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宗强
学生告诉我，吴在玉君去世了。他死在他的故乡韩国庆南宜宁郡的一个山村里，在他的慈祥的老母的泪眼中。听说他已经有一年多时间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连起坐都不能自理。他的老母就这样无助的默默照料着他，一天天看着爱子的生命慢慢地消逝。他得的是一种叫做神经元损伤的绝症，据说这种病症存活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是七年，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有效办法。
十年前，在玉君来到南开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他的一口流利的华语，让我惊讶。那时我正要到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问我能不能为他带两瓶茅台给他在台湾的导师。他靠勤工俭学，在那里读了五年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对他的硕士导师王金凌先生感念甚深。那时我因为在台湾的行程还没有定，不知道会后会不会到王先生所在的高雄市，便没有答应他。他有一些失望，我也有些过意不去。虽然初次见面，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重仁义的孩子。一个韩国的青年，这样感念他的中国导师，我当时为什么要拒绝他呢在玉对于中国文化，有一种极深的挚爱。他会拉二胡，会唱京戏，研究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入学的头一个教师节，他在我的信箱里放了一张贺卡。那是印在宣纸上的他自己刻的一幅小小木刻：一位老夫子在课徒。老夫子画得很大，而生徒却画得很小，中间隔着小桌。每年教师节，我都会收到学生的许多贺卡，但从未收到过这样的贺卡。那一年的冬天，我邀请京都大学的兴膳宏教授来南开讲学。在玉忽然问我，要不要陪兴膳先生到古籍书店的库房看看。我是经常跑古籍书店的，但却从未进过那里的库房。因不善交际，我与书店的老板并无交往，也不知道库房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在玉却了如指掌。他一一的向兴膳先生介绍。最令我惊讶的，是他对于中国古代的砚台竟然有那么多的了解！后来我才知道，他还经常的跑沈阳道的古物市场，收集古钱币，交了不少这方面的朋友。有一天，他像小孩子一样的告诉我，他和好几位中国同学谈过，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比他们差。那语气，并非骄傲，而是兴奋，兴奋里有一种亲切感。他对我说过，在他崇拜的人中，有一位就是周恩来。
他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是明代后期崇尚自然崇尚真情一派的文学观念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已有人涉足，但总觉得没有能做得很深人。他想把其中的审美趣味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把它和世风的变化、和思潮的变化的关系弄清楚。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事。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搜集资料，阅读他人成果，也有了不少的想法。我觉得，他可以动笔了。但他总认为还不够细致。他对于自己的要求过高，这是我没有料到的。除了他的认真，我想其中还隐约有一份对于中国文学的深深挚爱。他是想把论文写得非常之好。
就在论文写完第一章的时候，他病了。开始时没在意，只是觉得腿无力。奇怪的是，我也病了，是眼肌无力。我们都以为是小病，也都没往心里去。那年冬天，京、津的古乐演奏家在天津音乐厅有一场难得的古乐演奏会。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张实在不易弄到的票送给我。我和妻子坐在非常好的位置上，却没有见到他。当我们从沉醉的音乐境界中步出音乐厅的时候，他却已经叫好了出租车在门口等候。下雪了，飘飘的雪花和似乎还没有从耳边消失的旋律给人一种圣洁之感，和眼前在玉的淳朴的微笑。这一情景，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里，终生难忘。
刚过完春节，我们的病就都加重了，我去北京住院，他也回到汉城的一家大医院治疗。听说医院给他试用了美国的一种新药。我在北京治了半年，逐渐康复回到学校。他也从汉城回来了，但那是因为治疗无效。他想试试中国的气功和针灸。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每周从北京请一位气功师来为他治疗；针灸则是天津的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就在那样的情境中，他还在为论文做准备。我从一个学术会议回来，去看他，带给他一些论文。他读后，说深入研究的并不多。我知道不是因为他自大，而是他确实在他研究的领域深入了解和思索了，他还在努力。而病情却一天天的恶化。到了秋天，他终于无法站立，只好回韩国老家。他的师弟其圣要了一辆车，坐满了他的韩国同学和中国师兄弟。他们要送他上飞机。他执意到我家来告别。就在车门边，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他是一个坚强的孩子，那样的病痛没有使他流泪，而这一别，却悲伤难制。我知道，命运的不公，使这样一位有为的青年实在无法承受。我也老泪纵横对他说：“你一定能治好病，一定能回来的。”这一分别的情境，也终生难忘。
他终于没有能够回来。一位韩国学生说，到他家去看望他，他已经不能言语，那无助的眼神让人伤心至极。还说在他的床头，挂着我和妻子的一张放大的照片。我真想去看望他而未能，那哀伤，实在难以言喻。
在玉离开人世快两年了。近两年来，常常提笔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他。但每次都没能写下去，悲伤阻断思路。而他那真诚向学的神态，他那待人接物的纯朴形貌。却就来到面前。在我心中，他不是一个异国的青年。因学术而联系起来的至情深谊，消弭了师生的界线，也消弭了国界。他已经成了我终生难忘的小友。我最大的遗憾，是在他的最后时刻未能帮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