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凤小
巧玲珑的身材，两条弯弯的细眉，一双细长的眼睛，端正的鼻子，线条极为柔和的小嘴，——一看便知，这是一位秀气的、典型的江南妇女。她长着一头丰厚的、黑油油的秀发，在五十年代初期，她既不像有些女干部，把它们梳成乡下模样，以示革命，也不像有些城市妇女那样，把它们烫成曲里拐弯的羊毛卷，以示摩登。她只是把这一头招人喜爱的秀发，顺顺当当地梳理到脑后去，罩上一层用黑丝线织成的发网，这个镂空的发网上面，还稀稀拉拉地缀着几颗浅蓝色的、深绿色的、玫瑰红色的玻璃小珠，十分好看。——可以想象，这样漂亮的一位女校长，会使小姑娘们多么喜欢，所以，当我知道这样可爱的一个阿姨就是我们的校长时，我真开心死了。
每逢全校开大会的时候，苏校长就站在操场北边正中间，那个石灰讲台上面，对我们讲话。她的声音很清脆，操着一口常熟官话，语调柔和而委婉。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听着她的讲话，第一次领略到了江南官话的悦耳，原来这种语言如此好听。再加上她的秀丽的形象，我觉得我们的校长真是美极了。就连穿在她身上的那一套浅灰色的列宁装——上衣有点抹腰，并排竖着两行黑扣子，腰里系着一根也是浅灰色的带子，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干部制服——也显得比别人的列宁装，更美一点。有时我就这样呆呆地望着她，听着她的声音，而脑子却走神了，不知道她到底讲了什么。
这样一位小巧玲珑的妇女，却生就一副十分宽广的胸怀。（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是一九三二年的左联成员，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的老革命。）作为一校之长，她思才若渴，把一位又一位有才能、有学问的教师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来。她带来了一大批鲁艺的高材生，又团结了一大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教师，还逐年地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各系分配来的优等毕业生。这一支浩浩荡荡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保证了这所女子中学的出色的教学质量，使它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中学。就是这支教师队伍的延续和发展，使得今天的师大女附中（现名实验中学），仍然敢于提出百分之百的高考升学率，而它们历年来的高考升学率，确实也是北京最高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地理老师，能在黑板上画出非常美丽的地图。红色的山，绿色的森林，蓝色的海洋和湖泊，白色的国界、省界和地名，宽宽的铁路线，细细的公路线：比例极为标准，比书本上的地图还要好看。每次下地理课，值日生都舍不得擦黑板。我们的历史老师，能够不看书本而看天花板，滔滔不绝地从上课讲到下课，把中国和外国的历史倒背如流。我们的音乐老师，能弹一手好钢琴，还能教我们学拉小提琴，对简谱和五线谱，都了若指掌，在这样的老师教育下，我这个音乐成绩平平的学生，至今仍然认识五线谱的蝌蚪文。至于我们的数理化老师，那简直是一个赛过一个，枯燥的功课在他们的嘴巴里，也会变成吸引人的艺术。就是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教师，他们都非常愉快地接受着苏校长的领导，不管是老区来的，还是蒋管区留下来的，她对他们都十分尊重，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有一位全国闻名的高等数学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以副教授的职称聘请她去，但她坚决地拒绝了彼方的好意，而快乐地留在这所中学里，一直教书到死。在十年内乱中间，有的优秀教师已被冲击到其他学校，“四人帮”垮台后，他们在街上遇到苏校长，仍然向她表示诚挚的敬意。
当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也像其他同学一样，考虑着自己今后的志愿。我的愿望是当一名电影导演。而正当我想入非非的时候，团委书记找我谈话了，她知道我热爱文学，就建议把我保送到师大中文系去，因为当时祖国迫切地需要师资，我是一个共青团员，还是一个小小的干部，应该响应党的召唤。就这样，第二天，大操场上就贴出了保送师大的光荣榜，下面赫然地签着校长的名字，那是一种极为潇洒的书法，我保存的中学毕业证书上，仍然保留着这个潇洒的签名。
当我成为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苏校长是一位真正的高干夫人。她待人那样平和谦逊，说话从不拿腔拿调，过去，我从来没有把她和高干联系起来过。她的样子，实在是更像一个漂亮的大学毕业生。（她也确实是上海光华大学与复旦大学的毕业生。）这样，我就为自己制造了一堵无形的墙，因为我是平民的女儿，又生活在以清高著称的女附中，不愿意让人怀疑有攀附高于之嫌，所以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文化大革命”，断断续续地传来了一些有关她的不幸的消息，我听后心里一直很难过。
八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阔别了我们的老校长将近三十年之后，又一次见到了她。——她的一头美丽的秀发，已经完全变成银白色，不过仍然厚密，她的美丽的脸庞，也已刻满了细碎的皱纹，只是那张线条仍然柔和的小嘴里，依然说出委婉、动听的语言，只是声音不再清脆，而是有些喑哑了。她提到在她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女附中毕业的学生怎样暗暗地保护了她；她谈到在她处境最危险的时候，她如何想着党，想着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对她自己所吃的苦，却只字不提。这一席时间短促的谈话，才使我真正了解了我们的老校长，因为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她如今已经高龄六十九岁，胃被切除了，还有高血压病，但她仍然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她兼任着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和全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绝不是挂挂名，而是积极地进行着工作，除了给报刊写文章外，还提出了许多有关青少年教育的眼光远大的倡议。比如：几年前她就提出了必须进行语文教学的改革，这种改革包括对训练方法、智力教育、教学方法等各方面的革新；她还提出了为青少年成立科技站，及早定向发展的建议。她经常与另外的几位老教育家一起，到中小学校去听课，足迹遍及东北、西南的偏远地区，农村里的三泥学校（泥桌子，泥凳子，学生都像小泥人），也留下过她们风尘仆仆的身影。
这次偶然的短暂的会面，已经过去好久了。但是，她那满头银发的形象，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虽然，我真希望，她永远像三十年前那样，美丽，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