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吴嵩庆日记：“在高雄，晨8时抵站，业务处张处长等来接，在站早点后，即赴201D（师）、206D及（凤山孙立人的新兵）训练司令部视察（按：201师的两个团在该年10月24日至27日参加金门古宁头之役，大败解放军，战力受肯定）。至下午2时毕，在司令部开座谈会，为解决若干问题，3时半赴凯歌归（主聚）餐，餐毕赴高雄要塞及左营海军司令部参观。整理决议文案、开支案36亿，交何科长带交收支处执行。……”
由以上可知，蒋介石已从政权、军事（含军费预算、支出）、人才培养、民心安抚等各方面，积极营建台湾，为自己安排好了退路。
李宗仁接任下野的蒋介石上台后，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而这时，1月26日，行政院院长孙科却以南京不稳，竟无视李宗仁的命令，将行政院迁往了广州。这一度令李宗仁政府无法运作，与共产党和谈也成了泡影。这背后，其实也是蒋介石暗中支持的，在行政上予以掣肘。这让李宗仁切齿痛恨，而又无可奈何。
蒋介石下野后，还向李宗仁力荐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凭借长江天险保护南京、上海。但是李宗仁对汤恩伯能否胜任表示质疑，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
苏东坡《艾子杂说》中有一则《掷凫猎兔》的寓言，讲的是鸭子捉兔的故事：
昔人将猎而不识鹘（即隼），买一凫（野鸭）而去。原上兔起，掷之使击，凫不能飞，投于地（栽到地上），又再掷，又投于地，至三四，凫忽蹒跚而人语曰：“我鸭也，杀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掷之苦乎？（我是鸭子啊，把我杀了，煮吃了，是我的命，可为什么还要把我扔来扔去，加受这一份罪呢？）”其一（其中一个猎人）曰：“我谓尔为鹘，可以猎兔耳，乃鸭耶？”凫举掌而示，笑以言说：“看我这脚手，可以搦得他兔否？（你看看我这手脚，能够逮到兔子吗？）”
其实，在李宗仁眼里，汤恩伯不过就是这样一只鸭子，认为蒋介石荐非其人，选才不以能力为标准。然而，在蒋介石眼里，这位抗战时期多次重创日军，被华北日军衔恨至深，称为“天字第一号大敌”的抗日名将汤恩伯，虽然在解放军面前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却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忠臣”。在军心思变、将领投敌的内战后期，蒋介石选人更看重的是是否对其忠诚。而且，汤恩伯和李宗仁不和，将其安排在李身边，实则是一枚“重炮”棋子，是一只雄鹰，关键时刻还别有用意。
尽管李宗仁千般不愿，汤恩伯依然手握50万重兵驻扎淞沪，在其卧榻旁边安睡，成为其心腹大患。
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日记：“正午召见刘攻芸处理中央银行外汇及现货（按：指国库金银）之办法……”
1月21日蒋介石日记：“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密告孙（科）吴（忠信）金融与外汇之处置与实数。对（李）德邻实告其政治、军事及人事之部署。”
此两则日记显示出，蒋介石没有对李宗仁交代金融与外汇的处置与实数。另外，蒋介石在下野之时，把国库资金都已“安排妥当”，第二批黄金在其下野前已顺利运出。蒋介石的这一安排，又使李宗仁的财政改革不幸流产。那么，他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将国库金银转运出去的呢？又运往何处了呢？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说过：“每一个人都是他者，没有人是他自己。”这是说看清世界的人，未必能看清自己。李代总统空有一番远大的理想，却并未看清自己的处境，实则已被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架空了。对行政院院长孙科的安排，力荐汤恩伯在自己身边以及众多的耳目，牢牢控制着嫡系部队，还有他丝毫不知情的转移国库金银外汇，已从行政、军权、财权等诸多方面架空了他，把他变成了自己幕后操纵的“傀儡”。
其实，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是失时而不失势。他虽然返回老家，却并不甘心“引退”，而是躲在幕后依然控制着政局，并设置重重障碍，使得这个“代总统”寸步难行。对他而言，“代总统”李宗仁不过是一块暂时支撑危局的“挡箭牌”而已，是他以后复出、挽回败局的一个过渡阶段。
有道是“救已败之事，如驭临崖之马”，李宗仁踌躇满志欲拯救国民党危局，却“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回忆录》），空有“代总统”的虚名，而绝少掌握南京政府的权力。吊桶落在井里，只好任人掌握。他的政治追求，正如形捕影，瞻之在前，而即之已冥。有些人就这样，终生向幻影追逐，在幻影里寻求满足。
这样，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国民政府”，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一国三公”局面。即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
蒋介石下野后，先后紧急接见了国民党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台湾省主席陈诚，安排后续事宜。
1月21日吴嵩庆日记：“……晨抵台北，知陈（诚）主席专机1时起飞……12时40分抵（松山机场）站，1时起飞，至富阳上空，得令改飞杭州，3时20分抵笕桥，打南京电话不通，始知（蒋）老先生于4时20分离京来杭，大局剧变（按：指蒋介石下野）矣。5时半，专机到，老先生甚安详。余则（准备）偕华国琦君赴京，至清泰休息，原拟赴沪，至站则已无车矣。……”
吴嵩庆与陈诚都是在飞往南京的途中才得知蒋下野消息的，就奉命转飞杭州，和从南京飞来的蒋“总统”在杭州笕桥机场见了面。“老先生甚安详”，是骤闻蒋介石下野而紧张慌乱的吴嵩庆，于1月21日蒋下野当日在杭州机场所见的生动印象。之所以“甚安详”，是因为此时他已成功转移了国库第一、二批金银外汇，并对第三批做好了安排。这400多万两的黄金，及1亿多两的银圆和银砖，还有近亿的美金，就是今后支撑台湾建设和作战的经费，也是他东山再起的本钱。他能不“甚安详”并“心安理得”地“隐退”吗？此时的蒋老先生就像一个大赌徒，有这一大笔赌金，心里当然很踏实，他甚至可能在嘲笑政敌李宗仁：你有什么本钱做代总统？中华民国的国库已经搬走了。
从此日记还可以看出，刚下野的蒋总统在笕桥机场，曾秘密指示吴嵩庆次日去南京公干。看来老先生还有未了之事，让他萦怀。
1月22日吴嵩庆日记（在杭州）：“晨6时余起床，办（总）部致央行提款、拟签缮正，国琦来偕赴航校，知机已备好，为小心起来（见），打电话至沪，询知徐部长并未在京（沪），因决改派（机赴）京。10时乘CT6-17号起飞，飞行员孙君找不到南京目标，至12时半在常州机场降落，略问乡人后，又起飞，至1时半在芜湖降落，（又）飞行3时半，余已准备跳伞，殆天作警告欤？幸得平安，洵为大福。9时至（南京郭）总司令处报告经过……”
此日吴嵩庆奉蒋介石令，要找财政部部长徐堪公干，其日记笔误较多，这在他日记里是很少见的；显然这位蒋介石的“总账房”情绪受蒋下野及飞行中的奇异遭遇所影响。而飞行员找不到目标要停机问乡人后才知方向，也堪称世界奇闻。
1月22日下野的蒋介石总裁日记：“昨正午特赴基督凯歌堂默祷告辞，下午4时10分由京起飞，以天晚即在杭城下机，宿于空军学校天健北楼。……（晨）9时见辞修（按：陈诚字辞修），商谈今后台湾军政及经济及对反动（共党）方针。及10时起飞，安抵故里……”
是日，蒋介石接见陈诚，安排好台湾事宜，然后抵达老家浙江奉化溪口，过起了“隐退”生活。
【寒流】
1948年12月31日，《字林西报》报道：“将从1月5日起售金……”
1948年年底，蒋介石运走第一批（第一船次）国库黄金后，金圆券巨贬，最终导致黄金挤兑惨剧。为平息民怨，并掩盖第二船次运金真相，国民政府宣布从1月5日起兑换黄金。于是，每天有无以数计的人们围堵在中国银行及其他国家银行门口，纷纷抢购黄金。在央行门口，每天也徘徊着很多人流和记者。直到1月18日，当局突然宣布实行宵禁，停止央行售黄金；但人潮依旧，直到次日才被清光，其中包括许多露宿街头的人群。
这时，上海气温骤降，一场寒流悄然而至……
对于饥寒交迫的人们，尤其是露宿街头的难民而言，这场寒流，无异于勾摄生魂的无常，将他们一下从人间打扫干净，带入死亡地狱。
天气实在太冷了！枯枝败叶上布满严霜，屋檐下结着长长的冰凌。坚硬的土地因为寒冷而裂开一道道“血口”，翻出灰暗的肌肉。池水凝结成冰，闪着冷铁一般的光芒。路人不停地呵气取暖，把手笼在袖中，却如揣着冰块一般。冷气飕飕，梳人心骨，富翁皮袄犹嫌轻薄；夜来朔风吹透窗纱，重衾亦无暖气。
这场寒流也是有富贵穷贱的：富贵者围炉酌酒，饮甘饫肥；贫贱者厨中无米，灶下无柴。朱门内朝歌夜弦，春光融融；大街上哀鸿遍野，饿殍满地。
1949年1月7日《字林西报》报道：“从1月1日至今上海街头共收尸800……”
1月19日《字林西报》报道：“从1月1日至今上海街头共收尸2300……宵禁开始……”
死亡正如满天寒星，冲不幸的人们眨着神秘的眼睛，闪着凄冷的光。
与寒冷同赴死亡之路的是严重的饥饿。他们是朝夕相处、相伴相生的孪生兄弟，在其人生之路上，死亡一路欢歌。
人们像饥饿的蝗虫到处觅食，凡是能下肚的东西几乎都被吃光了，连树皮都被啃得斑斑驳驳。到了晚上，到处是露宿街头的难民。此时的大上海则显出极大的热情与慷慨，在大街上收容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他们以大地作床，以厚厚的寒气作被子，以僵硬的身姿，把一条条宽阔繁华的街道，变成一具具巨大的棺材。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饥饿与寒冷，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刻骨铭心的噩梦，温饱问题成为人们口中永恒的话题。对上海局势异常关心的《华商报》（由进步人士在香港创办）连续刊出：“因上海气温骤降，街头尸体太多，上海警方不得不宣布连续几天宵禁戒严。”1月18日开始戒严，刚跨入新年的上海，人心惶惶，异常萧瑟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