军，保护胜利果实，正如傅作义将军起义宣言中说“我们成了地主的看家狗”。国民党首先失去了占人口80％的农民。
在城市接收大员来后没有多久就被老百姓称之为“劫搜大员”了，官员们贪污腐化，接收工厂的，接收一处停产一处，大卡车、小卡车向家里拉东西。物价飞涨，后来发行新币，谓之“金元券”，并下命令自某月某日起“限价”，一律不许涨价，世界上哪有这么管理经济的？如果一条命令可以“限价”，经济学专家就没有饭吃了。国民党上层居然无知、无能到此程度，怎能不失败？
1948年冬，京、津相继解放了。他于1949年暑假毕业，他这班同学共同经历了由日本鬼子统治到解放三个阶段，在共同的苦难与欣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别时，大家依依不舍，并互相赠送临别“赠言”，还出了校刊。
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几辈子没有自己的土地，分了地怎么能不感谢共产党？七十年代初他以“五七干部”的名义下放农村，和一位老贫农睡在一个炕上，那位老贫农说：才分得土地，大家“顶星星戴月亮”的干，地里连一根杂草都没有，说起那时的情景真是喜形于色。不过很快的又叹了一口气，说：“好日子没过够啊！五八年实行公社，地又都收回去了。那么肥的地都撂荒了。”
解放前天津黑社会很厉害，有东南西北四个“霸天”，鱼肉乡里，为非作歹。但市长上任后第一件事，先要请霸天们吃上一顿，向他们拱手，请他们多加关照。
天津的四个霸天还等着市长请客呢，何曾想到解放军给他们来了一个“一网打尽”，还组织老百姓在台上控诉。台上的受害人声泪俱下，台下的人也陪着流出同情的泪水。枪毙这些恶霸时老百姓看着这些恶霸押送至刑场，大家拍手称快，说：“你们也有这一天！”
他还清楚记得北京有几处无人售书处。在广场上设几个台子，上面摆满了书，还放着钱盒子，自己拿书，自己付钱和找零钱。每晚用卡车把书拉回去，第二天再送来。一年下来，钱不但没少还多了几毛钱。估计是有人找零钱找不开，多交了钱。可惜几年以后，无人售书处不再出现了。因为不仅丢了书，钱盒子也不见了。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怀念的年代啊！那时真正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许多和他的同龄人回忆起那个年代都称赞不已，不仅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更难得可贵的是社会风气好。
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的苦难之后，又经历了一个闪光的年代。
他就是在那个闪光的年代上了大学，他当时选择了北洋大学机械系是因为北洋大学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而且他喜欢他父亲从事的专业——机械工程。
他入学后勤奋刻苦读书，三年内读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于1952年暑假进入清华大学任助教。
走进了清华大学的讲台，他心中充满自信和喜悦，对未来充满憧憬，并下定决心报效祖国。
五十年代初期一大批有成就的海外游子回国参加建设。他进入清华大学后，第一年没有教学任务。有幸在一位原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指导下进一步深造。那一年他学习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板与壳、空气动力学、振动学等课程。导师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指定一大批论文布置他阅读，阅读后导师还要提问。这位导师说中文有点“结巴”但讲起英文却非常流畅，导师发现他也能讲流畅的英语时，非常高兴，每次“答辩”都很愉快。他与导师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导师不仅对他学术上进行了指导，而且在治学严谨、淳厚待人为他树立了榜样。在教学改革学习苏联一边倒的高潮中，他们又都“调整”到北京石油学院任教，并在一个系里，不幸的是他们又同时在五七年落难。
导师解放初期加入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并任石油学院九三学社的负责人。大鸣大放时校党委按中央指示，叫他动员学校“九三学社”的成员“鸣放”，可是在五七年时又以“煽风点火”罪被划为“极右分子”，每月只拿二三十元的生活费。他被打成右派，导师是极右，在十八层地狱中比他还深几层，所以受难期间并未在一起。
1979年彻底平反以后，他急切地去看望自己的难友和导师。老师本来就是个瘦长的人，见面时看到他又更瘦了，也苍老了很多。见面时导师没有谈起太多他自己的苦难，只是讲了一段动人的经历。有一次导师值班看守柴油机，发现柴油机振动得很厉害，在值夜班时，居然冒险把备用的那一台柴油机拆了，并找出振动的原因。后来导师给该柴油机制造厂家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改进意见，那个柴油机制造厂迅速派人来。此时因为导师是留美的，还被怀疑为“特嫌”，导师所在的单位不肯放，并晓之以厉害。但那个柴油机厂保证“妥善”地把他“保管”好，并保证“原物归还”。导师被借走以后，几天内解决了这个多少年未曾解决的技术难关。该厂很是感谢，把他送回来，还写了感谢信。并说这位“特嫌”改造得很有进步，希望他这次立的功能为他赎一部分罪。谁能想到就在当天夜晚，管教人员把导师从梦中叫醒，审问，并在审问中打断了他的几根“肋条骨”。导师拉开衣服给他看，胸部很深地凹下一块。他紧紧地拉着导师的手：“咱们在清华时，何曾想到这一段岁月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