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下野已成定局，不能再拖，代总统李宗仁（十天以后）就要上任，到时候他就无权使用国库金银外汇了。而这笔钱，蒋介石认为不能被“代总统”李宗仁使用。
其二，藏起的金银外汇，就无须受主管部门和立法院的监督。因国民政府当时还是立宪的政府，立法院质询时，内阁财政部部长还是要答复立法委员的；虽然他可以不理会，但还是会很尴尬。蒋介石独断专行惯了，又已下野，怎禁得起民主议会的折腾？
其三，经由财务署吴嵩庆掌管的军费，用起来不但方便而且有“效率”，对维系作战部队的士气至为重要。无须费事费时地经过行政院，申请财政部拨款，不必受主计系统的监督和预算的限制。
“金圆券”当时已经没人要了，而要国民党军队将士继续作战，至少需要粮食、制服、汽油、子弹炮弹、枪械零件等等，这些无一不需现金外汇来购买。
然而，这份可以证明蒋介石采取非凡措施搬运黄金的“草约”，现在却无影无踪了。
“草约”上应该有吴嵩庆、财政部部长徐堪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签字及印信，抑或有蒋介石的手条（据吴嵩庆机要秘书詹特芳回忆）；但南京中央银行档案和台北大溪档案现均无原件。“草约”神秘“失踪”，也许涉及军事机密，连投共的李立侠（央行副总裁）在大陆的许多回忆录里都未提及；也许“草约”签字者之一继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几个月后就带了文件去台湾转香港，流亡海外（新加坡）了。刘为蒋介石不喜欢的人，是不敢谈也不敢藏此文件的人，可能被他销毁了。1949年1月27日，一艘载有1200余箱中央银行文件的客轮“太平”轮在舟山群岛外海沉没 ，关键的“预支军费草约”大概也因此遗失。这份秘密军费，也只能从当时央行总裁和财政部部长的报告、蒋总裁的秘书周宏涛之记录、宋子文及俞鸿钧的密电、詹特芳和吴嵩庆的记录以及蒋介石的日记里，得到可互相交叉印证的史实、数据。
这一合法性有问题的“草约”，的确是民国史上的一个模糊点。但如无此“草约”，国库的剩余半数现金就不可能运出上海；厦门中央银行也不可能把近百万两的黄金直接拨付给吴嵩庆做军费。这份“草约”，是当时转账的唯一“法律”根据。
预支军费的“草约”及手续确定以后，蒋介石还是继续跟踪上海央行剩余的金银外汇。
1月13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总部汇报，下午署会如常。增加一个月薪，（行政）院已决定，但尚未下令，尚需候前线士兵发之二元之人数之确定，不知需候之何时？向总司令报告下列各事：1.美金公债案；2.台币案；3.银圆案……（按：此处的“美金公债案”，可能与“预支”军费里的7000万美金外汇有关。）
1月15日蒋介石日记：
“……约见鸿钧、席德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总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按：当指李宗仁）消耗于无形，略为国家与人民保留一线生机耳。”
1月16日蒋经国日记：
“父亲约见俞鸿钧、席德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蒋本人至为关切上海所存金银外汇，于下野前几天亲自约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指示两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命俞、席将两行外汇化整为零，存入吴嵩庆私人账户，以免以后为中共或李宗仁占取。这实则是准备“藏”起这7000万美元的外汇。
1月18日蒋介石日记：
“正午召见刘攻芸处理中央银行外汇及现货之办法，又见孙立人商谈新生兵力之计划……”
此时离他下野只有三天，淮海战役已近尾声，杜聿明的部队被歼，他的注意力已集中在央行的金银外汇及台湾的新军上。
1月11日，在“订（草）约事，告一段落”后，吴嵩庆又马不停蹄，忙得像钟表上的秒针，“下午赴供应局、港口司令部、收支处、警备部一转。……9时半赴（火车）站（回南京）。”
因为这批军费金银一定要赶在蒋介石下野前运出上海，所以吴嵩庆于半天之内，匆匆忙忙去了这四个单位。主要是安排陆上运输监管人力（供应局与财务署上海收支处）、海上运输（港口司令部）及保安戒严（警备部），当天晚上9时半才坐上火车回南京。而在他南京的家里，他的妻子吴林熺还在客厅坐候，不知自己的丈夫今晚要在火车上过夜了。这是她一生的习惯，总是等候每位家人都回来，直到丈夫90岁去世，子女都在国外。
12日吴嵩庆日记：
“晨抵（南）京……至总司令公馆，详细报告出差经过，并请示是否需赴台一行，结论，考虑后再说。下午约陈（康华）、程（邦藻）、汪（子柔）三君来寓，告以出差经过，并嘱办手续。……”
“请示是否需赴台一行”是考虑运储金银的地点，因蒋总裁尚未作出最后决策运往何地，吴嵩庆与郭忏总司令只能静待指示。“嘱办手续”则是中央银行转“预支军费”账到财务署。陈康华、程邦藻当时是财务署副署长，汪子柔是湖北籍秘书。
16日吴嵩庆日记：
“晚车赴沪……处理以前各案（即央行预支军费、美金等案）……”
吴嵩庆此趟去上海，极有可能是安排军舰装载启运时刻。总之，一定要在蒋总统下野前完成。现在财务署掌握了一大笔金银“现金”，就可以放手向台湾购买米糖及台币，来稳定台湾基地的经济金融了。这是蒋介石与陈诚早已商量好的方针，吴嵩庆还需要跑趟台湾来落实。
19日《字林西报》：
“从1月1日至今上海街头共收尸2300……宵禁开始……”
因寒流突至，气温骤降，上海街头到处都是冻饿而死的尸体，上海警方自1月18日起连续几天宵禁戒严，警察到街上收尸。而此时，蒋总统即将下野的消息愈传愈烈，已是满城风雨，给这天寒地冻的季节又增添了慌乱的气息。人们议论纷纷，社会充斥着末日的气氛。
20日午夜：
上海外滩中国银行门口，出现大量神秘的箱子……
21日清晨6时：
几艘海军舰艇满载中央银行国库的金银外汇，匆匆驶离上海外滩中国银行专用码头……
22日《字林西报》：
“中国银行声称前晚银行门前的许多箱子不是属于它们的，此外，它们的人员也未参与搬运这些箱子上船，中国银行内属于顾客的库存物件，仍在保险库内绝未曾动过。”
22日美国“合众社”（上海21日电）：
“国民政府昨晚深夜在外滩戒严……当时中央银行运出许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贵重的物质。据推测，这批箱子装的是金条等固体担保物。该行正将这批担保品运往华南某城市或台湾安全地方，据信国民政府正将财宝南运，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该行将继续营业至最后一分钟为止。”
宵禁是从18日开始的，人潮总要到次日才清光，包括许多露宿的人群。21日蒋介石就要下野，那么蒋介石究竟是在哪一天将黄金巧妙运出的呢？午夜之后中国银行门前出现的神秘箱子，里面究竟装载的是什么呢？黄金、银圆，还是银砖？
关于这一批黄金的运输时间，大概可以从上述美国合众社发表的新闻中推理出，显然是在蒋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
“21日蒋介石就要下野，于是20日（那就是新闻里的“昨晚”）应该是一个运出国库黄金的妥当时间，于是军方就准备好了戒严及运输舰。午夜之后中国银行门前就出现了许多箱子，箱子当然是中央银行国库的，里面装的金子共约90多万两，也仅仅是32吨左右（约300箱）。为什么说这晚箱子里面装的是金子，而不是银圆、银砖？因为银圆有3000万个，也就是850吨，100多公斤一箱，就要7000多箱；而银砖更多，有3000多吨（1亿市两），3万多箱。在李宗仁代总统上台前夕，当然应该抢先运金，银子可以慢慢运，即使是全部市价达100多万两的金子，一直到2月10日也未必运完，1月27日沉没的“太平”轮上应有一些（按：指银圆）。据前述《纽约时报》在4月的报道，“已运出价值5000万美元的纯银，那就近1亿两了。但直到5月底中共快进上海时，汤恩伯还在抢运第四批黄金银圆及剩下的纯银砖，每只撤退的船舰都被要求塞上许多箱，有些人就以为塞的都是金砖。”
吴兴镛以上所述仅是以常识判断，但是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季刊《民国档案》，则说1月20日夜晚主要是运银圆，那么黄金也极可能在吴嵩庆1月16、17日来上海时已用军舰运走（见1月16日吴嵩庆日记）。有关银圆的运送，中央银行内部是如下记录的。
1949年1月11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54页）：
顷奉面谕：关于准备金项下之白银，应即日再设法运厦叁千万元。等因，遵即向招商局洽轮。据称：所有轮只，大半征作军用。经竭力设法，允有两轮可能为本行派遣，1.“万福”登陆艇，载重一千五百吨，约十五六日可用。唯事前亦为空军包去，现已长途电话询南京总部可否，须明日确定。2.“海康”轮，载重二千二百吨，十八日可用，当无问题。唯此次装运均属银圆，箱数有六千箱之多，照以往装运经验，倘利用戒严时间（晚十一时至晨五时共六小时），每晚只能装二千箱左右。如日夜继续不辍，需一日夜犹未能装竣，且日间耳目众多，风险堪虞。故拟利用戒严时间，分两晚装运。第一晚装至天明即停止工作，将轮驶近口外抛锚，候次晚驶返，再装至天明，即行驶厦。尽量利用两晚戒严时间，箱数不计，如此仅能避免日间耳目，对于在场工作人员（包括夫役、船上人员、警卫等）能否不予泄露机密一节，仍有可虑。是否照以上办法办理，抑应如何之处，理合签请迅赐批示示遵。谨呈
总裁
副总裁
奉总裁批：“尽量先运一批，下次再另洽运。”
鸿一、十二
此处“鸿”是总裁俞鸿钧。
1949年1月21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54至55页）：
前奉面谕：关于准备金项下之白银，应即日再设法运厦叁千万元。等因。遵即将洽船等情，于一月十一日以发总字第四·四密签承奉钧总座批：“尽量先运一批，下次再另洽运。”等因，自当遵办。兹已与招商局洽妥“海平”轮及海军司令部“美朋”两轮同时装运，计“海平”轮装叁千箱，“美朋”轮装贰千箱，共伍千箱，计值贰千万元，限于今晚戒严时间，如数装竣，明晨六时，即行启碇驶厦，并派出纳科副主任杨兼生、办事员安震宇、埔修、张志民四员，率领行警六名，随轮押运。理合将接洽情形及拟装数目陈请钧察，可否照此办理之处，敬祈迅赐批示祗尊。谨呈
总裁
副总裁
奉批：“可。”
鸿 芸一、廿
此处“芸”是副总裁刘攻芸。
1949年1月21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 1期，第55页）：
谨查职局此次奉密谕装运银币赴厦事宜，遵经于一月二十日晚在戒严时间内办事竣事，该“海平”“美朋”两轮舰同时于今晨六时起碇驶厦，一切均称顺利。唯原定装运伍千箱计值贰千万元，嗣以上项银币散存各库，装卸费时，故时间不及，临时减少伍百箱，计装“海平”轮贰千伍百箱，“美朋”舰贰千箱，共肆千伍百箱，计值壹千捌佰万元。除密电厦行吴经理（本景）密洽妥提外，拟于各该轮舰抵厦后，即由厦行代表总行犒赏各该轮舰各金圆肆拾万元。所有本埠警备部最近两次服勤，加派警卫人员，工作异常努力周妥，拟再犒赏金圆肆拾万元，以示谢意。又海关港口警察署及公用局码头管理部，协助照料保护码头等工作，亦均出力，拟各犒赏金圆贰万元。是否妥当，理合将办理经过并拟具犒赏办法密陈钧核示遵。谨呈
总裁
副总裁
奉批：“可。”
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则总结上两则中行签呈如下：
刚接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刘攻芸，又奉命指派发行局“将准备金项下之白银，应即日再设法运厦叁千万元”。因一时找不到轮船承运，延至1月20日，才与招商局洽妥租“海平”号并派海军“美朋”号同时装运。原计划“海平”号装3000箱，“美朋”号装2000箱，利用当晚11时翌晨5时的戒严时间，赶装完启运，但由于“银币散存各库，装卸费时”，在戒严时间没能赶装完毕，临时减少500箱，计值1800万元。第二天清晨6时，两轮启碇驶厦，由发行局指派出纳科副主任杨兼生、办事员安震宇、浦修、张志民率领行警六名，随轮押运。1月23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电沪发行局：“船已安抵厦门”，嗣又以中央银行厦门分行经理吴本景名义电告发行局：“已卸毕入库。”
原来计划是2000万元银圆共5000箱（4000块银圆一箱，重约110公斤），“临时减少伍百箱”，就是只运走了1800万元。这1800万元就是转财务署的军费银圆3000万元的一部分，那几百箱90多万两黄金（如每箱重量与第一批相同，80公斤，就是400箱）也可能是一起运走的，取代了“临时减少伍百箱”后“海平”号上的船位。另一可能的是，中国银行以外的库存黄金在这之前已先运厦门了。
而《一九四九大迁徙》纪录片制作人丁雯静则认为：“‘海星’号缉私舰运走第一批黄金后不及两个月，蒋介石引退下野，回到浙江老家溪口。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位。在蒋介石下野前一天，1949年1月20日，‘海平’和‘美朋’号舰艇运送第三批（按：应是第二批）黄金（共90万两），驶离黄浦江码头，航向厦门鼓浪屿。”丁雯静认为，1月20日运出的是黄金。
准备运走的第二批国库金银外汇，运输工具让蒋经国等颇感棘手。之前，原缉私舰“海星”号船员们得知任务真相后，不愿再做偷运黄金之事；1949年元月之后，他们联合其他海关船只，坚决拒绝再运黄金离开上海出港。蒋经国为赶在其父下野前完成任务，决定金银一定要赶快运走，只要做好保密工作，可以动用少量军舰，辅以民用商船；空军飞机运输量小，机场路途又比较远，可以负责运送白银及银圆。最后，为了运走第二批黄金白银，所动用的运输工具显得很杂乱，除了海军（“美朋”号、“昆仑”号、“峨嵋”号运输舰等都曾参与装运黄金、银圆及纯银），还有商船（如招商局“海平”轮，民船“太平”轮等），据说还有空军（12架C-46大型运输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