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几位朋友,你看中国是属于那一项?中国现在的学者,又属于那一项呢?有人说:“中国本来没有学说。”那种话,已经驳过。还有说:“中国本来有学说,只恨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这句话虽然不合事实,我倒愿学者用为药石之言!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只看周朝的时候,礼,乐,射,御,书,数唤作六艺。懂得六艺的多;却是历史,政事,民间能够理会的很少,哲理是更不消说得。后来老子孔子出来,历史,政事,哲学三件,民间渐渐知道了。六艺倒荒疏。汉朝以后,懂六艺的人虽不少,总不如懂历史,政事的多。汉朝人的懂六艺,比六国人要精许多,哲理又全然不讲。魏晋宋齐梁陈这几代讲哲理的,尽比得上六国。六艺里边的事,礼,乐,数,是一日明白一日,书只有形体不正一点,声音训诂,仍旧没有失去。历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总算没有甚么偏胜。隋唐时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审,却不过几个和尚,寻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没有。数学,礼,乐,唐初都也不坏,从中唐以后就衰了!懂得历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场。宋朝人分做几派:一派是琐碎考据的人,像沈括,陆佃,吴曾,陆游,洪适,洪迈都是。王应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见得大体,在六艺里面,不能成就得那一种。一派是好讲经世的人,像苏轼,王安石,陈亮,陈傅良,叶适,马端临都是。陈,马,还算着实,其余不过长许多浮夸的习气,在历史既没有真见,在当时也没有实用。一派是专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学家了。比那两家总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话,其余比魏晋宋齐梁陈的学者,也将就攀得上。历史只有司马光范祖禹两家。司马光也还懂得书学。此外像贾昌朝,丁度,毛居正几个人,也是一路。像宋祁,刘攽,刘奉世,曾巩又是长于校勘,原是有津逮后学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学家。宋元之间,几位算学先生出来,到算是独开蹊径。大概宋朝人还算没有偏胜,只为不懂得礼,所以大体比不上魏晋几朝。中国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说“礼者忠信之薄”,却是最精于礼,孔子事事都要请教他。魏晋人最佩服老子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晋朝末年,礼论有八百卷;到刘宋朝,何承天删并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礼,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见那时候的礼,发达到十分。现在《通典》里头有十卷的礼,大半是从那边采取来,都是精审不磨,可惜比照原书,存二十分之一了!那时候人,非但在学问一边讲礼,在行事一边也都守礼。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里头生太子,还瞒着人不敢说,像后代的帝王,那里避这种嫌疑?可见当时守礼的多,帝王也不敢公然踰越。更有怪的,远公原是一个老和尚,本来游方以外,又精于丧服。弟子雷次宋也是一面清谈,一面说礼。这不是奇怪得很么!宋朝的理学先生,都说服膺儒术,规行矩步,到得说礼不是胡涂就是谬妄,也从不见有守礼的事。只有一个杨简(通称杨慈湖)在温州做官,遇着钦差到温州来,去和他行礼,主人升自阼阶,宾升自西阶,一件一件,都照着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会变通,也不算甚么高!照这样看来,理学先生,远不如清谈先生。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理学只袭宋儒的唾余,王守仁出来,略略改变些儿,不过是沟中没有蛟龙,鲵来做雄长!连宋朝人的琐碎考据,字学校勘,都没有了!典章制度,也不会考古,历史也是推开一卷,中间有几位高的:音韵算陈第,文字训诂算黄生,律吕算朱载堉,攻伪古文尚书算梅,算学也有一个徐光启,但从别处译来,并不由自己思索出来,所以不数。到明末顾炎武就渐渐成个气候。近二百年来,勉强唤做清朝,书学,数学,礼学昏黑了长久,忽然大放光明。历史学也比得上宋朝。像钱大昕,梁玉绳,邵晋涵,洪亮吉都着实可以名家。讲政事的颇少。就有也不成大体。或者因为生非其时,不犯着讲政事给他人用。或者看穿讲政事的,总不过是浮夸大话,所以不愿去讲。至于哲理,宋明的理学,已经搁起一边了,却想不出一种道理去代他。中间只有戴震做几卷《孟子字义疏证》,自己以为比宋儒高。其实戴家的话,只好用在政事一边,别的道理,也并没得看见。宋儒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戴家也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宋儒还采得几句六朝话。(大概皇侃《论语疏》里头的话,宋儒采他的意颇多。)戴家只会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话,戴家所发明的,原比宋儒切实,不过哲理不能专据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训》,更不必评论了。到底清朝的学说,也算十分发达了。只为没有讲得哲理,所以还算一方偏胜。若论进步,现在的书学,数学比前代都进步。礼学虽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进步。历史学里头,钩深致远,参伍比校,也比前代进步。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近代也比前代进步。本国的学说,近来既然进步,就和一向没有学说的国,截然不同了。但问进步到这样就止么?也还不止。六书固然明了,转注,假借的真义,语言的缘起,文字的孳乳法,仍旧模糊,没有寻出线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么?礼固然明了,在求是一边,这项礼为甚么缘故起来,在致用一边,这项礼近来应该怎样增损,可不要向前去考究么?历史固然明了,中国人的种类从那一处发生?历代的器具是怎么样改变?各处的文化是那一方盛,那一方衰?盛衰又为甚么缘故?本国的政事和别国比较,劣的在那一块,优的在那一块?又为甚么有这样政事?都没有十分明白,可不要向前去追寻么?算学本是参酌中外,依乎那边盛了,这边只要译他就够。但从前有徐光启采那边的,就有梅文鼎由本国寻出头路来。有江永采那边的,就有钱大昕,焦循由本国寻出头路来。直到罗士琳,徐有壬,李善兰都有自己的精思妙语,不专去依傍他人,后来人可不要自勉么?近来推陈出新的学者,也仅有几个。若说现在的学者没有心得,无论不能概全国的人。只兄弟自己看自己,心得的也很多,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重轻,并且还要诋毁,就像讲汉学的人看见魏晋人讲的玄理,就说是空言,或说是异学;讲政事的人,看见专门求是,不求致用的学说,就说是废物,或说是假古玩;仿佛前人说的一个人做弓,一个人做箭,做弓的说只要有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说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这是第二种偏心。(这句话并不是替许多学者做调人,一项学术里头这个说的是,那个说的非,自然要辩论驳正,不可模稜了事就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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