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以现代性为参照，将中日文学当做一个完全的整体来看待。中国文学在选择和接受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背景和历史语境方面，与日本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历史性特点有相似性。西方的武力和现代性压迫使中日都有了向西方学习的强烈要求，日本文学走在了前面和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向日本学习提供了可能。《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认为，中国文学在选择、接受和转化日本文学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普遍性的矛盾：第一、中国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一立足点使认同、接受日本文学从未游离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学的新旧转换与现代性生长。但在这种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中国文学不能全面深入地开掘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借鉴与参考意义。第二、中国文学认同、借鉴日本文学是与反传统相统一的。因此，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上，从那里获取了许多现代性内涵。不过这一立场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挖掘本民族传统优势这一特点，也就背离了日本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经验，弱化了认同、接受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第三、日本近代文学始终处于探索状态，变动不居，表现出一种迅速追赶西方的急躁情绪，留日作家因此往往同时受到日本文学多种思潮、流派的冲击，这一特点促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姿态，避免了保守和固步自封倾向，但同时也导致其中大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思想和情绪的骚动之中，无法沉潜在文学深处进行探寻，以至于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带进了中国文学。第四、中国文学在认同、接受过程中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焦虑感不足，导致了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多数接受者很少去思索、质疑日本文学近现代文学的发展经验是否适合于中国文学，以至于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几乎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常常重复着日本近现代文学所犯的某些错误。
从晚清文学变革到五四文学，再到革命文学，《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认为“留日作家主要是从社会革命的视角看取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而日本近现代文学又具有强烈的不断‘革命’、‘维新’的个性，这使得他们以激进、革命和注重文学外部规律等特点而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区分开来。”（方长安：《选择·接受·转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36页。）“欧美派”大多是温和的民主派，提倡自由和个人幸福，社会功利目的通过个人主义的追求来实现。而“留日派”恰恰相反，要求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社会理想，目的指向性很强，这一目的也决定了中国学习西方、学习日本的程度停留在一个相对保守的层面，不能走向深入。总的说来，《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试图以晚清至30年代初为界，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为线索，梳理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文化的选择、接受、转化过程。
晚清至30年代初中国对日本文学的接受和借鉴是具体的，全方面的。《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对中日文学关系的理解突破了传统的“中介论”，即日本文学是中国文学追寻西方文学及其现代性的桥梁与中介，而把日本文学当做一种具有独立美学品格和鲜明民族个性的文学，它是以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学姿态与中国文学发生关系的。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当中，虽然接受了日本文学间接传播的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也接受日本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熏陶，因而与直接采纳西方经验有极大的不同。如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它显然是在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但由于受日本古代日记文学传统的影响，产生了“私小说”这种特殊的形式，张扬个性，主观性极强，与西方的自然主义文学已有巨大差异。由于中日文化上的诸多渊源关系，使得中国作家在学习日本文学现代性经验的时候，愿意和容易接受对方的本土化经验，尤其是浸润了众多传统因素的经验价值。因此，探讨中日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现代性转型，显然不是“中介论”那么简单。“与直接由欧美文学引进现代性相比，认同、接受日本近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追寻现代性的另一种途径，日本近现代文学不同于欧美文学的现代品格，丰富了新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在构造和外在特征。”（方长安：《选择·接受·转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36页。）但是，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在接受影响的同时，缺乏一种自觉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意识。
《清末民初思想主脉》《寻找“个人”》《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都以现代文学史的某一个断面为对象，仅仅扣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这个核心问题，展开了多层面的论述。《清末民初思想主脉》从中国由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思维方式的变更为主要内容，《寻找“个人”》侧重于思想内涵的嬗变，《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更看重外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的主题是一致的：探求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
（三）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度阐释
中国当代能不能写“史”的问题，曾经让当代文学研究者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写史，原因是当代文学距离时间短，容易流于表面现象。因此，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寻找到合适的研究视角，透过表面，看穿本质，显得尤为重要。近些年，一些年轻学者借助西方理论资源，对中国当代文学展开深度剖析和论述，并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湖北地区的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和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和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对一时期的文学史进行了精细的研究，理论运用得当且论述严谨、阐释充分，体现了敢于创新的学术勇气。譬如，上述二著都借鉴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但重心各所不同：李著同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探讨红色文学秩序中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揭示其与作家心理、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周著则主要借鉴话语理论的谱系分析和批判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的话语的历史性特点，并以“文革”后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为例，在纵横两方面构筑起一个完整的“人”的话语网络。
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内涵包括“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它与五四传统尤其是左翼文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是左翼文学的继续与发展。由于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并在随后的文坛逐渐占领主流位置，亦称之为“红色文学”。在一般的研究著作中，大多只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粗略的勾勒，或在文学与外围的政治联系、知识分子独立性等角度阐释较多，而真正从文学本位理解这一时期创作的专著并不多见，有些研究者甚至以“有政治而无文学”为借口，对其采取冷漠的态度。因此，从整体上看，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仍然缺乏较系统的成果出现。《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将“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连接在一起，打通现代和当代的界限，借助福柯的理论，将三者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话语系统（“红色文学秩序”）进行研究，详细论证了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建构模式及内在运作机制，极具有意义。
“红色文学”秩序产生的历史语境，是五四落潮后现代中国文学逐步发生的话语转型而诞生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前后，伴随着“启蒙文学”逐渐走向边缘，新型的“革命”文学开始初步成型，并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时代的主流。此一时段的话语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学和话语生产的价值基点从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体本位转向了意识形态化的“工农兵”的集体本位；构造文学话语的标准方法从以“经验”和“事实”为出发点转向了以“立场”或“世界观”为出发点，或说是从“经验理性”转向了“先验理性”；在上述种种变迁的文学现象背后，蕴藏着文学话语生产的中心法则：从“人的文学”转向了“阶级的文学”。这是《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展开研究的基本背景。
《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认为，“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模式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主要指主流话语所采取的三种不同性质的“话语战略”：包括话语外部的“排斥程序”、话语内部的“提纯程序”和话语生产的“组织程序”。它们分别从文学创作的广度、深度以及生产、传播和接受诸领域进行规约，最终确立了一种计划性的文学生产机制，形成了所谓的“红色文学话语”秩序。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模式，其背后正是造成创作主体文化困境的权力运作机制。如话语“排斥程序”，就是指在延安时期初步形成的中国革命文艺生产范型，试图从文学话语的外部来控制话语主体的表达空间。其主要表现为设置文学话语禁区（“禁止”）和构筑文学话语等级制度（“区别”）两个方面，二者统一在话语主体在文学话语实践中对“红色真理”的追求意志当中。因此，在革命文艺生产范型当中，提倡“阶级的解放”、“阶级的文学”就要对与之相对立的“人性论”话语进行排斥和挤压；同时，通过红色话语内部的详细的等级构筑进一步强化这一意识。如毛泽东在《讲话》中将红色文艺的理想接受对象“区别”为两大类，首先是工农兵，其次才是小资产阶级。工农兵内部处于第一位的是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工人，其次是作为“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的农民，排第三位的是作为革命战争实际主力的“兵”，是“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这就构成了一个关于文学读者的严谨序列。关于红色文学的等级结构是多方面的，读者之外，还包括作者、人物形象、文学题材、文学批评标准等等诸多方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最后，著作将“红色文学秩序”作为一个独立的话语概念提出来，虽然从历时角度讲，“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三者在红色文学秩序中的发展客观存在着发生、发展、高潮和衰亡的轨迹，但作者主要在共时性话语结构层面上，抽象出三大理论元素——权力、主体和话语，从文学内、外部因素，以及文本三方面对此间文学进行通体观照，集中探讨了红色文学秩序中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或话语困境，揭示其与作家心理、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与《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着眼于一定时期的比较宏大的文学话语秩序不同的是，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抓住近三十年文学中的“人”的问题来透视这个时期的文学。“人”的问题是文学的根本性问题。“文革”结束后从“人”的角度研究文学一度形成热潮，甚至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研究模式。它打破了单纯的从政治角度研究文学的狭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理路，为新时期文学研究回归文学的人学本体奠定了重要基础。回顾这一时期“人”的文学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前提——对“人”的概念本身缺乏相对完整连续的探讨，“人”的概念及运用尚处于游离状态。周新民的《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以“文革”后近三十年来小说为研究对象，借鉴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对“人”的不同时期内涵作出动态的揭示，对其人学资源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文学是人学，因为文学一刻也离不开人的存在，文学是表达人类思想、情感、意志乃至一切精神活动的有效途径，体现了人类生命力的张扬。换言之，文学是人学，不仅在理论上承认作家的创作主体性，同时重视作品的人性表现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程度。与此相关，文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研究，是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阐释。然而，问题在于“人”作为阐释的元命题，其概念本身充满了多元和歧义色彩，难以统一，文学研究在空洞的概念统摄下，各种“人”的观念，如生命意识、存在、神性、身体等无法得到充分详尽的理论阐释，对其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无从找寻。对此，《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试图做一系统化的阐释。
在福柯那里，“话语”是实践的语言，它不同于语言学中的言语和语言，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语言使用，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性制度等都发生联系。文学是话语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具有话语表达的相应特点。同时，福柯还认为，人文学科中的“人”不代表任何真理性的判断，它只是一个话语，由于人学资源背景不同，人的话语实践存在差异，人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时间不过短短三十来年，但如《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所言，近三十年对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来说并不短暂。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人”的话语并不存在一个连续体；相反，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人的话语，无论是观念还是表现形式，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断裂。长期以来人们在运用“人”这一话语概念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同时，因为没有及时注意到这些断裂和变迁的意义所在，难免会发生龃龉。针对以上问题，《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从话语立场出发，巧妙地将“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转换到“人的话语”研究，在充分考察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对新时期以来小说中“人”的话语内涵和变迁过程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