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框架异常清晰，如前所述分为三大部分，使得本书不局限于史的梳理，而且有相关的意象诗学的理论研究，使理论和史料相互参照和融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且在表述上不将现代文学史视为孤立部分，而是将其放入纵横两个方向的坐标上考察其发展变化，给人颇为大气和完整的感觉。具体到每部分时，《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则归纳了一系列的新概念来阐述现代意象诗学问题。在意象诗学论部分，作者总结和阐释了出了具象论、幻想论、兴象论、意象意境化、意象生成论、意象沉潜论等诗歌理论问题；在意象艺术发展论中则详细讨论了诗歌意象的意象审美形态、意象的视觉性特征、意象的思维方式、意象的象征性、意象的情感化、意象的体验性、意象的智性化等问题；而在最后两章中，则从纵横两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意象诗学和西方意象诗学这两个传统如何作用于中国现代意象诗学，而后者又是如何在其中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新传统的。
由于这些概念用词的含混性，人们易产生理解偏差，所以在这些概念的表述和定义上，王泽龙注重结合具体、特定的历史语境来总结归纳，使其含义变得清晰明确，如论及闻一多的“幻象论”时，就通过对闻一多相关言辞的仔细辨析总结，对其特定含义进行了详细界定：一、意象浓丽繁密、具体的表现；二、幻象即幻想；三、玄秘性特点。这种总结不仅是意象理论的收获，也使文学史获得了更大的丰富性。
王泽龙不独有梳理与架构之功，而且逻辑严谨，理论性强，在一些问题上，确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在论述艾青诗歌中的太阳意象时，除了提及其时代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以外，还引用了原型理论，将诗人对于太阳意象的选择归因于“有着先民太阳崇拜的原始的经验的遗留”。且进一步挖掘太阳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在整个古代文明中，大量的创世神话与太阳有关，与光赋予生命的再生的特性有关。几乎全世界都把太阳和光看做最初的创作力。’艾青诗歌中太阳意象的寓意，以其对生命再生意义的赋予，使他的太阳诗具有了永恒的主题意义。”（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2页。）这种论述，就不再仅仅将其意象的意义局限于时代民族之上，而是与整个人类的经验和潜意识发生联系，也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其诗美的成因。
最后，确如其所言，本书对于意象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充分的理论阐述，观其所述，意象的范畴在本书中是非常广的，使得我们可以说，语言就是一座意象的迷宫，罕有能超出迷宫半径的领域。那么，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就应将这种所谓的“诗歌”意象与其他体裁及生活中的意象进行相比，从而进一步揭示诗歌意象的特异性，当然，这也许并非本书的任务所在。
（三）《中国新诗流变论》：新诗史的叙述
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是一部重在论析的诗歌史著作，相对于以往著述，它不是简单、平面化的罗列材料，而是力图透过历史现象的表层，探讨新诗流变的内在联系和演变规律，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评析。由于这种论析的渗入，他在编排体式上有一个重要突破：即没有采用以往的以年代为切分方式的诗歌史叙述模式，而是从新诗内质的流变过程着手，在整体布局上将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归纳为草创——奠基——拓展——普及四个阶段和以郭沫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进行的三次发展的整合。
这种表述颇有新意，它不仅相应突出了新诗发展的独特个性，使得这种历史描述在把握时代风潮对于各体裁整体影响的同时，更加深入准确地勾勒出了新诗的发展脉络。而且隐含着一种视角的转移：即从诗歌艺术内质的发展趋向来梳理诗歌史，不再强调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的切入方式。
尤有新意的是第三章——新诗拓展期的表述：以往的诗歌史多将三十年代的诗坛状况归纳为“大众化”与“贵族化”的写作趋向相互竞争的局面。龙泉明由于突破了年代切分的分期方式，所以可以依照艺术发展趋势，将三十年代的诗坛特征提前到了1925年左右。并将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特征归纳为“拓展期”，然后在具体操作上，他以“承诺社会历史使命，疏离诗歌本身建设”为总特征，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无产阶级诗歌运动与跨越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诗歌会诗歌，外加新提出的“密云期新诗人”群体并为一体表述；又归纳出二十年代的前期新月派、象征派和三十年代的现代派的总特征——“承诺诗歌本身建设使命，疏离现实责任”，将其合并起来作为前者的对立面来表述；从而完成了“新诗的拓展：两大诗潮的并峙与对流”这一视角的建构。
同时，他不仅看到两大诗潮的对立，也同时注意到了它们在对流中的相互影响。这一点也与以前的叙述方式有着明显区别，使得这一总结更加深入和准确。
再者，本书的思考表述富有辩证性：首先就从宏观上将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发展总结为合——分——合的肯定——否定——肯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以此作为总的思路和思维制高点，再从整体的脉络上来细勾各时期的潮流趋势和文学现象，有效地纠正了具体描述中可能会无意犯下的孤立看问题的错误。
这种辩证精神继续深入到更为具体的问题分析，在格律体和自由体的问题上，作者提出了“格律诗和自由诗以辩证的方式发展，此长彼消，严格的格律诗与比较自由的诗并存，而且相互渗透，是格律与自由在同一空间所呈现的横向关联状态”的说法。
在五四时期，对于旧诗格律的废除导致了新诗的产生，然而，格律体新诗与自由体新诗却一直并存着，有时候甚至会产生相互竞争，这种现象说明了格律的复杂性，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落后先进问题，但是出于思维的局限性，人们常常将格律诗和自由诗作为两种对立的诗歌体式来表述，并且将前者的式微视为一种必然性，而鲜有人提出它们的联系与渗透。作者却看出两者的相互否定和转化吸收的辩证统一性，从而在学理上否定了那种非此即彼式的僵化思维。
此外，本书怀有很强的历史整体观念，不仅从纵横两个维度上全面考量诗作、诗人和诗派的文学史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且看重史的发展脉络，在考察整体布局和整合诗歌史上下力很深，对于历史成因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的挖掘和论证也颇下工夫。
在探讨湖畔诗派的文学史价值时，作者不仅对其反封建和展示青春人格这些点上有着详细入微的表述，而且更近一步，提出了“树立新道德”和“‘爱与美’与‘血与火’的交替”这种比较有新意的看法。后者不仅指出了湖畔诗派作品的审美风格，也在对比中指出了这种审美风格对于文学史的意义，使得我们对于文学史的理解有了一个丰富和补充。
但是本书也有一些小小的不足。首先，作者非常强调文学史发展的不同层面的辩证性，作为一个总的把握原则，这个基本点是不错的，但是这种所谓的辩证性原则：合——分——合的肯定——否定——肯定的发展能否能用于某一段时期和某一种文学体裁的历史发展？换一句话说，新诗具体的历史发展是否是沿着一种如此整齐严格的逻辑辩证性所展开的？这是一个更加值得思考的“辩证性”的问题。
再次，作者在论述白话新诗发生的必然性上，他将新诗的发生原因归纳为传统、西洋、时代三方面的影响。可能是不够严密的，以上三点连充分条件也算不上，更不用说必要条件了。而且新诗的发生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发生也有着历史机遇和偶然因素在起作用。
试问以下问题：五四前的诗界危机到底是艺术表达手法、思想还是语体的危机？它的发生原因有多少是来自于艺术的自身衰竭？五四的新文化干将们有没有夸大这种危机？真的是“不得不如此”的危机吗？而且就算有这种衰竭的危机，是否一定要变革语体才能够解决？诗歌自身的审美特征与散文和小说等体裁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各自的变革方式上应该有哪些差异？诗歌发展到底是历史的附和还是自身审美特质的内在演进？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在书中的文学史描述中，很难看到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表述。
而且个人认为，白话诗代替文言文诗在审美表现上虽然开通了另一个全新的领域，但白话文运动是一个带有启蒙诉求的运动，这种启蒙任务对于诗歌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认识是不够的，龙泉明在书中引用到了叶维廉等人的观点，认识到新诗白话语体的缺点，但这一认识没有促使他对于黄遵宪和学衡派的观点做出更为理解的表述和评判。
另外，个人觉得龙泉明虽然对于白话新诗发展表现了乐观的看法，但其理由是含混的。其实新诗的发展，诗意的发生体现的是一个综合因素的影响，虽然古典诗意可能因为白话语体的替换而在整体上大为削弱，但是在现代诗的诗意发生学上，可以寻找另外的、更多的释放点，从而在一个综合效果上体现现代诗意。西方的诗学思想如海德格尔的“思即诗”和艺术表现方式对此则有着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所以在这一点上，对于白话新诗的乐观看法就不能仅仅建立在对所谓的白话语体发展的乐观性上。而应该承认目前阶段的白话语体对于诗意发生学的劣势，转而寻求和强化其他的诗意释放点，求得一个综合的发展，使现代白话新诗获得一个更可靠和更有力的进步。
最后，这种对于整合、必然性和规律的寻求虽然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来把握诗歌史的脉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努力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破坏对于诗歌历史发展的杂形态的考察，必然性和偶然性应该是并存的，过分强调必然性、规律和“整齐”的形态也有可能造成另一种思路的狭隘。
三、湖北地区小说研究
小说是湖北地区学者最用勤的文体，有关小说理论研究、小说批评的文字充斥着全国各级报刊杂志，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类型的小说研究，是转型期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内容。为了充分表现转型期湖北地区小说研究的实力和多姿多彩的面貌，本节将对转型期小说研究的代表一一呈现出来。
（一）《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文言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众多从事小说史研究的学者的关注。然而，文言小说系统研究始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后人正是在鲁迅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文言小说较为系统、完备的研究。陈文新先生是学术界致力于古代文言小说研究并取得较大成就的一位中青年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他在古代文言小说领域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著述，如《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中国传奇小说史话》、《中国笔记小说史》等。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而细致的理论思考，于2002年又推出了一部力作《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该书从历时和共时两个不同维度分别详细阐述了中国文言小说的审美发展。它是文言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成果。本文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略谈这一研究成果的分量。
首先，《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合理界定了文言小说的范畴。对文言小说外延的界定，研究者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部分研究者从西方的小说理念出发，简单的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虚构三大要素作为成熟小说的充足条件，依据这个标准，一些“博物体”志怪作品就无法归入小说范畴，因为博物体志怪作品只有虚构、想象，缺乏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相反，《庄子》、《战国策》等子书、史书中的许多寓言、篇章则完全具备小说的三要素，为此，一些学者力主将它们划归小说类，认为小说史“应从先秦写起”。针对研究界这种普遍的以西方小说标准作为衡量尺度的做法，《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一方面认为“西化”标准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更深刻地指出这种“只重外来尺度，无视中国实际”的“食西不化”所造成的“诸多弊端”。他以本民族的文化理念为依据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认为古代小说虽脱胎于子书、史书，但它和子书、史书的根本差异是审美追求的不同。古代小说的审美宗旨是为了愉悦读者，陶冶性情。《博物志》等博物体作品虽缺乏形象故事，但它能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需求，而《庄子》等书虽时常叙述人物故事、记叙怪异现象，但其目的是为了说理，为了经国济世。用这样的尺度来界定古小说的范畴合情合理。
其次，准确把握了文言小说的流变脉络。陈文新先生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选择美感特征作为切入点，对文言小说的流变脉络进行了梳理。两汉六朝时期，小说逐步与子史分离，走向独立，产生了较为成熟的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陈先生认为志怪小说的美感魅力在于“广异闻”，它满足了人们对神秘事物的浓厚兴趣；轶事小说的美感魅力在于“记轶事”，满足了人们对于回忆的体验，它们都是由于满足了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而得以发展。到了唐代，主要在志怪小说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加成熟的传奇小说，唐人既保持六朝人的好奇品格，又普遍追求一种浪漫情怀。进入宋代，传奇小说走向衰落，而轶事小说步入新的高峰，这是因为“唐代文人偏嗜怪异，宋代文人爱好掌故”，“传奇作家追求无关大体的浪漫人生，轶事小说作家则钟情于日常生活的理性与智慧”，这种审美追求的改变使得宋代大量流行偏重儒雅的轶事小说。到了清初，蒲松龄将传奇小说的创作推向巅峰，这是因为《聊斋志异》融会了众多的审美品格。传奇小说在宋代发生了变异，就是受宋代说话的影响，形成了追求娱乐趣味的话本体传奇。到明代瞿佑、李昌祺等人手里，开始将话本体传奇和唐人辞章化传奇融为一体，而蒲松龄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辞章化传奇与话本体传奇的某些素质创造性地融合为一，终于攀登上了‘一览众山小’的高峰”。这种从社会文化因素和时代审美心理变化诸因素中梳理小说流变脉络，其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