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批判之七十九
《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云：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好了堂主人今译之曰：
用调解的办法消除怨恨，削除了大的怨恨还会残留下小的怨恨，怎么能真正地使双方的关系和好呢！所以圣明的人手里握着别人的把柄却不去计较，就如同手里拿着借条却不去追债一样。有德的人只把借条拿在手里，无德的人只会去追债。老天做事不讲亲情，却常常会偏爱那些善良的人。
人与人聚在一起，自然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或相互喜爱，或相互怨恨。喜爱起来可以不分彼此，怨恨起来可以不共戴天，尤其是后者，弄不好就会来个你死我活的拼杀，即便不你死我活也会两败俱伤，还会冤冤相报何时了。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的利用灭族与坑杀来斩草除根的残忍，那是只有君王们才做得出的。至于作为老百姓的普通人之间的事就都只能算是鸡毛蒜皮，除非是谁将谁的孩子扔进了井里，也就用不着非要谁将谁弄死。
但欠债还钱也还是天经地义的事。比如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钱，黄世仁来向杨白劳讨债，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放高利贷是乘人之危，没有钱就要以人来抵，以及黄世仁并非世代仁善，他的钱本也是不义之财，杨白劳之所以没钱也不是因为好吃懒作，其一生白劳也是事实等等，那都不是老百姓们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是落后的封建制度造成的。要想改变这种社会现状，杀掉一万个黄世仁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通过改变那制度来推动社会进步，建立更为合理的信贷制度和法律，虽然也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虽然也可以借助道德的力量来达到目的，但那是要以牺牲一方的利益为前提的。除非是那牺牲的一方心甘情愿，除非那牺牲的一方满不在乎，除非那牺牲的一方所牺牲的只是其多余的部分，否则这牺牲就不可能实现。只要国家存在，国家无疑会是最大的财富拥有者和最大的债权人，为了这样那样的目的国家也自然会时不时地来一次减免，但绝不意味着这减免能无限制（那大多都是在拆了东墙补西墙）；因为一旦无限制地减免下去也就意味着国家的消亡，不仅现实的制度不会答应，历史的发展也不会答应。
文人是一群特殊的人，既与老白姓不同又与老百姓的统治者们不同。他们都是神经中枢过于敏感的人，因此对生活中的幸福和苦难都能比其他的人感受得更深刻。因此他们极容易走入极端。他们要么因为感受到了幸福而爱上这个世界，便觉得自己生下来就欠下这世界很多，因此要用一生来偿还，但因为所偿还的都是精神，所以这世界也未必买账，所以他们又会因此而怨恨起这世界来；要么因为感受到了痛苦而恨上这个世界，便觉得这世界从一构成就欠了他们很多，因此要这世界全都围着他们转才好，但因为他们所要的不过也是精神，所以这世界也说不定就买了他们的账，所以他们又会因此而爱上这个世界。文人们都大多无定性，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所以有一些就因承受不了自己在感觉上的这种变换而发了疯，有的还会因此去跳楼、卧轨、投江；有的临死写一封遗书说不怨别人只怨自己，有的却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先杀死了别人然后再自己去上吊。
文人也很喜欢去干预政治，因此也就有了所谓的文人政治。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大都要有个文人做老师，弄得个个都成了半拉子文人，即便不是也会附庸风雅；结果就弄得中国的政治总像是喝高了酒一样，要么原地打转要么前后左右地翻跟头。有人会说这正是所谓的高，但高到让玉皇大帝来了也摸不着头脑，老百姓也就更加的无所措手足了。
文人们更大的特点是天真得像孩子，但那都是伪装之后的演戏，其实怀里也总是揣着小算盘的，区别只是比他人算计得更精细。所以要“难得糊涂”，是因为所要赚的除了利之外还有功和名，而三者之间的账也的确是很难算得清的。
《庄子·逍遥游》中有“至人无己，圣人无名，神人无功”的名言，其实他们都是中国文人的别号。神人是庄周，甘愿“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圣人是孔子，要“知不可为而为之”。至人或就是老聃了，正像是上面说的那天真的小孩子，是要“无为而无不为”的。至于那些君王当然都只能是君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