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动物的种，不过，它具有独特的和史无前例的属性，试图以人是动物这种假设为基础来寻求解决人类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答案，这种尝试使人类自身一再陷入荒谬的境地。有关人类之谜的这种错误理论究竟有何等危险，可以通过这些失误当中的一个典型———种族理论得到说明。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论曾为希特勒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作辩护，而且，正是这种理论给从南非到阿肯色的部分人类带来不幸。
人类本性是由与贯穿于大部分生命世界里基本一致的进化力所形成的。人肯定没有完全从其动物躯体赋予他的所有镣铐中解脱出来，不过，在人那里，进化力所塑造的模式是这样独特，以至于人类能够遨游太空，并且获得了对于任何别的有机生命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力量。人类的力量包括了足以摧毁他自身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作此选择的话。不过，其中也包括着知识，它使得人能够依据他将选择的道路引导其人性进化的方向。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
此处的目的不在于详细罗列人类生物本性及人类进化的种种独特性质，我们只能概略地尝试指出那些影响人类的进化力量，尤其是在形成他的道德心方面起作用的力量。在有关人类本性起源的任何讨论中，都能记住进化过程的两个普遍特性。首先，进化总是富有功利性的；其次，它又表现为一连串的机会。进化之所以是功利性的，是因为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持或加强生命对于环境的适应性，而进化之所以是机会，则是因为自然选择缺少对未来的预见。生命和人的进化不是前定的，它是自然界的创造过程，既包括自由的因素也包括可能的失败。人的生物本性，正如同其他现存物种的生物本性一样，它们所以在长期进化中形成，乃因为这些属性使人类能够持续生存下去，并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然而，除非进化受到有意识的控制，否则，它就会出现惊人的短视。在任何特定时期内，进化都倾向于创造出能支配该时代的那些成功适应于环境的物种，而根本不顾及未来的需求。因此，这就产生了明显的谬误：活的物种几乎总在朝着更大的适应性方向变化，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趋向于灭绝的结局。
根据任何生物发展的合理标准来看，人都是有机物进化的最辉煌的产物。人类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其足迹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人不仅通过使自身的生物性适应于他的环境，而且通过强使环境适应于他的本性来使自己顺应于环境。他已经或者将要控制所有其余的有机体，可以想象，这些有机体能与之对抗，而且常常攫取他的生命，不过，人类作为物种的灭绝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除非是由于他自己的愚蠢。
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功绝对不意味着他的生物本性就没有缺陷或瑕疵，情况远非如此。人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矛盾的可疑动物。一方面，他禀赋着理性和同情心，尽管我们现在不再持有启蒙时代的乐观断言，认为只要通过某种政治和教育改革，人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过上富有德行的生活，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民主是为多数人实现某种程度的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目睹，甚至那些相当有教养的和过着优裕生活的人仍以一种丑陋的方式在行事。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试图劝我们相信，我们是伴随着一大堆混乱愿望而出生的，这使得我们只有在克服最大困难的前提下，才能与任何人类社会中的生活需要相融洽并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只能通过压抑或升华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点。看上去，大多数信奉原罪和地狱的人对于人类本性所持的看法，比起某些弗洛伊德门徒所持见解，要更使人感到满足。
另外的考虑更为实际。在生物进化问题上所存在的机会论导致相应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由进化所赋予人的种种缺点因其他品质的优越性而得到补偿。尽管人就其体质而言，既不更加强壮和灵活，也不能更为适应严酷的气候，然而人种在生物进化上的成就毕竟是一种事实。人在种族翰经中之所以是胜利者，乃因为他大脑的力量，而不是由于他的体质。自然选择不可能在离开其他品质的基础上改进人的力量、忍耐力以及智力。人是作为完整的存在物幸存或死亡、养育家庭或不生子女。适应性强的理智或许补偿了相对来说较为松弛的体质上的衰退。因此，自然选择强化了人的持续生存能力，而未增强作为物种的人在生物机能方面的全面完善化。
使人在生物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的独特品质，是他能借助符号和抽象的思维，这种借助符号和语言的能力导致人类独特交往方式的发展。这种语言现象在动物那里只有微弱的征兆。通过语言，以后是通过书写文字的交往，使人得以发展出构成文化本身的独特学习传统和技巧。生物特性遗传的效果要远远低于文化的传递。前者只有经过两性细胞中不同基因在父母至子女以及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遗传关系才得以完成，而后者则是通过学习和训练，并且在原则上任何普通人都乐意于接受它，况且，随着书面语言和印刷术的发明，这种文化传递方式便有可能潜在地脱离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而独立进行。获得性身体特性不是经由遗传获得的，而获得性文化品质则可以与传统本身一起传下来，从而日益丰富了文化遗产。人类遗传特性赋予人以吸收基本价值的能力，亦即通过在一代与一代之间获得和传递知识与技能来支配环境。每一代后来人经过自身选择都可以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之上，追求着更大的成就。这种遗传方式的出现真是进化的绝妙作品，它使人达到了生命世界的顶峰。
人们曾作过种种有趣尝试来理解作为我们这个物种遗传特质之一的人类价值的起源问题，居里安·赫胥黎近来是这种观点最积极的倡导者。确实，可以颇为合理地假定，某些与价值世界相关联的机制是由遗传所决定的。人类是哺乳类动物的一种，而哺乳类动物的一个独特适应方式在于，其后代的成长是在父母照料下进行的。这种父母之爱根源于深层人性之中。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他总是更多地获益于人之间的友好情谊，而不是获益于那种好斗的倾向和行为，自然选择必定是植根于我们那些适于有组织生活的倾向中。不过，若仅仅根据这一基础，的确很难解释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价值体系，许多视为道德的或值得赞许的行为方式既未能提高生存的机会，亦未能增加以此种方式行动的人再生产的成就。然而，一种遗传特质的选择价值却可以经由其生物载体给后代所带来的好处予以衡量。关于人类价值起源于自然选择的看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难以证实的假说。人类价值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们是文化进化之火锻造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它们对于人性中生物基础的依赖性是真实的，然而却是间接的。
人们同样考虑到了启蒙时代的乐观信条。人类精神完全是由经验和教育形成的，然而，若据卢梭的看法，正是出生时这种完全相同的白板，才使得每个人都是善的———“人生来就是善的，只是由于制度，他才变成恶的”。这种自然人是一种高贵的未开化人，他们尚未为文明的邪恶所玷污。如今，这种对于高贵的蒙昧人的信念已经毫无认识价值了，然而这种有关人天生即善的看法却仍由阿什利·蒙塔古颇为聪明地作了辩护，“不是由邪恶的婴儿才长成邪恶的人类，相反，倒是邪恶的社会才使得善良的婴儿变为不正常的成人，并且这一切都是在不良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婴儿生来即善，并且渴望继续为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