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全文发表于《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1辑。）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复兴已近30年了；30年来，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一般认为是从近代王国维开始，其《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
是中国学者最早用西方美学观念评析中国文学作品的典范；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一般认为应当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算起，正式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所以本文说“近30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课程，在中国高校中文系和外语系开设已有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终于成为一门主干课程或重要的选修课程，受到相关课程教师与学生的特别重视。但是，本科比较文学课程应当讲些什么内容？根据目前比较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和我们有限的调查，高校中文系比较文学主要是一门理论性质的课程，由文学理论教研室开设，主要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比较文学史的几个学派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等内容，再具体一点，就是讲“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比较文艺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或者再具体一点，就是讲“影响研究”之下的“流传学”、“媒介学”与“渊源学”，“平行研究”之下的“形象学”、“主题学”和“文类学”，等等，大多如此而已。这当然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就是认为中国高校所有本科比较文学课程都只能是如此。
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课程究竟主要应当讲哪些内容？学术界和高校教学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课程，主要是向学生普及比较文学理论常识，通过课堂讲授，能够让学生知道以下内容就可以了：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的学科；它和从前所学的文学史课与文学理论课不太一样，主要是讲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文学关系为研究的对象；它的研究对象没有历史时段的划分，也没有国别与民族的划分；比较文学的前景与人类未来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学者则认为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应当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与历史，但并不仅限于此，而应当注重以个案的讲解为重点，解读一些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最好是具有可操作性，让学生听了以后就能够把握，学以致用；为达此目的，应当少讲或不讲那些高深的理论术语、有关发展历史与学派构成的知识性内容；当然，从接受上来说，如果能够以具体的个案来比较清楚地讲解高深的理论就更好，总之是要取得实际的教学与学习效果，让学生具体地认识与把握什么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如何才能进行比较文学的实际研究。从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现状来看，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后者虽然也有人在做，但总是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或者是教学大纲的限制，或者是现有的通用教材的限制，实践起来也相当困难。人们往往以高教版或北大版或各自组织教师编就的教材为主，就只能以理论的讲解与知识性的传授为主，于是将比较文学开成了一门学科发展史、学科理论方面的课程。
这种情况到了应当改变的时候了。高校中文系或外语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更加综合化、更加“文学史化”。我认为这种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内容的“文学史化”是解决比较文学学科与教学内容的“空洞化”、“理论化”与“边缘化”的主要方式与最佳路径。
本文提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并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以期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一、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文学史化”的基点
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与空洞化，是近3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明显走向，无论是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工作中，基本上都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要的原因在于短短的中国比较文学史上缺少理论探讨这样一个时期，不像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那样往往都有一个必经阶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像范存忠、陈受颐、吴宓、朱光潜、宗白华等比较文学前辈专家，基本上都是从具体的个案入手来从事比较文学批评的；钱钟书这样的比较文学大师级人物，在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上也没有出版过专著。因此，究竟什么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在国外的发展历史、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比较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区别，许多人包括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都不是太清楚；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认为要复兴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必须先让人们知道国外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了解西方各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最新形态，认识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并举办首届年会，同时在深圳大学开设了首届比较文学研讨班，参加者众。其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在了解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路向的时候，认识到从法国到美国、从美国到俄苏，比较文学的发展往往都是以学派建立的方式产生影响并为人们所接受的，于是他们认识到建立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的必要性；提倡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就必不可少地涉及理论观念、研究方法与学派特征等问题，因此，探讨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或“比较文学研究中国化”相关的理论问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第三，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建国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是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一批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中国与西方文学的影响关系，其硕士、博士论文的题目都能说明他们偏向于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来源复杂，主要的研究者都是从前研究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人员转过来的，真正是比较文学科班即国外大学比较文学系出身的研究者极少。这种情况是一个新的学科开始发展时候的正常现象，就像那个时代常常采用的、比较流行的“大会战”方式一样的合理。在这四种人中间，有不少人本来是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研究的；并且当时是一个理论当先的、好像理论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年代，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倾向于理论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将1986年当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理论与新方法大行其道，连刘再复那样的作家作品研究者都写出了《性格组合论》
这样的理论专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将比较文学看作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而中国学派的建立的确也需要理论支撑，因此，比较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理论化倾向，就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一种历史。
但是，当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且一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之后，又会酝酿新的转机；比较文学学科、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理论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发展到现在，的确存在诸多问题。目前出版的大部分比较文学教材，往往名之曰《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原理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新编比较文学教程》等，所讲述的主要内容无非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以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与20世纪西方文论”等，只是有的学者也许开始意识到比较文学过于“理论化”的毛病，于是在自己主编的教材每一章后面，附录了一个与此内容相关的个案分析。
以理论先行或以理论为主导所编的本科比较文学教材，以及以此为蓝本而进行的比较文学课堂教学，其结果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理论性太强，往往会导致比较文学课堂的理论介绍与名词术语大汇集，于是学生不得不对一些理论观点与历史知识进行死记硬背，影响学生创造精神的培养。我们并不否认本科阶段对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有了解的必要，本科学生有必要认识这门学科与课程的性质、特征与研究方法，以建立一种基本的立场和观念，最终有利于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到，比较文学绝对不只是一些名词术语就可以说尽的，其精义在于实践性，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类有史以来各国家与各民族文学的发掘与研究，发现并总结出一些共同的美学规则，构建能够适合所有人类文学历史与现象的文学理论，最终建立起一套人类社会的“共同诗学”；另一方面，也可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提供观念基础与艺术动力。如果一本小册子就能讲述清楚的内容，或者在有关的词典中查阅相关的条目就能了解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在高校以一门主干课或专题选修课方式进行讲述。二是理论性太强，可能会导致比较文学课程内容的“空洞化”，讲起来不具体、不生动，听起来不方便、也不容易理解。先前从事理论课教学者参加编写的比较文学教材，从理论立场进行思考就成为必然，更多的名词术语、更多的条条框框就成为教材里一种基本的东西和最主要的内容。如果仅此而已，学了这门课程后究竟如何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与批评，恐怕还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理论性太强，让教师在讲述的时候不好开头，也不好结尾，觉得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很不好讲，很不容易讲好。我们也不否认比较文学理论中存在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有关“比较文学”、“国别文学”与“总体文学”的三个“墙”的比喻；有关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大海”比喻；比如从意大利美学大家克罗齐就开始的否认比较文学学科存在合理性的种种争议；比如比较文学的基本精神、基本立场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和新人文精神，等等，好像也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由于理论性太强，许多东西又比较抽象，现在的本科生又不太喜欢思考与研究理论问题，因此，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如何才能更加生动化与个案化，就成为一个问题。香港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照。
香港中文大学与浸会大学英文系为研究生开设的比较文学方面的课程，主要有“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中西文学关系”、“文学与翻译”、“性别与文学”等，表面上看起来是理论性的课程，其实他们都非常注重文本，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文本和虚拟的图像文本的细读，尤其注重对个案文本的比较研究。（参见张旭：《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在香港》，《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第31—39页。）这里讲的主要是硕士研究生的课程，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如此讲究文本，那本科阶段的比较文学课程就更应当如此。
如果我们能够在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中充实中外文学史的相关内容，让更多的作家作品等个案分析进入比较文学课堂，肯定可以取得比现在更良好的教学效果，最终推动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发展。
二、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内容“文学史化”的具体途径
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是多年以来形成的，因此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得到改变的，也不是一两个人一提倡、一呼唤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功实现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本科比较文学课堂教学实践中能够不断地将现有教材内容进行改造，按照“文学史化”的方向不断进行更新与变换，这种效果就会在一年一度的教学实践中体现出来；如果多个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师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三五年积累下来，本科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造与教材的建设，相信会发生比较大的改观。
目前，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是将现有本科比较文学教材的理论性内容进行适当压缩，并将相关内容进行兑换与更新。如果要讲基本理论，就讲比较文学理论中一些最为关键的术语、最为基本的概念，一些真正具有理论内涵的学术主张，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方法与可以进行实际操作的研究手段，至于什么“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译介学”、“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等方面的理论，尽量少讲或不作为专题来讲；我们也可以将现有教材这些章节的内容，兑换成各种具体的个案研究，如以“18世纪中国文学在英国的流传”代替现有的“流传学”，以“鲁迅思想与作品中的尼采因素”代替现有的“渊源学”，以“近代中国报刊在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作用”代替现有的“媒介学”，以“林译西方小说中的中西文化差异”代替现有的“译介学”，以“中西各民族文学史上的灰姑娘主题”代替现有的“主题学”，以“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代替现有的“形象学”，以“中国与西方古典文学史上的史诗与悲剧”代替现有的“文类学”，如此等等。当然，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之下的每一个分支学科及其理论，也并不是完全不讲，只是集中讲其最基本的观念及其运用的方法，而不大讲甚至特讲其起源及其在中西方的发展历史、每一分支学科的代表人物以及未来前景之类的常识。如果这样的话，既可以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学科的相关理论，也能够得到一种具体的历史感受，进一步得到研究思路与方法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