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师大受教育部委托制订的中文系适用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1956—1958）以及《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教学大纲》，我和周乐群不但熟悉，而且拥有最初的初稿编印本。1959—1960年，华师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和部分学生合作，在“教育大革命”中编写教材《外国文学》1—4册时，我完全同意周乐群的建议：灵活学习北师大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体系，并参考纳入《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教学大纲》。经过充分研讨，确定第一分册为古代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文学，第二分册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第三分册为苏联文学，第四分册为现代欧美文学与东方文学，共约150万字。与此同时，由周乐群征求彭端智意见，负责东方文学编写工作。彭老师不负众望，勇挑东方文学建设重担。组织参加四册《外国文学》教材编写的除了王忠祥、周乐群、彭端智，还有宋寅展，以及1959年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的奠自佳和1960年中文系留校任教的梁异华。四册《外国文学》难免“左“风影响，即使如此，其积极意义仍很显著：吸纳了北师大等兄弟院校同类专业优势，并走上了继承——创新之路，改变了过去有西方文学无东方文学、重古代文学轻现代文学的旧格局。参加编写《外国文学》的师生，的确显示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与大无畏的创新精神。此书的革新体系和部分精华章节内容在我们后来的著述中更上一层楼。我担任华师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受教育部委托编制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中，特别重视对上述“四卷本”《外国文学》的与时俱进之处又予以提升，发扬光大。198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教程》（主编王忠祥、宋寅展、彭端智）就是依据此大纲编写的。为了适应国内外总体形势的发展和学术前沿研讨问题的变异，这套“教程”包括“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个平行部分，俄苏文学作为“欧美文学”一部分，不再独立门户。
其四，首创《外国文学研究》专业期刊，建设外国文学研究之路的三大“重镇”（即三大重点）。两者的“热潮”均高涨于桂子文苑大发展时期，但和昙华学园的奋斗史有必然链接关系。
《外国文学研究》（华师主办）——新中国首创不依靠翻译而纯粹研究外国文学的期刊，出现并茁壮成长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发展”（1977—1985）与“加速前进时期”（1986—1999），是我们立志进一步深化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彼此会通的必由之路。早在昙华学园时期（50年代中叶）我们就萌生办刊设想。1978年秋天和1979年春天，《外国文学研究》季刊（2003年改为双月刊）在改革开放的进军号角的激励和感召下诞生了。1978年第1、2期内部发行，1979年第1期开始向全国发行，1980年开始向国外发行。在翻译、评介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终于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这朵奇美鲜花—中国大陆首家“纯粹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徐迟语）。
30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引导和鼓舞下，健康发展。从第一任主编（1978—1986）徐迟，第二任主编（1987—1998）王忠祥，到现在第三任主编（1999—）聂珍钊、社长胡亚敏，几番风雨，几番变迁，经历了多少喜忧苦乐，品味过多少甜酸苦辣，但刊物始终贯彻为全国外国文学研究搭建好具有辐射功能的服务平台的宗旨，坚持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并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大潮中日益强化国际学术交流。徐迟在为《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所写的“宣言”中大声疾呼：为了建设我们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了迅速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我们不可拒绝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我们要“吸收外国文学艺术精华，吸收中外文艺精华的全部总和”。这一段金玉良言，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外国文学研究》积极反映域外文学创作的新趋势，精选刊载外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我国文学界高效借鉴，并由此及彼，对扩展文论与创作的视野大有裨益。
现在，《外国文学研究》早已是“全国中文（世界文学类）核心期刊”，为众多权威检索机构收录，而且从2005年开始被美国AHCL收录，同时还被英国ABELL这个国际权威数据库全文收录。《外国文学研究》获得了显著成绩，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归功于先后参加刊物工作的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同时，我们衷心感谢各时期的顾问（国内外）、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省社联的众多专家以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和爱护。尤其不可忘却戴安康编审劳苦功高。在期刊面临经济、兼并等多重危机之时（1988—1998），作为副主编的他和主编“志同道合”，经过持久奋斗，终于缓解了危机，迎来了新发展。现在，戴老师已离开了人世，逝者已矣，我心悲戚，刊物永存，可慰亡魂。
《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中国学者”专栏，刊载了“王忠祥学术成就简介”（责编：李乐刚），在评述1978年王忠祥和周乐群共同创办了《外国文学研究》“这份首家外国文学评论期刊”之后，简约而突出地评介了王忠祥学术成就“三重点”，亦即上文提出的中国外国文学之中的“三大重镇”：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和易卜生研究。《文学教育》2010年第7期（下）首篇《外国文学评论家王忠祥》（梁志群文），也有同样的评介。关于三重点，从学习到教学，从研究到著作，始终不弃不离。我和外国文学史、莎士比亚、易卜生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之情缘，其实贯穿在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多年中，而我又是其见证人和参与者。
巡视这些点点滴滴的成绩与收获，奋斗的艰苦与党政组织的关怀甜蜜相伴，苦也甘心，乐在其中。在此文即将结束时，说几句“如果……”之类的心里话，似可借以表达感恩激情。如果没有“昙华学园”当局的特殊关怀、培育和钱基博、林之棠、高庆赐、薛诚之、石声淮、许清波等老师在精神和物质各方面的支持鼓励；如果华师不派我去北师大世界文学“进研班”，或我从北师大返校后未能主讲外国文学课程；如果华师不同意我受聘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外国文学学科组成员；如果华师不批准我去外文系参加《挪威简史》、《丹麦王国史》翻译组及联合国文件翻译组工作，那么，我的外国文学之路就会困难重重，甚至“此路不通”。
有人认为不少退休教师已从昔日的讲台和论坛的“中心”走向“边缘”，现实如此，也可超越自我不如此。我于1994年退休，却又“退而不休”，迄今讲授与写作不断。去年夏季暑假，文学院分党委号召，通过文章表达行走在学术道路上的“心路历程”，我岂能无动于衷，于是下定决心带病写作努力完成。当下心情亦如此。其实，我退休18年来，的确一步一步走向“边缘”，但无论为研究生讲课或指导，杂志工作或撰写论著，我都是严肃认真进行的。依我之见，退休老师处在“边缘”又何妨？借用唐代大诗人崔颢《黄鹤楼》后两行诗来形容：即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改动几个字为“日暮乡关此处是，烟波江上莫言愁”！
退休教师年事已高，但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尤其党员的先进精神，不可衰退！退休教师还可能在教学活动、科研活动、翻译活动，或其他文化娱乐活动中焕发青春，做出新的成绩，“夕阳无限好，不怕近黄昏”。借用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句来说，退休老教师还可能在上述各方面走出“一条未走的路”（The Road Not Taken）！
（王忠祥，1949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
昙华林往事漫忆
【田蕙兰】
昙花，据辞书解释：灌木状常绿植物，仙人掌科。原产美洲热带及亚热带。花大，红、白色都有，通常在夜间开放，极美，芳香。但开放时间很短，仅几小时即消失。后常用“昙花一现”比喻美而不易多见的事物。据说，昙华林这地方因引植成林昙花而得名。其意蕴颇为深邃。
我没有亲眼目睹昙花盛开的奇景，没有闻到昙花特奇的芳香，但我在昙华林这所大学校园里度过了风风雨雨十多个春秋，经历了丰富多彩而又充满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这些还时时萦绕脑际，永远不会忘却。
昙华林坐落在武昌城东端，是一条有着文化历史的著名街道。抗战时期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以昙华林为据点，在武汉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当时冼星海领导的学生剧团和合唱团，活跃在武汉三镇，田汉、阳翰笙等左翼名流常亲临指导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及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热情，这就奠定了昙华林这条街的文化历史地位，使之永载史册。
我是1951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统一高考，录取到华中高师中文系本科的。后学校几经更名，今为华中师范大学。它最初的校址，就在武昌昙华林。我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直至1968年全校文科各系继理科之后都迁往新校区南湖桂子山，算来已在昙华林校园里学习、生活、工作了十几个年头。十几年的昙华林岁月，度过几多风风雨雨，尝过几多酸甜苦辣，经历几多丰富多彩，上演几多意气风发……虽已时隔半个世纪，但至今仍萦绕心田。
昙华林校园不算多宽广，也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处处透露着博雅坦荡进取的文化氛围。满院的大叶悟桐，路边整齐排列着的夹竹桃，增添了校园的宁静和幽静。大礼堂、小礼堂、体育馆、文学院，是几栋较为重要的建筑，也并不怎么雄伟奇特，只是小礼堂的窄而长的窗棂，和它走廊里粗壮的大圆柱，略带欧式风格。而小礼堂旁边挺立着的那座准确、宏亮地奏出作息时间的高大钟楼，颇引人注目，且令人历久不忘。
全国统一招生之后，高校学生数量大幅增长。教室，宿舍，一时都感紧张。校领导想方设法，或几个小班合为大班上课，或将厅馆改为课堂。课桌、课椅，都大批量从湖南定做运回。当时一种桌椅连在一起的“拐手椅”，木料优质，式样新颖，方便、实用，很受学生欢迎。
我当时是一名青年教师，在为中文系一年级讲授“现代文选”课。因暂缺可容纳一百余人的大教室，就让学生都坐在体育馆楼上，凭栏听讲。体育馆虽然宽敞、明亮、整洁，但那场面，犹如观看一场球赛，哪像是上课？事前我忧心忡忡：课堂秩序如何维持？我站在楼下讲台上的音量、声调是否能让学生听得清？不意45分钟之内，学生聚精会神、秩序井然。这使我不仅欣慰，简直是很受感动了，我当时真想躬身对他们说：谢谢大家！此后，我讲课更有信心了，备课更加认真了，与学生的关系也更加亲近了。
文华书院在昙华林校园里，占有突出地位。这是一个较有规模的四合院落，它四周被楼房和平房包围着，显得十分严紧。值得特别记述的，是它西面耸立着一栋壮观的大楼，楼上是大礼堂，楼下是图书馆。学校一些重大活动，多在大礼堂举行。平时则作为全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大课堂。
学校对政治理论课非常重视。校党委早已从华北名校调来了或培训了一批高水平的教学骨干。如何汉、高原、陈铁、陶军、常春元、田家农等，都担任了其各具特长的课程，当时学校政论课教学阵容的强大，是武汉各高校都为之刮目相看的。
记得《新民主主义论》由陈铁主讲。学生久仰他的盛名，礼堂中座无虚席。他准时来到课堂，衣着整洁，仪态端庄，举止文雅，严肃而又亲切，操一口较为纯正的北京话，声音宏亮，词语清晰。讲课中他并不多看讲稿，而是关注着台下学生的表情，随时调整讲稿内容的深度，加强师生间的共鸣。在讲到新中国的光辉形象和远大前景时，他饱含激情地说：“睡狮已经觉醒。我们新中国正像一只大雄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报晓人类的黎明。”这诗样的语言，深深的爱国深情，激起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下课的钟声当当响起，同学们都欢快，地走出了课堂。
那时学校文娱活动较少，武昌的电影院也寥寥无几，况且学生也买不起电影票。好在校园里有个露天电影场，每周提供了放映一次或新闻片、或故事片的多集电影，这无疑给学生每周一次文化大餐。不管是气候适宜的春天秋季，还是赤日炎炎的酷夏、大雪纷飞的隆冬，每到周末，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如赴盛会。或踏着厚厚的积雪，扛着笨重的长凳，三五结伴，早早坐在了电影场。当时国产片都是黑白片，苏联的彩色影片最受欢迎。如果蔬载培科教片《米丘林》，英雄故事片《夏伯阳》等。
当银幕上映出那绚丽的鲜花，绿油油的枝叶，多彩的果实——硕大的西红柿、圆滚滚的山药蛋和鲜红的苹果、水蜜桃时，引人馋涎欲滴；当威武的英雄人物形象出现时，那纯熟的演技、昂扬的斗志、完备逼真的服装道具，则使学子们热烈欢呼，击掌赞叹。雪落得再大，没有人喊身上冷，地上积雪再深，没有人喊双脚冻得疼，真是如痴如醉，痛快淋漓！那是怎样值得留恋的青春年华呀！是怎样如歌的岁月啊！
如果说，岁月如歌，那么，在人生漫长的岁月里，这歌声有高亢，也有低沉。
在昙华林校园，我还经历了一段饥肠辘辘的痛苦和辛酸，它久久地、沉甸甸地留在我的心头。抚今追昔，仍不禁慨然长叹：那是历史沉重的一页啊！
1959年，天公降祸于人间，我们国家遭到多年未遇的大旱，且持续三年之久，致使千里沃野，成为一片赤地，广大群众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这时昙华林校园，树木枯萎，草坪斑秃。晨练、夜颂一道道风景线，都蒙上了浮尘。更为严峻的是，每人口粮定量一再缩减，各种副食品随之匮乏。在食堂进餐，须凭主副食票，每餐仅及半饱，久已看不到热气腾腾的白米饭，闻不到阵阵飘散的菜肴香。饥饿无情地向人们袭来，没料到这不拿抢的敌人竟如此凶猛。不少人渐渐瘦了，不少人因浮肿而“胖”了起来。
面对饥荒，学校领导根据上级指示，号召学习长征精神，发扬红军传统，坚定意志，克服困难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运转。中文系领导带领全系教职员工，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挖潜力，找窍门，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