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和中东南民族地区，有二十多个兄弟民族有干栏建筑，但是干栏建筑又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不同风格，简直可以统称为干栏建筑的博物馆。例如傣族竹楼为代表的高敞型，据《归唐书》记载，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景颇族的“长脊短檐型”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汉代铜器房屋模型相同；壮族麻栏为代表的“重楼型”；苗族为代表的“半边楼型”；侗族为代表的“宽廊型”，在干栏建筑中侗族的木楼最高，可达四五层；以布依族为代表的“混构型”，建材并非全用木料，而有土木、砖木、石木混构；黎族为代表的“船篷型”等。
如西藏的布达拉宫，原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联姻，为迎娶文成公主而筑的宫城，既有藏式建筑的鲜明特色，也有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拉萨小昭寺原为文成公主督饬藏汉工匠建造。由于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时带了大批工匠，所以在唐及以后的青藏地区藏族建筑中，都吸收有内地汉族建筑的工艺成就。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建于南诏时期，其中凝聚着白族和汉族工匠的智慧。内蒙古的五当召是研究藏传佛教和蒙藏关系的重要文物。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西夏古都黑水城遗址中，城外西南角有座伊斯兰建筑，说明西夏时期伊斯兰文化的广泛影响。新疆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内蒙古的辽上京遗址、辽中京遗址，六顶山渤海国古墓群，云南的南诏太和城遗址等，都为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证。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是多民族工匠的创造。
我国绝大多数民族都把建筑新房屋视为重大活动，因而有传统的礼仪需要遵守。从选址、奠基、破土到伐木、立柱、上梁。盖顶，直至乔迁，都有相应的仪式，最重视的是选址、上梁、“合龙”、落成等关节。一般有专人主持问卜献祭品、放鞭炮、念祝词等。在民族村寨中某家建房，全村亲友乡邻协力帮助，多为义务劳动而且尽心尽力，看做是共同的大事喜事。
除宗教建筑中的寺庙是举行宗教活动和宗教节日活动的主要场所外，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聚居村寨或更大的社区里，都有举行社会公共活动的地方。例如高山族的多数支系都有以部落为单位建立的男性会所，是男性年龄组织的教育训练中心，也是部落的政治军事中心。
作为建筑来说，会所就是宽敞的公馆，受训者集体食宿其中，设一炉火常燃不灭，否则不吉。
侗族、壮族有戏楼，京族有哈亭，土家族有摆手堂，苗族有芦笙堂（或场），有些民族有铜鼓场等，基本上是公众聚会或进行歌舞活动的场所。凡是稍为重大的生产活动，都要集众于鼓楼里进行商讨，做出行动决议。文化活动方面来说，鼓楼是对歌、讲故事、祭祀、迎宾、送客（村寨集体的宾客）和集体欢舞的场所。
民居的建筑单元，实际上是为个体家庭而创造的。基诺族的“大房子”是父系家庭公社的产物；拉祜族西支的“大房子”是母系残余形式大家庭的反映。羌族民居的起居室较大，一般在40～60平方米之间，而且地板距天花板也有四五米高，如此宽敞是为了满足亲友们节日聚会时喝咂酒，“跳沙朗”，即跳羌族锅庄集体舞。侗族木楼的外廊很宽，因为这里是夜晚一群姑娘和一群小伙子对歌（行歌坐夜）的地方。傣族竹楼楼梯口有间为姑娘设的纺线房，晚间几个姑娘结伴在此纺线；小伙子用歌声征得姑娘同意后可以进去对歌。
黔南“青裤瑶”中姑娘卧房的门上有个拇指大的小洞，高低与床相同，夜晚小伙子可以用小竹棍捅醒姑娘，与之隔门谈情说爱，俗称“闹门洞”或“恋爱洞”。过去海南黎族中有为姑娘建的“寮房”，云南宁蒗纳西族中有“姑娘房”，都是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准备的。建筑中的雕刻和绘画，最普遍的是上彩油饰。在藏族、蒙古族、傣族、白族、纳西族、回族、东乡族的寺庙和民居中反映很突出。甘肃临夏回族、东乡族的砖雕技术精湛绝妙；纳西族和白族的木雕楼刻十分有名。侗族在鼓楼和风雨桥上的彩绘绚丽夺目，喇嘛寺庙里的壁画艺术成就卓著。因为建筑艺术本身就是综合文化的载体与纪念碑，所以很难把其内涵在简短的文字中全部揭示出来。建筑的永久性又要求其创造者具有超前意识，一些建筑在落成时要受到人们的赞赏，要它存在的以后岁月里也要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要，这不仅给创造者提出了高难的要求，同时也给享用者提供了逐渐认识和欣赏的空间。
中华民族交通民俗文化
交通的起源和意义
我们常讲的交通包括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两方面。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物质生产消费活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反映了人类物质文化的进步，中国很早就修筑各种道路以行车马，利用自然河道和开凿运河以通舟楫。在古代中国，舟车比较发达，后来还出现了各种轿子。但在近代却大为落后了，现代的交通工具及设施，如火车、汽车、电车、轮船、飞机、公路、铁路、航空等，只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才逐渐从外国引进。原始人在人类最初的漫长年代里没有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在生产逐渐进步的情况下，在创造劳动工具的基础上，出于实际需要才创造出原始的交通工具。应当承认一个事实，我国交通发展的起步可以说是从车、轿、船开始缓慢发展的。
车
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开始用驯养的牛、羊、马、驴、犬、鹿、象等牲畜驮载或拖拉物件。
拖拉所用的运输工具叫“曳叉”，是两根平行的木杆，中间用一条横木联结起来做成的。它是爬犁和雪橇的前身。车的发明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因为车轮滚动大大减少了车子与地面的摩擦力，所以说车轮的发明是交通运输史的一场革命。中国显然是世界上最早能够制造车轮的国家之一。
原始的车轮只是一块圆木板，车轴与车轮是固定在一起的。先出现的可能是由人手推的独轮车，后来才逐渐发展成双轮车。三轮车和四轮车等。人们在劳动过程中自然要追求既装载得多，又稳当快捷的形式。相传我国的黄帝首创牛拉车，到了夏禹时代有位叫做奚仲的驯马拉车。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曾发现有马车坑，有用四匹马拉的，也有用三匹或两匹马拉的。前辈古人以骑乘牲畜在先，以牲畜驾车在后。
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据说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见飞蓬转而知为车。从自然现象和生活经验中获取了对车的认识和萌发了造车的想法。传说中的黄帝号轩辕氏，轩和辕均从车，这也许是我们中华民族早就与车结下不解之缘的一个有力佐证。古文献《世本》、《山海经》等书中还明确载有夏禹之时奚仲父子以木为车的故事。奚仲父子很可能就是车的最早发明者。不过那时的车究竟是什么样子，至今尚没有实物证据。
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车应是商代发明的。在河南、陕西、北京等地的商周墓葬里，发现了大量车子的遗迹。从复原的车的样子看，商代和西周时期的车属于同一类型：都是双轮，方形或长方形车箱，独辕。辕的后端压在车箱下的车轴上，辕尾稍露在车箱后，前后车箱部分向上扬起，商初上翘平缓，以后弧度逐渐加大。辕前端缚有一根横木叫衡，衡的两边各缚有一个人字形的轭，是用来驾马的。多数车子是驾两匹马，叫骄；也有驾三匹马的车，叫骖；周代出现驾四匹马的车，叫驷。车箱后面都留有缺口或开门，以利乘车的人上下方便。
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车字是车的象形，与复原的车的样子相似。此外车上还有用铜、贝甚至黄金等材料制成的精致饰件。如在衡和轭顶上装有一种叫銮的铃，是西周开始出现的。最高级的马车上要装八个銮，行车时铃声锵锵作响。商周古车结构的先进，性能的优越和装饰的豪华堂皇，在奴隶制的古代世界是罕有与其匹敌的。
先秦的车总的来说分为“小车”和“大车”两大类。驾马，车箱小的叫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驾牛，车箱大的叫大车。小车制作考究，除供贵族出行外，还用于战争。战国时代，由于车战频生，战车的多少往往是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等说法。制车是一个集大成的工艺部门，先秦古籍《考工记》里说：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大车是用来拉笨重东西的，车上没有什么装饰品。当时乘车制度尚左，尊者乘车位置居左，御者居中，陪乘者居右。将帅之车主帅居中，掌旗鼓指挥御者居左护卫居右。一般兵车御者居中，左右二甲士各持弓矛，是为了便于作战。那时贵族死后还把生前所用的车马连同驾车的奴隶一起殉葬，有的多达几十辆。
汉代车子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单辕车渐少，开始多用双辕车。车的种类和用途也扩大了。官僚贵族出行时要保持一个由马车组成的车队，就是一个县令，其车队也由七辆马车所组成。最高级的马车是皇帝坐的“辂车”和“金银车”。装饰华美富丽堂皇，高级官吏乘坐“轩车”，车箱前顶较高，两侧以席子作障蔽，上面绘有画纹图饰，又称“文轩”。普通官吏则乘坐“轺车”，车箱四面敞露，上有伞盖。贵族妇女乘坐“辎车”上有顶，四周有帷蔽，车箱像一间小屋子。还有专供某一特定用途而制造的专用车，如载乐队用的“鼓乐车”
；狩猎用的“猎车”；载猛兽或犯人的“槛车”等等。
两汉之际还出现了“独轮车”。四川成都扬子山汉墓的画像石便有这种车的形象。这种车又叫“鹿车”，现在四川称“鸡公车”，江南一带叫“羊角车”。其结构简单，只有一个车轮，使用方便省力，既可坐人又可载物，适应性强，一般只需一个人推动。这一发明使西方科学技术史家赞叹不已，有人说：“独轮车虽然很简单，却是一种全新的发明。它在欧洲还要再过十个世纪才得到采用，这几乎使人不能相信。”汉代乘马车的人为保持仪容起见，得讲究一套姿势，以显示其尊贵，有所谓“坐车之容、立车之容”等规定，乘坐起来很不随便。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转而喜欢乘坐牛车。牛车行使缓慢，平稳而安全，车身高大严密可以布帷设几，任意坐卧。
宋代以来，制车技术的重点逐步由乘人的车转到载货的车。宋代的大车叫“太平车”，要用五至七头牛拖拉。这时的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用驴拉叫做“串车”。
明代将前用驴拉后以人推的独轮车叫做“双缱独轮车”。这种车上用拱形席作顶，是为了便于载运客、货，能自江南载客北上到西安，或直达北京。清代出现了挂帆独轮车和马拉轿车，前者巧妙地利用风力来节省人力；后者则是马车和轿子结合的产物，它外形像轿，上支穹形布帐，旁设两辕，有如轿，用马或骡子拉挽，是当时最流行的载人交通工具。
近代以来，马车、牛车、独轮车已经不再是什么先进的交通工具，代之而起的是汽车和火车等。1864年英国商人在中国北京宣武门外造小铁道试驶火车。1901年至1902年，清朝皇帝从香港进口了第一辆汽车，先在故宫和颐和园供慈禧太后游览乘坐。据说因司机醒目地坐在前面，慈禧不太喜欢也并不常乘坐汽车。
轿
轿的沿革中国古代有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轿。它由先秦时代的辇舆转变而来。辇是用人力推挽的车。舆是车的车轮，车轮以上部分俗称车箱。唐代画家阎立本有一幅《步辇图》，图中的唐太宗，端坐在一乘“步辇”上，由两个宫女扛抬，四角还各有一个宫女扶持，实际上是一张加两根抬杠的四足床，俗名叫肩舆。汉代史学家班固的作品里曾写步辇，可知在汉代这种东西就已经出现了。南北朝时王公贵族使用步辇更为流行。东晋陆翱的《邺中记》里记载，后赵的残暴国君石虎，打猎时就坐在一种用二十个人抬的“猎辇”上，辇顶上装有遮蔽太阳的曲盖，辇下还设有“转关”，可以随时转换方向，便于射猎鸟兽。步辇和猎辇等应是轿子的前身。在宋代的画里和宋墓出土的模型中，常常可以见到轿的形象。同时轿的名字也正式出现。宋代王至《默记》一书载，宋太祖赵匡胤“初自陈轿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澜乘轿子出居天清寺”。这是最早出现“轿子”一词的明确记载。
乘轿制度古代乘轿和乘车一样，都有种种规定，在轿子的形制上也有种种规定，显示了封建社会里森严的等级制度。例如明代规定三品以上的文职官员、庶民中老年多病的人可以乘轿。清代乘轿的范围虽然扩大了，但规定更多，《清史稿·舆服志》记载：
皇帝后妃可乘豪华的金顶轿，亲王可乘银顶黄盖红帏的轿。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乘银顶黄盖皂帏的轿，在京城内只能用四人抬，出京可用八人抬。四品以下只准乘锡顶的，两人抬的小轿。一般地主豪绅只可乘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的轿。庶民百姓平时虽很少乘轿，但结婚之日大多用轿迎亲，新娘乘的是“花轿”，新郎坐的是“蓝轿”。中国的轿子流传到欧洲以后，也曾受到法国、西班牙等国王公贵族的垂青。20世纪以后西班牙贵族还十分热衷于乘坐轿子。
船
古人先秦典籍中把船叫做舟，汉以后舟船并称。舟船种类很多，各地名称不一，比如汉代扬雄在《方言卜书》指出：“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都谓之舸，小舸谓之舟差，舟差不谓之艇。”此外还有两船相并为舟差，海船称作舶等名目。中国造船的历史悠久。“古者观落叶以为舟”、“见窍木浮而为舟”等传说和记载，反映了我们祖先对船的最初认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就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关于独木舟的来历，有着许多神话，有的说，“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其他还有伯益、番禺等造舟的说法。但流传最广、记载较详的要数《蜀记》中夏禹治水造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发掘出十余只独木舟和数十具以独木舟为葬具的“船棺葬”。经鉴定，有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这对西方某些学者断定中国没有独木舟的说法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筏其实也是船。竹排就是筏的一种，此外还有木筏和皮筏等。筏的由来也很久远，所谓“伏羲始乘桴方舟设付乘桴济河”，桴和付都是指筏。筏的制造比独木舟容易，它的问世当比独木舟要早。筏的应用不断改进完善，以后发展成为各种筏船。
木板船继独木舟之后，至迟在距今三千多年以前，中国出现了木板船，它摆脱了受天然木材原始形态和大小的束缚，是中国造船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殷商遗址的甲骨文，为木板船的最早历史存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从字形看，它和我们现在在小河中还能看到的小木船非常相似，平底方头方尾，首尾略往上翘，船的两端有甲板和出角。甲骨文中“舟”字的字形也不完全一样，说明当时确实出现了多种形制的木板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南方已有专设的造船工场“船宫”，诸侯国之间经常使用船只来往，并有了战船的记载。战船已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余皇等名目，不同类型有不同性能和用途，有的大船可载五十人和三个月的口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