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封建制度与文化对中国妇女的摧残与戕害，争取妇女的平等与解放是聂绀弩散文的一大主题。“妇女的品种比男的多，除了妻、母、娌、妾，等等一般性的外，有偷过人的、改过嫁的、经过刑狱的、在外面单身流过浪的、被强奸过的……”，但是不论怎样的妇女，也不论她逃到哪里，对妇女的压迫、虐待、轻视、玩亵便到了哪里，而且更令聂绀弩心疼的是，“对妇女实施这种种行为的，甚至是妇女自己。”⑩（1）在封建社会乃至到号称民主的民国时期，妇女从小就被设定、被培养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塑造自己，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甚至已经沉淀于女性的无意识深处，成为了她们的自觉。她们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为美德，以《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家范》《内训》《闺范》为修身课本，以服从父母夫婿甚至儿子为行为准则（《女子教育一文献》），以成为别人宜室宜家的贤妻、太太、小妾、准太太、超太太甚至什么都没有的外室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从桃色太子看旧中国》）；社会，或者准确的说是男性审视女性是否优秀的标准并不是才学能力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而是容貌是否漂亮（《体貌篇》），是否是处子（《“确系处女小学亦可”》、是是否能够低眉顺耳宜室宜家；万一不幸女人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被人压迫诱骗沦落风尘，或者因为战乱失去贞操，甚至命运多舛丧夫或因生活所迫改嫁，那么她们就堕入了阿鼻地狱永世成为人们谴责唾骂鄙视欺凌的对象不得翻身；要是他们僭越了社会的规范识得几个字，明白点事理、要求点平等自由，走出家庭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工作，或者偶尔得到丈夫的尊重，那便是大逆不道，丧失母性的表现，是阴胜阳衰男人怕老婆的反常现象，引得道学家“知识分子”的扼腕叹息、普通人的莫名惊诧和耻笑。
正是女性的命运如此的不堪，聂绀弩才忍不住为女性挣得应有的权利大声疾呼，他认为女性获得平等自由与尊重、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不会使女人丧失母性，母性本来就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女人解放只会使得社会进步更快、文明发展更迅速，还会使母性的关怀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上去，进而得到更大的发扬，何况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说过男性因为“主外”而丧失了“父性”的；女人之所以会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甚至沦落风尘并不是她们自甘堕落，而是因为社会的不公，男性对他们的戕害与玩弄造成的，妓女不是恶之花，而是文明的怀疑者、错误牺牲的受难者（《论娼妓》。聂绀弩所欣赏的女性是自然健壮的农妇，是《自由引导人民》中表现的那样的圣母，是活跃在瑞金的挑起生活重担、拿起武器自卫、勇敢的走向未来的娘子军，是出走家庭的娜拉，是冲破礼教条条框框追求两性自由的《聊斋》中的侠女。聂绀弩深信，只有女性自重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只有打碎束缚女性的礼教枷锁才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只有张扬女权男女平等才会换得社会的飞速进步，只有女性的地位提高了，民主才会完整，国家才会文明。聂绀弩是“五四”以来女权主义的忠实旗手。
文学从来不是社会革命运动的工具，它也不能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但是优秀的作品会把握住社会重要思潮的脉搏，展现它本身的思想内容和内在价值。民主革命进程中旧观念和新事物的龃龉，腐朽谬种和进步因子的碰撞，都成为了聂绀弩关注的对象。何永佶的“私产即人格论”公然称，人格主要通过人的财产而体现出来的，这暴露的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观念，被聂绀弩斥之为“狗道主义”。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所谓的“第三势力”采取隔岸观火态度，他们怀疑共产党的统治，认为共产党也不能够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认为国共斗争是没有必要劳民伤财，他们攻击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反对土地改革，甚至侮蔑共产党在战争中不估计贫民的生命安危，在战后计划拆除文化古迹（长城），更有甚者还无视事实抹煞中华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功绩。聂绀弩对这类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他们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国民党内部培植的反动力量，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人民安分守己，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已。聂绀弩犀利的文字直指一切黑暗的势力和反动的浪潮，为普通民众看清统治阶级反进步、反民主的申公豹式的真正面目。除此之外，他还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力主破除陈规陋习和戕害人性的封建道德，《壁画》讽刺了普通人民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变革的心理弱点，《误认父兄》、《读鲁迅的〈二十四孝图〉》、《论莲花化身》、《伦理三见》针对的是孝义对青年心灵的束缚和对社会文化的束缚，《怎样做母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慰家长们切莫使用板子代替教育管教孩子……聂绀弩认为腐朽落后的封建陋习就像肺病患者吐出来的“痰”一样，他们主观上不是为了害我们，但是他们却具有传播病症的力量。聂绀弩一直高扬着理性大旗，用他的一腔热血投身于拆解陈腐传统的事业中去。
聂绀弩不仅仅是一位坚定的文坛斗士，也是温柔的情人、多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诚挚的友人、睿智的诗人。散文本来是最自由的文学形式，它更容易承载人心中的情感波动并将之凝定为永恒。聂绀弩虽然在17岁的时候已尊父命成家，但是直到1927年才遇到与他羁绊一生的爱人周颖。他与周颖相爱、结合、伴读、育儿与共患难的经历沉淀在他的散文《离人散记》中，在字里行间，我们随处可以采撷到灵魂碰撞后的欣喜，孩子诞生后的父性的自然流露，患难时期的相濡以沫和爱侣离散后的思念。战乱中，东平的牺牲、骆宾基的被捕让聂绀弩心痛不已；在桂林和当地的木刻工作者协会的同志们相处的日子是聂绀弩最怀念的时光；还有萧红、曹白、鲁迅、胡风等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斗士的过往，都像一张张老照片一样，珍藏在聂绀弩文字相册中。解放后，虽然聂绀弩的主要创作精力转移到了古体诗的方向上去了，但到花甲之年的聂绀弩仍然对中国古典小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经作《自遣》诗云：“自笑余生吃遗产，《聊斋》《水浒》又《红楼》”的研究成果同样以散文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其中的不少观点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如果说白话散文大师胡适的散文是以“清新明白”见长的话，那么聂绀弩的散文则是如匕首投枪般的犀利尖锐，一如鲁迅杂文的风格。聂绀弩认为他所接触的散文大概有三种风格类型。其一是鲁迅式的散文诗风格，“自是‘散文’既达最高境界，无以明之，乃名之曰‘诗’，亦犹长篇小说《死魂灵》，作者自称其为‘诗篇’一样。但《野草》多深悲极苦之篇，虽喜且爱，而往往不能终卷，甚至欲抛之疾走，若《影的告别》然。”其二是何其芳式的精工细致风格，这种散文专为抒发主体自身情感，不以示人为目的。其三是曹白式的浑然天成的风格。聂绀弩最为推崇的当然是鲁迅式的散文，这不仅是由于聂绀弩本人与鲁迅的性格气质相若，还因为他与鲁迅既是朋友，又是并肩作战的同志。聂绀弩早年任职于南京《中华日报》《动向》副刊时，就曾经发表过鲁迅的文章25篇，并和鲁迅结识，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从此以后，聂绀弩自觉的追随鲁迅，他曾经明确的表示拥护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曾坦言“我其将‘谬讬知己’衣食于鲁迅呼！”？（1）聂绀弩师法鲁迅一方面体现在，他的许多散文的内容体裁极为相近：鲁迅曾经说：“救救孩子”，聂绀弩说：“孩子们，救救我们！”（《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鲁迅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鲁迅曾经重新塑造女娲的形象，聂绀弩给读者一个崭新的普罗米修斯。另一方面，他的语言风格也与鲁迅如出一辙：鲁迅逝世时，聂绀弩扶着灵柩送他最后一程，鲁迅的背影虽然倒下了，但鲁迅的嬉笑怒骂式的语言风格仍活跃在聂绀弩的散文中。聂绀弩极其鄙视那些因为自己有钱而奴役轿夫的剥削者，“抬的人有时是三个乃至四个，我以为，假如因为不得已，那就再用多人抬也没有关系，死人棺材常常用八个十六个甚至三十二个人抬，猪也常常被人用竹器抬着走。”（《伦理三见》）聂绀弩讽刺向培良也毫不客气，“无论把老子画成一幅怎样的嘴脸，都随作者的尊便，反正老子已经死了，死了几千年，放心吧，他不会从棺材里头爬起来回一枪的。”然而聂绀弩的语言比鲁迅多了一份平实自然，不饰雕琢，他还常常在行文中随意留下湖北方言的痕迹，使得文章更显得亲切朴实。
聂绀弩主张文学应该迅速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事情，特别反对只重视提倡闲适、幽默、潇洒、轻松而逃避现实的个人笔调。所以，他的散文在内容上实效性非常强，不仅材料翔实、结构严谨、论证充分，如《血书》、《狗道主义举隅》、《论怕老婆》、《茫然》等等，这些散文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战斗力。而且，在艺术上他还努力求新，追求多变的表现手法。如《韩康的药店》，聂绀弩以间接形象化的手法，成功地把西汉实有其人的韩康与《金瓶梅》中的虚构人物恶霸西门庆凑合在一起。韩康的药店因为售药物美价廉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而同行西门庆却因为卖假药生意清淡，西门庆用不正当手段接连霸占了韩康的五个药店，结果都没能挽救他生意落败的结局。《韩康的药店》影射了国民党“皖南事变”查封生活书店的暴行。生活书店本来在读者中享有巨大的威信，国民党在查封了这个书店以后在原址开设了一个国防书店，专售《总裁论》、《中国之命运》这样的书籍。聂绀弩古为今用，用影射的手法讽刺了国防书店就像西门庆的药店一样，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而生活书店总有一天还会得到复兴。除了历史题材的翻新，聂绀弩还善于运用语言故事随意挥洒，自由驰骋。《兔的发言》虚构了一场森林宴会，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国民党统治时期假民主的嘴脸和弱肉强食的黑暗现实；《残缺国》利用梦境讽喻了现实社会倒行逆施、颠倒黑白的局势。虽然这些作品全文没有一句激愤的议论，但是它们也不露声色地批判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和人物，用貌似平淡的叙事取得了反讽的艺术效果。
聂绀弩的散文创作无论是抨击封建伦理道德，还是追求民主自由法制，无论是呼唤女性解放与人道精神，还是针砭国民性弱点，他一直以自己的悠悠赤子情怀承担着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虽然有的时候，因为要追求时效性和斗争性，有些文章难免语言粗疏，思考流于肤浅，有的时候也会犯下矫枉过正的错误？。但是，作为一位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历了风尘肮脏战争风雨的中国文人，他承担起了与普通大众分享艰难、言说真理的艰巨任务，他仍然是湖北现当代文坛上优秀的散文作家。
三“人性”抒写的柔韧与坚硬——曾卓、绿原的散文曾卓与绿原——同为“七月派”的著名诗人，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诗人的人生中的辉煌与困顿同因一个特殊的“七月”而展开，同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受到牵连而被投入监狱，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沉沦到人生的最底层。艰难的囚徒生活，精神桎梏，他们只能以内心的诗歌来宣泄内心的苦闷和躁动，却又同因写诗而继续蒙受苦难——“七月”成为他们生命中一个无法绕开的故事情节。记得贾植芳先生多次讲过，胡风集团的成员个个都是政治犯。民国时期，政治犯受到优待，狱中地位高于刑事犯；待到他们作为胡风分子被捕之后，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治犯的待遇是囚犯中最低的——低于杀人犯、抢劫强奸犯，恨不得打入十八层地狱令其永世不得翻身。直至粉碎70年代末期，他们重返诗坛唱起“归来”的歌，直接影响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创作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曾卓与绿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探讨。但是，曾卓和绿原二人艺术个性毕竟不同，造成了他们在困厄命运面前对人性坚守的不同理解和行动方式——曾卓“自白式”的娓娓道来的柔性力量和绿原“沉思式”超越困难的刚性力量，从而决定了他们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不同艺术个性与主体形象。
一、“吹笛者”与“浮士德”：散文双重个性的展示“吹笛者”与“浮士德”是两个富有不同特征和寓意的象征性的形象符号，一个是柔性力量的代表，仿佛一位遥望远方、若有所思吹奏着悠扬笛声的安详、平和的“吹笛者”，来源于曾卓散文的《笛声》；一个是刚性力量的代表，传达着永不满足、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的“浮士德精神”，它源于绿原对歌德的赞颂。
1、“吹笛者”的柔韧
曾卓不仅是一位卓然有成的诗人，他的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笔、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也使他成为一位独标一格的散文家。曾卓认为，作家应“以诚恳、炽热的心感受生活，以亲切朴质的风格表达对生活的感受”？。人，或者说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贯穿了其散文的始终。
阅读曾卓的散文，他的写作方式往往是通过一个人世间的小故事来提炼出人生的哲理，“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从短小隽永的人生故事、世情百态里，获得一份情感的慰藉、温润和感动，让前行的每一步都行走在人性的天空，用真挚的情感去融化恶俗的坚冰……这是一种柔性力量。作家在《笛声》中说：“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而他的散文，正是“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在他的“笛声”里，我们很难想象“吹笛人”是一个饱经沧桑、曾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场政治飓风刮得遍体鳞伤的人，这正是有着诗人敏感气质的曾卓在表现对苦难的承担时采取的别一种姿态。
“曾卓属于这一类作家，不论他的诗，或是散文，或读书札记，更不用说他写的回忆和追述生平与创作的文章，都带有自白或自传的色彩，他的诗文里没有纯客观的冰冷的描绘”？，曾卓正是通过“自我开导式”的自白抒写人性的柔韧，他内心的凝炼和激越，并不嚷叫着说出来，有时候你感觉他在说的时候有一种听的姿态，他在听自己说出的心声，他把自己分成了歌者和听者两个角色，自我就在这两个角色间游走。
2、“浮士德”的刚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