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找的房子在六里屯附近，是六层老楼的一套半地下室，除了半截带铁护栏的窗户露在地上，和楼上民居格局没什么不同。有厨房、独立卫生间和电话，和房东合住。我住的那间最多十平米，有一张双人弹簧床垫子和一个简易衣柜。我向房东要了一张写字台，她还给我串了一根电话线，分摊话费。除了偶尔听见一列火车轰鸣而过，大部分时间院子里很安静。室内很凉爽，略微潮湿，但比起B215好多了。月租七百五十块，季付。
房东薛玲三十多岁，未婚，在一个小单位。她小巧玲珑，口齿伶俐，初看性情中人。她的同居男友小信，比她差不多小了一半，河南农民子弟。两年前薛玲去游览嵩山少林寺时认识，当时小信离开穷乡僻壤的家，准备出家当和尚，薛玲说服他回了家。俩人先是拜为姐弟，后来升华为暧昧。一个月前小信“不堪思恋之苦”，从河南赶过来。小信没工作，薛玲给他找了个保安的差事，干了一段，因为打人不够狠丢了工作，让他去打零工他又吃不了苦，从此闲在家里。
小信黑黑瘦瘦，稚气未退，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十七岁还小。他理着光头，脖子上和手腕上都戴着佛珠，和一个小和尚相比，就差一身袈裟了。小信还割不断佛缘，一起床就端坐床头眯着眼睛转动着佛珠咿咿呀呀地念一个小时经，再倒头睡到中午，给薛玲做好饭，送去附近的商店，其余时间就是洗衣、清洁或看电视。小信睡狭窄客厅里的沙发，半夜常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随后房门一关，热火朝天，男呻女吟。
两人出双入对，很是引人注目。这小花和尚一直追薛玲，要和她共度余生，薛玲却拿他当干儿子看。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时，两人问我他们是否有夫妻相。我笑说：“再不像，看多了也像。已经是事实上的夫妻了，还什么像不像的？”
小信显然很感激我这个说法，薛玲则满脸通红。事后，小信和薛玲都背着对方问我他们可能成为夫妻吗，我均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小信有些气馁：“她是北京人，我是河南农民，一没钱，二没文化，三没工作。”
“你有颗炙热的心就行了。”我大而化之地说，“爱情没什么理由。”
小信突然拉着我的手，泪水化作倾盆雨，我的衣袖都成了他的抹布啦。薛玲主要担心的，不是他们的身份差异而是年龄差异，她说：“他完全还是个孩子。”
我说：“时代进步了，不见现在姐弟恋大行其道吗？”
薛玲说：“哪像姐弟恋，跟母子恋似的。我四十岁时他才二十多，我六十岁，他还是个中年人呢。”
搬家后我才知道，这儿和杨星辰家一墙之隔，晚饭后去一段铁路上散步，抬头可见他的窗户。如果不是树木阻隔，我躺在床上就能看见他的阳台和室内的灯光。
周末，我请杨星辰、李皓到新“家”聚餐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粗黑壮汉找薛玲，我说薛玲不在。他说他是薛玲男朋友。他到室内转了一圈，在客厅里坐了下来。这人除了具备北方汉子常见的粗壮、黑脸膛、板寸头和马虎穿着外，还有一脸凶悍。他问我：“您租房住这儿？”
“是啊，怎么啦？”
他说：“最好别住这，这地儿麻烦。”
“你什么意思啊？”我有些不悦。他满脸堆笑：“没事儿，没事儿，就提个醒儿。”
我们没理睬他，去了我房间，黑壮汉就坐在客厅沙发上，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闷头喝起来。李皓提醒：“这家伙看起来不像好人啊。”
我不以为然：“关我屁事，这房子又不是他的。”
“你这作家也当得太辛苦啦，连一台电脑都没有。”李皓看着我住的地方，有些感慨，我说正准备买呢。杨星辰一拍脑门：“怎么不早说，我有一台闲置的，你拿来用吧。”
“那怎么好意思？”他说闲着也是闲着，吃了饭就去拿。去客厅摆开餐桌，我对躺在沙发上的不速之客说：“要不你也来吃点？”
“算啦，您几位吃。”他一骨碌爬起来，向门口走去。在关门的那一瞬，他扭头撂下一句话：“您呀，还是另外找地儿吧。”
饭后去杨星辰家喝茶，他从储藏间里搬出一台电脑，旧得就像出土文物，正是他创业时的那台电脑。我假装内行：“什么配置啊？”
“奔腾2处理器，四个G硬盘，64M的内存，三星14英寸彩显，Windows98。”杨星辰一一列举。李皓大笑：“这老古董，要不是这个三星显示器，三百块都没人要，直接送博物馆算啦。”
杨星辰说：“以前还是Windows95呢。这台电脑，对专业人士是太旧了，戈海洋拿去用没问题，就是打打字，简单上上网嘛。”
我说：“是的，我从来不打游戏，不看网络电视，不光着身子玩视频。”
“这个键盘世面上见不到了。看这片伤痕，是我熬夜工作打瞌睡烟头烧的。”杨星辰又指着那个罕见的弓形键盘，触景生情：“别小看这台电脑，它对我的意义就像贺胡子当年那两把菜刀。我的第一笔生意，我的第一个一万、第一个十万和第一个一百万都是靠它挣来的，这套房子也是靠它挣来的。我打算以后在我买的写字楼里设置一间微型博物馆，取名‘峥嵘岁月’，它是最重要的展品。”
“传家宝啊。”我笑。
“是啊，弄丢了我可跟你拼命。”
“这台电脑牛逼大了，同时见证了一个亿万富豪和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李皓对我说，“你一定不要辜负杨总的殷切希望，写出好作品来。”
我们试了一下电脑，启动后“滋滋”响了足有四分钟屏幕才亮起来，我笑：“真是人性化产品，早上先开机，这时间正好撒个尿刷个牙什么的。”
我们来到阳台喝茶，从窗户眺望，一大片道路、楼房和工厂尽收眼底。我住的那个院子就在脚下大榆树树冠下，我那间半地下室的窗户若隐若现。我感慨：“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内存太低，老是死机，我按杨星辰的意见，一是删除了所有可有可无的软件，二是去中关村电脑市场买了一个64M的内存条插上。电脑稳定多了，速度也像铁路大提速一样，启动到亮屏由四分钟缩短到三分半钟。有了这台来历不凡的破电脑，我赶紧开始着手第二部书。我让薛玲去申请了拨号上网业务，杨星辰还送了我一个QQ号。这样一来，在北京东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半地下室里，我和外部一下子连接起来。
武彤彤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以一个朋友的口气祝贺我终于出书了。她正赶写硕士论文，她说她还要读博。她说暑期给学生补课大赚了一笔，她说换了笔记本电脑，买了一辆二手车。她说她有个同学被取消了奖学金，都要崩溃了，很惨。当我问她和新任男友怎样时，她闪烁其词，我也懒得问了。可是我不问了，她又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让我明白她对我没额外义务的人生道理；我也给她做思想工作，让她明白天涯何处无芳草人间处处是芬芳的人生道理。和分手后的每一次通话一样，我们又一次在激烈争吵和互相冷嘲热讽中挂了电话。
闷热而静谧的黄昏，敲键盘敲得头昏眼花的我就去院外铁轨上散步。抬头仰望，杨星辰家的窗户透出清凉的光。我想此刻的他要么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老婆陈菊烹制的可口饭菜，一边谈着生儿育女或生意上的事儿；要么他们已经吃了晚饭，在舒适的长沙发上，搂着看“新闻咸播”，面对大好形势，由衷地流着幸福的哈喇子。
坦率地说，我并不明确自己要干什么，该干什么以及可以干什么。我依然没有摆脱“怎么办”这个梦魇。瓷器国的教育总是炮制出一批又一批自大狂，理想总是那么缥缈，目标总是那么不靠谱。做个科学家或进步作家充其量不算白活一场，做个教授或医生勉强算个职业。打我流清鼻涕起，就梦想做烈士，恨不得游过太平洋去解救美国劳苦大众于水火。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连TMD吃饭都成问题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