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大军常骚扰薛玲，要和她恢复恋人关系，每次都被拒绝。薛玲对我说她实在无法忍受纪大军的狂暴性格。这家伙便常来找茬儿，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薛玲总是忍气吞声。比纪大军高了一头年轻一半的小信显然下不了手，他最多让薛玲少挨几下却一直不敢和纪大军直接对抗。几次他们三人在房间里混战，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去劝，薛玲隔着门说：“这是我们的事。”
据薛玲说，几个月前纪大军才从监狱出来。三年前，就因为一个男的和薛玲多说了几句话，纪大军用菜刀将此人割成了兔唇。纪大军家里有点背景，很快出来了。薛玲觉得纪大军的牢狱之灾毕竟和自己有关，对他有些怜悯，加上曾经的关系，柔弱的她总是忍气吞声。
一次，喝得烂醉的纪大军又来找薛玲，薛玲不在，就找我倾诉。说他如何爱薛玲，为了她去坐牢；又说薛玲以前如何爱他，为了他献了处女身，为他做了几次人流。我让他想开点，绝对不能打人，男不和女斗嘛，我还说感情不是打出来的。这厮说他想不通的是现在自己倒霉了，这娘儿们居然找了个臭外地的。我立即起身说：“我也是臭外地的，你就别和我这个臭外地的说了吧。”
这厮立马腆笑着支支吾吾地道歉，我回屋懒得理他，他自觉没趣，不声不响地走了。
一次，薛玲又被打得鼻青脸肿，无法上班，卧床不起。我劝薛玲报案，她始终不愿意，她说：“毕竟以前有一段，我一报警，他肯定又得进去。”
我责备小信：“你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还要别人嫁你啊？干脆回少林寺学几年功夫再出来混。”
小信气得一拳把茶几都打裂了：“戈哥，不是俺不敢，单挑他不是俺对手，薛玲不让俺下手啊。”
薛玲噎了他一句：“你下什么手啊，你下得了手你会把保安工作丢了吗？”
“他是心太软了，毕竟佛家弟子。”我说。小信满脸通红：“下次你看我的，师傅说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薛玲不以为然地嘘了一声。我对她说：“你不报案，总该让你们家人知道吧，要不找纪大军爹妈，这样下去早晚活活打死你。”
薛玲说：“没用，因为这两个男人，家里不理我了。我爸爸给了我这套房，撂下话我的死活跟他们没关系了。”
纪大军更加有恃无恐，不仅打薛玲，还经常在电话里威胁我，让我赶紧搬走，他说他已经看破红尘，啥事都能干出来。我强忍厌恶耐心劝他，他出言不逊，我便不再搭理他。我让薛玲赶紧妥善处理纠纷，薛玲总说那是虚张声势，现在是保外就医期间，他不过发点酒疯。我说：“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就算你这儿是旅馆，你也得保证旅客的安全吧？”
“要不你住一季度就搬走吧。”薛玲说。我抱怨：“这样下去可能两个月都住不满。”
薛玲的懦弱终于引来血光之灾。一个深夜，我正在电脑前写东西，突然门被砸得山响，接着是狂暴的叫骂声，薛玲和小信出来用力顶住木门，我也过去帮忙。然后是脚踹和锐器猛击，地动山摇中，木门开始裂口子，酒气飘进来。我对薛玲说：“我和小信顶着，你赶紧报警，再不报就晚了。”
薛玲很犹豫，突然一块木板被砍掉，我再次警告薛玲：“你不报我来报。”
薛玲厉声说：“不许打，这是我的事！”
我扭头回了自己的房间。很快，木门就被砍裂了，薛玲和小信尖叫起来。我一看，锋利的刀刃已经穿透木门，两人不敢用身体堵门了，突然，门被撞开了。满嘴酒气的纪大军挥舞着菜刀疯狗一样冲了进来，小信和薛玲向卧室跑去。卧室门只有一个插销，纪大军先用刀砍，再舍生忘死地去撞，很快插销被撞脱落，纪大军冲了进去。厮打、叫骂、呵斥和捣毁家具的声音突然被一声尖锐而凄厉的嚎叫盖过，毛骨悚然。隔着客厅的我看见小信拦腰抱住纪大军，薛玲捂着头披头散发地向我卧室跑来，她脸上头上浑身上下都是血，就像一盆鲜血兜头浇灌下来。薛玲一边跑一边向我这边哀叫：“快报警，快报警！”
薛玲躲进我的卧室，和我以身体死死顶住卧室门。我看见污黑的鲜血像温泉一样从她头发里涌出来往下流，地下一片汪洋。我拿起电话，电话里没一点电流声，显然电话线已被砍断了。我试图去拿床上的手机，门一下被斗牛般的纪大军撞开，杀红了眼的他在我卧室里追砍着薛玲。我和小信奋力将他抱住，我一声猛喝：“你TMD想挨枪子吗？”
纪大军怔了一下，小信趁机握住了他的手腕，纪大军一边挣扎一边骂道：“关你丫的屁事，臭外地的！”
我也咆哮起来：“这是我的卧室！滚出去！”
我们终于合力将他血淋淋的菜刀夺下来。他又去追打薛玲，三人再次跑向对面卧室。很明显，这是一条诈疯的狗，他只砍只打薛玲，却没用刀攻击我和小信。短短几分钟，室内已经血流成河，地上、墙上、门上、床上、电脑上、键盘上和衣服上处处血迹斑斑，浓重的血腥气弥漫在停滞沉闷的空气里。我卧室地板上血最多，走路都差点摔倒在血泊中。
我跑了出去。午夜的街道，有一丝凉爽，我清醒了一些，报了警。几分钟后，一辆警车呼啸着开过来，我在院子大门处向车子挥了挥手，汽车在我身边停下，一个警察让我上车。一个警察警惕地看着我，命令道：“姓名？身份证？”
“你们什么意思？我是报案的。”我抱怨。警察冷冷地说：“报案也要你的身份证。”
“哦，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犯。”我自找台阶，说没带身份证，报了号码。
他们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我的号码查询一番，又警告我先待在车里别动。每个人都拔出手枪进了院子。不一会儿，他们带着三人出来。披头散发的薛玲跌跌撞撞地走在前面。她用手在头上按着一团毛巾，毛巾已经被血浸透；她半张脸上满是鲜血，已经凝结，模糊不清，连眼睛都盖住了；黯淡的光线让大量失血的她半边脸更加惨白，加上溅满了血的衣裙和晃悠飘忽的步态，活像一个吸血女鬼午夜游荡。纪大军赤裸上身，血淋淋的衬衣斜搭在肩上，他一言不发，眼睛里依然狰狞。小信垂头丧气地跟着走。警察殿后，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装着凶器。薛玲和小信看见我一言不发，纪大军恶狠狠地骂：“你丫活腻烦了吧，臭外地的！”
一个警察呵斥他：“你丫闭嘴！”
我也回骂道：“去你妈的！”
几个警察交流几句，决定先去医院，再去派出所。这时警察才告诉我：“你可以走了，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楼道的灯不亮了，我在漆黑中摸回地下室。凭借手机屏幕微光，在客厅里找到一个打火机和一支蜡烛。2002年一个盛夏午夜，北京城一个地平线下的旮旯里，笼罩着血腥和暴戾的气息。微弱如鬼火的烛光下，室内一片狼藉，家具厨具餐具床上用品四处散落，薛玲熬的粥也洒到地上，玻璃碴子四处散落。血腥扑鼻，墙上、地上、床上处处是血：墙上的血迹呈星点喷射状，还有几个不规则的手掌、脚印和刀砍印；地上的血迹如杂乱的微型溪流和浅水塘，被横七竖八的脚印毁坏了。几缕已经凝成血块的头发凌乱地散落各处。我暗暗惊叹，如此娇小身体里竟有如此多的血。
我用墩布清洗卧室的地面，用湿毛巾将木门和电脑键盘上的血迹擦拭干净，好一番工夫才清理干净。门上那个大洞，可以钻进一只狼。锁子、插销统统毁坏了，我就将沙发和柜子推到木门背后。我换了一张床单，准备睡觉。忽然薛玲打来电话，先表示歉意，说她还在医院缝针，纪大军被带去派出所了，她说他很快会被保出去，这人报复心极强，我最好去旅馆住一晚，她承担住宿费。
我想到旅馆，也想去附近杨星辰家里借宿一晚，最终放弃了。我到厨房找了一阵，没斧头，没钢管，没锉刀，最有杀伤力的依然是那把并不锋利的菜刀。我一声叹息，菜刀！TMD菜刀！我们就是这么缺乏想象力，无论是行凶还是自卫，都不得不借助餐具！还好菜刀没被锁在菜板上，我把它塞到枕头下。不到一个小时前，这里是一个激烈搏斗的血案现场，此刻，我独处其间，睡在一把菜刀之上，枕刀待旦。后半夜，我惊醒了好几次，每次都下意识将手伸到枕头下。
早上看见薛玲头上被剃光，包扎得严严实实，就像一个死里逃生的伤兵。她的脸色惨如白纸，她的嘴唇灰黑如泥土，她的眼睛宛如失去光泽的玻璃球。我问：“情况怎么样？”
小信说：“缝了十一针。”
“纪大军呢？”我问。小信说：“还在里面呢，他们家里已经去人了。”
我叹气：“你们这样下去怎么收场啊？”
两人无语。半晌，我问薛玲：“我怎么办？这事肯定没完没了。”
薛玲吃力地说：“你赶紧搬家吧，他肯定要回来找你寻仇。他就是个疯子。”
我接通了门框外被斩断的电话线，上网搜寻房源，当天就搬走了。一天后我给薛玲打电话，纪大军果然带着更大的菜刀去那里找我了。
一山不容二虎，一房不容二主。搬家后再次意识到和房东同住是极大的错误。尽管新房东好处得多，还是感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更多是心理上的，你是房客，外地人，就得客随主便，处处谨慎。这个房子的格局也让我不满。北京老楼房有个通病，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极狭窄，尤其是厨房，简直跟螺蛳壳似的。做饭时，稍不留神不是碰倒了酱油瓶，就是打翻了切菜板，要不就是脑袋碰到了抽油烟机。卫生间轮流用问题不大，但厨房和客厅轮流使用就麻烦。常常是你饿得眼冒金星，主人还占用着厨房，好不容易轮到你时，又是一片狼藉，所以我干脆天天吃餐馆。我打定主意只住一季度，以后绝不和房东同处屋檐下。
书出版不到半月，盗版出现了。傍晚散步，在小区的天桥上，那本书赫然在目，我拿起来一看，印刷粗糙，每本叫价十元。因为担心这帮孙子粗制滥造，我蹲下来校对起来。果然，即使盗版者与时俱进电脑扫描，也有纰漏出现。女书贩怂动我：“这书有意思，性描写够火。”
“听说没什么性描写啊。”我故意说。女书贩翻到封底，说：“看，国内第一个作家裸体上封面，都上报了，还不够火啊。”
“这书卖得怎么样？”我压抑着笑。
“我一天卖二十多本了，哥，您说火不火？”女书贩神秘笑笑。我问：“你们在哪儿进的货啊？”
女书贩有些警惕，一把拿回书放到摊上：“哥，您买就买，不买就算了，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我买，我买。”我说。
一个地下通道的书摊，书被盗得更有水平——书名、内容一模一样；惟一的不同，是作者被替换成了一个大红大紫的官场小说作家，我在《人精》混时还采访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