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他被分配到鞍山的一个水泥厂当磨机工。当初他在图书馆时还能来个巧干，要求当图书采购员。如今经历了隔离审查和干校劳动的犯人生涯之后能回鞍山当个工人，能够天天回到他的家，能够下了班就不用再惧怕什么人，除此之外，他再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了。他只能更多地向自身索取。他的家，是一间容纳了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岳父共五个人的号称九平米实质只有六平米的屋子。他搭了一个三层的铺。岳父、妻子和小儿子睡下铺，大儿子睡中铺，他睡上铺。他上床时只能把身子与床平行着插进屋顶和床板之间的空隙。实在没有写书的地方。于是他天天去拣砖。拣那不过三分之一块的碎砖。拣一点，砌一截墙。终于接出一间两平方米的小房，是比着他自个的身高盖的。倒像要给他自己做只砖砌的套子。如果来个比他高一厘米的客人。就得弓身而入。好在本来就不考虑接待客人。此乃马蹄疾的书斋。不过，屋顶只一层油毡纸。夏天，屋里气温高达三十五度。屋外杂草乱石的，蚊子太多。越是夏天，越得关紧窗子，活活像用“砖套”做气锅清蒸马蹄疾。
越是压抑自己就越向自我榨取。外表的越来越缩小，内心的越来越扩大。马蹄疾在两平方米里像洗桑拿浴似的蒸腾着大汗，却又像做瑜珈似的坐得住。他不挑剔这两平米的“砖套”；“砖套”也不会挑他的毛病。他接受这两平米，他爱这两平米，连同它的全部缺陷。只有在这两平米里，他再不用去应酬，去敷衍，去看人眼色，去唯唯诺诺，去接受欺侮，去劳动改造，去赎罪！不，他在这个空间里做的不仅仅是他最想做的，而且是非他莫属的事，他才能得到对自我的肯定和确认。他发了一千多封信给全国各地三十几家图书馆，查了上千种书，抄录了上万张卡片。譬如鲁迅书信，鲁迅一生发过多少信？现在能找到的有多少？都在哪儿？和鲁迅通信的一个个人是干什么的？当时鲁迅为什么要给他写信？写的是什么事？看来鲁迅共发过约五千六百封信，能找到的大约一千三百封。由那上万张卡片写成六十万字的《鲁迅书信系年考》，然后方有十二万字的《鲁迅书信札记》。
表面的极其软弱掩护了——而不是掩盖了——内心的极其坚忍，或用鲁迅的话说叫：韧长。到70年代末，北京中华书局要出版他在60年代前期完成的《〈水浒〉资料汇编》了。此时他在鞍山群众艺术馆工作。出版社要他三天后把三十五万字的清样校对出来好立即付印。艺术馆恰恰要派十几个人到鞍山郊区去调查农村文化工作，也是为了逐级上报，做给上级看的。农民知道艺术馆的人要下来检查，临时花个上千元买上一堆书摆好了，等艺术馆的人一走，就把书分了。据说这叫“小共产党”糊弄“大共产党”。本来，干这件事多一个少一个马蹄疾，都无不可。有同事为马蹄疾这三十五万字着急，提出代他去。不行，就是得马蹄疾去。这几近是一种惩治，一种对于别人都没写书就你写出书来的惩治。
同事为马蹄疾愤愤然。马蹄疾却精神勃勃了：“我很高兴。我这个轮胎，就是用别人的嘲讽和欺侮打足气的。”他的“轮胎说”使他鼓胀起来几乎觉得天下没有难得倒他的事。他坐上闷罐子似的长途车，赶一百来里土路的黄沙坨。6月天气，别人在这样汗气袭人的颠颠车里苦不堪言，独独马蹄疾觉得很好，他可以睡觉了。车颠得不能看书，他可以当仁不让地睡了，受之无愧地睡了，不睡白不睡了。不用花钱买“床位”，不用怕民警注意他，不用动脑子，不用干这干那，可以一路睡去。人生难得这样消停！
到了黄沙坨，头一天调查，写完报告——明知无用的报告，然后就校对清样。农屋只有一盏二十支光的灯，还黄红黄红的。清样上全是繁体字，且学术著作一点误差出不得的。然而马蹄疾已具有了越苦越发奋的自我调节机制。三十五万繁体字，就在这二十支光的“彩灯”下，如期校完。马蹄疾提起笔在书末写上“1980年6月l0日凌晨于黄沙坨。”
不过说起这件事，他是兴奋的，为他的“轮胎说”的伟大胜利而兴奋。
1980年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式把马蹄疾从鞍山调去。现在，他可以专一做他想做的事了。这是他自己的时间，这是每一分钟都要计算着用的。好比包产到户后农民有责任田，就要计算着想密植想间种想一年收两茬想从责任田里无尽无休地收获。他的家还在鞍山。文学研究所每星期五上班。他就得清晨三点半起床，四点离家，赶五点十分的火车，七点半到沈阳，再坐公共汽车，八点半到社科院。这本来也没什么，如果上班的确老有事的话，如果人人都得星期五上班的话。但所里有人两周才来一次，因为上班常常也没有事。偏偏马蹄疾就得每周五准时来，否则就是纪律问题。规规矩矩地上下班，实在心疼这来来回回路上的时间和上班闲扯的时间。“来上班也没有事！”他发牢骚了。如果这是当年在水泥厂，或是在鞍山图书馆，他是不会讲这种牢骚话的。他早已失却了讲牢骚话的功能。现在，他如同一个昏睡二三十年的人，给扎了针灸。他的做人的功能正在恢复。他有了做人的意识——不光是做学问，而是做人。比如，他会发牢骚了，虽然只发了那么一点点。
他的发牢骚的功能立刻受到了社会的检验：院里批评他骄傲了，目中无人了。不发给他申报助理研究员的表。而比他上班少的人倒发到了表，更不用说学术成果的多少了。
1981年，在文学所的全所会上，马蹄疾突然激愤地站了起来，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这和他一贯的谦卑恭顺反差太大，于他不啻是在“政变”。加上他说话越激愤，就越本色，绍兴口音越人风味就越突出，大家一时听不清他之乎者也地说什么。这两句话，鲁迅曾四次引用过，认为这于绍兴人是很有光彩的。当然绍兴人马蹄疾在文学所的会上用，譬喻不当。他无非想讲你们背后说我，我是不怕的！有问题为什么不摆在明面上来？为什么别人发了申报助研的表，而偏不发给我？
绍兴人马蹄疾的“报仇雪耻”随着他发言的结束而结束了。秀才造反，没有不失败的。他本来正在和院里一位同志合作写一部书。他“雪耻”之后，有关方面叫他交出全部他收藏的有关这部书的资料，改为集体创作。而马蹄疾，等于成了资料员。
马蹄疾同意了。
他不是在“报仇雪耻之国”长大的越人吗？是的。不过他历经几十年的异化程序，早已是一个怕扣上个人奋斗的帽子、怕得罪头头的当代闰土了。鲁迅的《故乡》中的成年闰土见到儿时的密友，竟是喊过儿子：“水生，给老爷叩头。”明明人家不是老爷，不愿做老爷。所以有闰土就会有老爷，就会有各种“鲁四老爷”。
马蹄疾老老实实地把他积蓄的四五十斤两大捆资料从鞍山背到沈阳，又拉上一位党员干部一起去出版社。他怕他一个人去的话，出什么事也说不清。如今拉来一位党员人证，并由“人证”对出版社说，马蹄疾承担不了这本书的写作，所以要改成集体创作了。
话由别人说，这话的效果不管怎么样，单位里有关方面总不会怪罪于他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他自己都讲不清？刚刚建立起来的做人的意识，动摇了，崩溃了。秀才造反之后怎么比造反之前还孱弱，还不堪一击？
出版社说，如果这本书改成集体创作，那么，本社取消这个选题。
出版社交给马蹄疾一封信，让捎给原先和马蹄疾合作的那位同志。捎信？好的。给捎走了。信中说马蹄疾的写作可以，希望那位同志的文章也按马蹄疾的写法稍改一下。
把这样一封信亲手递给收信人，不是等于对人家说，我行，你不行吗？
马蹄疾从此又有了新的怕。怕人家误以为是他在出版社搞的鬼，丢了人家的面子，怕人家和他过不去。人家是领导。国人的常规思维方式是：得罪了领导在单位里就不得翻身了。
其实人家可能就没把这事放心上。但是马蹄疾开始了他的“赎罪生涯”。他人前人后地想和这位收信人亲善友好，大事小事和人家讲，尊重人家的意见。这个学会那个学会提名人家当会长，说人家贡献怎么怎么大。人家在不在场，听没听见，马蹄疾不管。马蹄疾的感觉是一直有个很大很大的他。对于马蹄疾，他是无所不在的。
马蹄疾还有不少事都得靠他。譬如，妻子还在鞍山，还没能调来沈阳。马蹄疾在社科院还没分到房子。还要评职称。
后来，1987年，马蹄疾终于登门到他家里：你为我的职称，费了很多心，非常感谢你。现在我爱人的工作问题，又要靠你了，这事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他点头了。没有他的点头，马蹄疾的妻子能在1987年10月调来吗？
他恨不能用钱把她脚下的地砌高
1966年，胡风在狱中曾抄录他1957年写的两首《拟出狱志感》。其二为：
感恩重获自由时，对妇偎儿泪似丝。
桶底幸存三斗米，墙头重挂万年旗。
远离奖苑休回首，学种番茄当写诗。
负荷尚堪糊数口，晴穿破衲雨蓑衣。
马蹄疾的《〈水浒〉书录》后记，题为《一部献给妻子的书》。因为1968年他被关进学习班的那天，妻子薛贵岚对他说：“《〈水浒〉书录》是你十多年的心血，造反派要这本书稿，你就一切向我身上推，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当晚，她即把书稿转移到一个工人成分的亲戚家中。第三天十多名造反派押着马蹄疾到家搜“黑材料”。马蹄疾说早由妻处理掉了。造反派即去妻的单位，说不交出书稿，即以包庇反革命论处。妻说：只许你们造老马的反，不许我革老马的命吗？老马的东西，早叫我一把火给烧了。
他们1966年结婚的时候，马蹄疾三十三元工资，薛贵岚二十七元工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因为马蹄疾尊崇中国的脊梁鲁迅，所以给儿子取名叫陈鲁（读者不会忘记马蹄疾本姓陈）。这位鲁鲁瘦得只有脊梁没有肉。贵岚抱着这根“脊梁”只是哭，哭得奶水都回去了，只好给孩子订牛奶，开销更大。
林彪给注销户口那年，马蹄疾家的户口本上又多了一个儿子。马蹄疾刚给落实政策，虽然拖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也已感恩不尽。于是给二儿子起名叫陈策，永远不忘党的政策的恩德。
一家三口的时候，偶尔买了苹果，鲁鲁吃苹果肉，马蹄疾吃核，贵岚吃皮。一家四口以后，鲁鲁对弟弟说：你吃苹果把核留大点。从此马蹄疾不知苹果味了。生活也淡化得不知其味。
1978年开始，马蹄疾几度借调到京，经常出差。马蹄疾什么都丢：手套、帽子、提包、钥匙。钥匙，他丢一次自己锉一把。他当年在温州是修锁匠嘛。手套，贵岚用很长的带子，一头缝上一只，挂在他的脖子上。帽子，干脆给他买连帽的大衣，丢不了。
于是一个像母亲，一个像被娇惯、又被严加看管的孩子。有一天，马蹄疾上班时急匆匆地一脚穿他的三十八码的鞋，一脚穿了儿子四十码的鞋。上班时跷起二郎腿，那只四十码的鞋就在脚上打秋千。“老马，你这鞋怎么挂不住？”同事笑道。后来贵岚笑着跟我讲起这件事，好像在讲她的孩子的什么淘气事，很得意的。最得意的是有一回，她下班回家，看见屋里地毯卷起了，地拖得那么洁净。可马蹄疾正忙着写作，怎么可能突然想起去拖洗地毯下面的地呢？这是怎么了？贵岚说。我擦地了，擦地了。这么忙怎么擦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什么，我打翻了一脸盆水。不对！贵岚说。马蹄疾支吾着，嘿嘿着。孩子干坏事是瞒不过母亲的。原来马蹄疾洗手后忘了关水龙头。水漫厨房后漫进过厅然后又漫进铺了地毯的书房。而他一经坐下写作，不喝水，不上厕所，坐化一般。他在水声中写，也没感觉。当年他在鞍山水泥厂最喜欢上夜班。因为夜间没有头头来转悠。一没活干他就抄资料、抄卡片的。在机声隆隆中写惯了，对各种噪音都有了“抗声性”，直到水没了他的脚，他才大惊自己不知不觉中进了“水晶宫”了。
好像马蹄疾闯的祸越大，马蹄疾在贵岚的眼里越发地像个孩子，贵岚就越发疼爱他。贵岚讲述他“拖地”的事迹，那眼神确乎充满了母爱呢。她把甜橙切成四块。塞给马蹄疾一块，马蹄疾吃一块；再塞一块，他再吃一块。如同让机器人表演吃甜橙。
世上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妻子对丈夫的情爱发展到最高点，便融进了母爱。这天，贵岚接到马蹄疾从北京寄来的信。信纸怎么有股药味儿？他准是病了。贵岚立即动手包上满满一饭盒饺子，再装上一饭盒酸菜，买了当天去北京的火车票，第二天就走进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招待所。原来马蹄疾发烧、嗓子痛，是吃了药了。不过他是吃一次药就好的。贵岚端着从沈阳带来的饺子走进他房间时，他早已好了。好了就好。贵岚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返回沈阳，带着两只空饭盒。
贵岚对我说：太细心的人是渺小的人。说这话的时候，她竟不无悲哀。
马蹄疾也像儿子报答母亲一样，并不懂得如何体贴入微，只想多多地为贵岚买东西。1979年当他们口袋里全部的钱款有三百元的时候，他花二百六十元买了只“英格”表送给贵岚。只因贵岚说过一句：这表真好看。贵岚拿到这只表，真想把它卖了变回钱！至于马蹄疾自己，他的表修了又修，尽管他的稿费后来多了又多。他终于在修表处看到一只三元的旧表要卖。修表的人看着这个老顾客的皮包骨头的手腕，干脆把表送了他。
马蹄疾去一次广州给贵岚买回三件长大衣。贵岚说大衣穿不完，马蹄疾说你一天穿一件。纱巾、毛衣、衬衫、裤衩、卫生棉、雪花膏什么都给她买，直至买了电剪子回家。贵岚正做饭，只听身后吱的一声，一回头，碰上电剪子了——马蹄疾正要给她烫发哪。脸上先烫了一个疤，再烫头发。
母亲如果能得到儿子这样的爱，可能心满意足了。然而贵岚毕竟不是马蹄疾的母亲，而是妻子。
妻子总希望能有时间和丈夫一起上街走走。家庭生活，也得有余裕，有悠闲。马蹄疾同意了。贵岚觉得那么幸福。马蹄疾说走就走，急得好像身后有火烧，上衣扣子也扣错了。贵岚一看这情景，心冰凉了。待走进商店，马蹄疾弓着背像个小偷一样紧张地转来转去，急于把贵岚要买的东西全买齐了，好赶快回家。一个火热，一个冰凉。还不如根本不上街，让贵岚还可以对上街抱着美好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