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误会，似乎鲁迅只重泛读，而忽视专精，殊知专精同样是必需的。鲁迅笔下的“非看不可的书籍，实际上就是指的需要专精的书。他强调泛览，是为专精提供更广阔的选择，并为专精提供必要的知识广度。他说：“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而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深入地研究下去，否则，只有泛，便无中心，知识不能系统化，就会成为“杂耍。他自己的读书治学经历，说明他不仅注重泛读，而且同样注重专精。我们在第一章讲过，在他校勘整理的古籍和自己的有关中国小说史、文学史的著述中，就是他在广泛博览的基础上，经过审慎的精读，逐一挑选出有价值的作品，进行精心校订，编纂结集，并以此为基础，写出自己的著作来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的编纂，乃是专精的典范，是他精读之后精选的结晶。只要想想他花数年之功夫，在大量散见的著作中，剔抉挑选，日夜抄录，利用多种书籍校读订正古籍的情况，谁能说鲁迅是不注重专精的呢？
学外语，在打基础阶段，没有精读的方式是难以入门的，鲁迅称之为“硬看。他自己在上海时，为了学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就将数十年前学过的德语重新拾起。此时，年纪毕竟大了，但他对所选定的书，认真研读，在一年的时间中，每晚就定出一定的时间，从不间断。因此，他在此方面有很深的体会，即学外语，必须具备硬看精读的态度和方法。在给曹白的一封信中，他说道：“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硬看，在这里与精读同义。读书人都有体会，对打基础的必读书或某专业的经典著作，不精读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建立学科和专业的看家本领，是学好专业的基础，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外语，一开始就泛读，那是不可以的，只有经过精读，掌握了必备的文法和生词后，才有可能进行泛读。因此，鲁迅是深深了解精读与泛读的关系的。
鲁迅在翻译外国作家作品时，就体现出了专精的读书方法。大家知道，翻译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精读这部书的过程。鲁迅在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三章时，读到“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时，鲁迅是“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即维纳斯），为克莱阿美纳斯所雕刻，但他没有见过这雕刻的图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势，于是东翻西查，却遍查不得，又买了日本新出的《美术百科全书》来查，依然没有，之后，花了更多力气，终于查出注明。这就是精读，这是真正的精读。鲁迅购置了大量的中外工具书，就是主要为精读而备的。于是，我们知道，泛读与专精，是他的读书实践的写照，也是他极力提倡的两种相辅相成的读书方法。
比较与参读
读书的过程，是对知识、思想进行占有、挑选和吸收的过程，这就需要比较，鉴别，从而更合理地将别人的知识和思想，转化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比较阅读法是甚为通行也是富有成效的读书方法，其特点是将两种或多种材料对照阅读，分析其同异，然后作出读者的判断和选择。严格讲，参读也是比较，因此我们将其放在一起，作为鲁迅读书方法来品鉴。
鲁迅之所以提倡“随便翻翻，其关键在于随便翻翻包含着比较，即在不受主观倾向限制的情况下读书，读者自身不会被自己的立场好恶所驱使，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类型的著作，从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开辟了更大的范围和思想空间。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得到的信息量大，而且包容了相似、相反等不同类型的信息，这就为比较奠定了基础。所以，鲁迅一生读书，就广泛运用了浏览而来的材料，并对之进行分析比较，使自己的知识积累更有价值，使自己的思想更为明晰清楚，而所作出的判断与选择就更符合实际。由于每种书的作者的知识与思想，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代表，知识错误、思想缺陷都是客观存在的；而有的书，虽貌似公允、代表了真理，其实并非如此。读书人如果不认真地分析，往往就会受骗上当，把毒药当作蜜糖，将恶草视为香花。于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大量泛览各种书籍、了解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然后取舍。鲁迅对此，经验丰富，深谙比较读书法。他指出，对可能上当而被诱骗过去的书，“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他接着又说：“‘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基于此，鲁迅提倡读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书，甚至是过时的书。他说：“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杨光先是中国历史上相当有名的排外思潮的代表。清顺治元年（1644），清政府任命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历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以捍卫封建正统的立场，以迷信为武器，用顽冥不化的排外情绪，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到康熙四年（1665），他又以新历推算日蚀有误为理由，致使汤若望被判有罪，自己便取代了汤若望的官职，并恢复旧历。后来，他由于推闰失实，被捕下狱，后获释放。杨光先的行为，代表的是迷信向科学发难以及封闭对开放进攻的思潮。《不得已》是他历次指控汤若望的呈文及论文的汇集。在书中，他公然说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荒唐话，暴露出了排外和拒绝科学的不光彩形象。鲁迅所处的时代，复古思潮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排斥先进的外民族文化，对科学的拒绝，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市场。一些人的书和文章，大谈中国精神文明天下第一，而对物质文明的落后视而不见。种种情况，说明杨光先后继有人。鲁迅正是强调通过读过时的书来对比现时一些人的思想观点，从而找到二者的渊源，并进而探讨其悠悠不绝的社会、文化、思想基础。这样一来，貌似捍卫民族文化的种种表现，在时代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比较之下，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下，实质也就昭然若揭了。人们也就不会简单地被这些思想所迷惑，不会上当受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