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拥有的自主权愈大，他发挥才智的天地就愈大。在辽宁召开的全国医药订货会议上，会前大家风闻国家规定一批药品要降价。当时各厂家、批发部门都在观望。白云山的供销人员当场决定提前降价。全国各批发部门一下都来订白云山的药。在这个订货会上，白云山一个厂家的订货量仅次于上海整个医药行业加起来的量，而且只差一点！1982年底，国家宣布淘汰一百二十七种药，白云山的供销人员马上通过他们在全国的四百个销售点收集动态，知道市场急需小儿用的抗生素和驱虫药。药厂立即大批生产无味红霉素和驱虫药“疳病痊”。产销量一度占全国同类产品总销售量的百分之九十！
尊重市场就是尊重经济规律，就会获得经济效益。贝兆汉每每回头看一下药厂走过的路，实在觉得真想不到药厂发展得这么快。他还年轻，厂里人都叫他贝仔。他自然不可能“洞察一切”。白云山制药厂产、供、销的真正主宰者不是他，而是——
市场！
大材就是不能小用
供销科是该厂的枢纽部门。供销科的负责人陶其广自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翻看着陶其广的一大本剪报集。那上边全贴着他为白云山制药厂写的通讯报道——《“感冒清”亮相记》、《新药“活心丹”首批运港销售》、《“活心丹”和“感冒清”畅销港澳》、《讲究文明生产的白云山制药厂》……
他是第一个报道白云山的人。供销科兼有宣传的任务。哦，他是《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的通讯员，《医药报》的特约记者，是……
“这没什么好看的。”三十几岁的陶其广笑着。他浓发、大眼、方脸、宽肩，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分量感。
陶其广1964年读中专的时候，广州市委发了个绝密一号文件。大意是：为了提高工农子弟的入学率，把部分非工农子弟出身的学生清除出校。被清除的学生每人有一份表入档案。上面盖着“广州市财务战线肃反委员会”的章。
陶其广的档案盖上了“肃反委员会”的章，陶其广的胸前则戴上了上山下乡的光荣花。在这种清一色的分配（发配？）中，天知道有多少才能各个不同的人得从事清一色的劳动。某些人的小材大用，乃至无才无德也大用，必定导致很多人的大材小用。或者说，只有很多人的大材小用才能保证少数人的小材大用。
“文革”时，陶其广在白云山农场挑担干活，后边还有民兵押着，而且扛着枪，拉开了保险栓，枪里有五颗子弹。陶其广一边挑担一边回头苦笑着：“你是不是不要拉开保险栓了？我不会逃跑的。万一你一失手，你那五颗子弹就全进我肚子里了。”
陶其广总算有了落脚点——一间给猪配种的屋子。那头猪住，这头他住。
他在一只木板箱上放上一只玻璃瓶，里边插上鲜花。一个在破板箱上天天换鲜花的人，就是一个天天对生活抱着希望的人，就是一个坚强的灵魂。
再坚强的灵魂，也需要温暖。1970年初冬他结婚了。只是结婚那天零摄氏度，冻得屋里没法待。“我们出去跑步吧！”他对新娘说。这天傍晚五点到晚上十点，这对新婚夫妇在荒山野岭里跑步不止。一个在寒夜里以跑步作为结婚仪式的人，自然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人。
陶其广在喂猪的豆腐渣里发现了黄豆壳和黄豆的胚芽。这是含蛋白质的，可以用来做酱油。他做的酱油每年给农场盈利四万。在这个基础上，场里办起了腐竹厂。但是没有煤烧。不怕，陶其广开了一辆破卡车就上湖南山上去拉煤了。拉第五车煤时，车失灵了，从很陡的山上往下冲。当时正值另一司机开车。陶其广大叫：“把司机座位让给我，你跳车！”“你要寻死啊！”“厂里等煤用，我要保住车！”陶其广紧紧握住方向盘，但只听“轰”的一声，车翻了一周半滚下七十多米的山涧。陶其广醒过来后拧了拧耳朵——我还没死呀？哦，车正好卡在一棵一抱粗的松树上。万幸！怎么那么多血，脑后撞了一个洞！
识人有方的贝兆汉看上了这个幸存者。他向有关人士提出要陶其广。“不行，这人不行！”“不行？我知道他。我要他！”
贝兆汉把陶其广带到当时的白云山农场制药车间。两人蹲在一只小木板箱旁边，贝兆汉在两只权充杯子的玻璃瓶里冲上开水，放在权充桌子的木板箱上。
“怎么样？”贝兆汉指着板箱，“我们就这样的家当。你愿意来吗？”
“来。”
“如果我想让你再上湖南去搞煤炭呢？”
“好。”
陶其广莫非忘了他脑后的洞了……不，不是忘了。是他一时顾不上想到这些，因为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贝兆汉对他的信任和体谅。至于木板箱，他陶其广不是一直在这样一只木板箱上养着一瓶鲜花？他的生命之花也应该绽开，应该盛开了。
“你走后，你家里的事包在我身上。”贝兆汉说，“你单枪匹马、走南闯北，人地两生，多保重！我们厂生死存亡得靠各位啊！”
陶其广直奔湖南运煤了……
“你不后怕吗？”我问。
“贝仔信任我，我还能不卖力？原先我在中专时给清除出去。但是现在，在我们那班同学中，我这个供销工作是最有可为的，最冒尖的。贝仔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作用。”
陶其广突然把话刹住了：“我不能对你讲太细了。”
“为什么？”
“因为我正和两位作家一起酝酿把我的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嗯，已经联系好了出版社和杂志了。在杂志上发表的同时就出书。”
啊！
我们以前常常说，不该有大材小用的思想。现在我要说，大材就是不该小用！
人为什么不能有失误
我的脑子里闪过几个报纸的标题：《广州青年出现“英语热”，英语俱乐部应运而生》、《访日归来谈包装》、《我国服装表演日趋活跃》、《上海彩照营业点有一百多》……生活，应该是彩色的、立体的。人的需求本来就是多面体的、多层次的。
“四人帮”的时候，统一思想，统一需求。结果，有些人想吃饱、想安生的起码欲望都找不到正当出口，于是便向香港突破——偷渡。1973年，陈贻锋在偷渡途中被抓住送回劳改。
贝兆汉竟让陶其广带他这样一个人去搞供销。连陈贻锋自己都怕了——历来一搞什么运动先查搞供销的。他犯错误已经犯怕了！
贝兆汉对他笑着，那厚厚的嘴唇透着厚道、实在。真的，贝兆汉是把他看作一个有潜力的人，而不是一个有过错的人。干部的职责：不是“铭记”部下的过错，而是不断开发部下的潜力。我们伟大的党也有失误，为什么就不允许一个凡人有失误呢？更何况这个凡人的失误或许正是党的失误派生的呢？老盯着部属缺点的人，这个人自己也就充满了缺点。“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鲁迅语）
劳改过的陈贻锋大概未必清楚自己是否属“配活”之列。他怯怯地走上了供销之路。只是，谁听说过这个地球上有个白云山农场制药车间呢？谁要买你的药呢？“我们不要，请你走吧！”
陈贻锋知青出身，一直给人看不起的。加之“农”字头的单位好像低人一头似的。所以，他倒是有相当的忍受力。尤其是，他刚刚纳入“配活”之列，更是恨不能精忠报厂的了。
陈贻锋一天可以跑三个县推销产品，早上七点到一个县，磨嘴皮到十点。中午一点赶到第二个县，又签订一份合同。下午五点前再赶到一个县，又开始磨嘴皮。
陈贻锋拿着一份火车时刻表看火车的车次。他要设法把坐火车的时间都安排在晚上，白天都用来搞推销。
陈贻锋因为出差证明是农场开的，所以住不进县招待所。只好住进车站小旅店。跳蚤腾腾地跳，咬得陈贻锋也像一只大跳蚤似的腾腾地跳起。
陈贻锋在四川江津县，从车站走到江边有三公里路。他肩上前后搭着几十斤药，手里还提着大包。走几步，喘一下。怎么老也走不到江边了？他累得简直想哭……
那是过去的事了。那时不管是白云山还是他陈贻锋，都希望生存，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这种欲望，陈贻锋在每年九个月出差的过程中，找到了正当出口。现在他依然一年九个月在外，但是毕竟今非昔比了。他只要发一个电报到某地区，各县医药部门的人都会到地区和他碰头，他再也不用含泪对江边了。陈贻锋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已经开始衰退，甚至本厂有些新工人的名字都记不住。惟独全国各医药公司、站的主要业务人员、科长、经理，包括各县帮助他打开供销局面的人，各原料厂的厂长、科长、供销人员等，他们的名字全在他的脑子里。
我望着他清瘦的脸上和他那三十几岁的年龄很不相称的一道道大皱纹，我想，或许这些是他大脑的沟回的延伸？
“我的脑容量已经饱和了。”陈贻锋对我说，“别的事就很难记住了。”
对了，他明天一早又要去沈阳。快回家吧。哎呀，头发这么长了，也不理！你们厂理发不用钱的，你就是没时间！哎，你妻子一直叫你修一下家里的百叶窗。说了十几天了，你记住了吗？
“我走了。”他说，“我今晚一定要把窗修好。”
但是，他家里又有好几位外地供销人员等着他呢。他到家还能记着修窗？
我听说他瘦了二十斤了，听说那回抢在全国降价前压价的就有他。我不知道这些年他有没有失误。不过，没有失误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成功；“没有缺点”的人，其实就有了要命的缺点——平庸。根本就不该要求人没有失误，但是必须要求人去工作、去创造、去变革、去开拓！
A．T．P．和文学观念
我到白云山的时候，竞技状态几乎处于最低点。不过，我这部机器很快又一天三班地运转起来了。一则自然是受了白云山人快节奏的感染，二则我们也不能搞唯心主义，不能不承认物质的第一性。所以，我不能不提一下我一到厂就开始服用的A．T．P．。
A．T．P．是白云山制药厂出的片剂，可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尤其对大运动量造成的疲乏有快速缓解作用。中国女排十二名队员在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的赛前集训和比赛期间，连续服用近两个月，对效果表示满意。
我服用A．T．P．两三天便觉体力神奇地回到了我的身上。
两集电视剧之间往往插入广告片。我也试着在这篇报告文学里插入A．T．P．的广告——如果您想精力充沛地，持续有效地工作，请您服用白云山制药厂的A．T．P．，该厂在广州郊区，电话：75925，电报挂号：0834。
顺便说一下，人们说创作自由，往往指政策给予的自由。但还有一种自己给予自己的自由。我们没有人会说自己不喜欢自由，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地、不同程度地放弃自由——宁可沿袭千年的生活方式，宁可继续几十年一贯制的思想方法，宁可坚守因循的观念，宁可生吞别人的创作手法……但是时代已经给予了我们知识的海洋和探求的天空，给予了我们空间感和自由度，给予了我们创造的需要和突破的冲动。我们的白云山，我们的企业在搞多角经营，我们报告文学为什么不能搞多种写法？
迪斯科的节奏感，流行歌曲的随意性，立交桥的立体感，时装表演的多变性，还有随着极“左”压力的渐渐消退而萌生起来的幽默感，随着窗户的一个个打开而获得的开阔感……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文学的观念难道不应该更新吗？我们报告文学难道不应该增加节奏感、信息量、幽默感、空间感、多变性、随意性吗？
现代价值观
中国真大，北京人听不懂广东话，广东人开会也习惯于讲广东话。这次白云山制药厂的厂务会，因为我在场的关系，霍梳让“老广”们讲普通话。
厂长霍梳，不知是因为瘦，还是因为年龄小，总之大家都叫他阿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三十六岁的厂长时，我问：“贵姓？”他说：“霍。”旁边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霍元甲的霍。”
我笑了，因为他的形象和霍元甲相距太远。尤其是他笑的时候，那神情像个羞怯的少年。
现在他正主持开会，西服挂在椅子背上，一双光脚随意地塞在凉鞋里，像穿拖鞋似的。衬衣袖子捋得很高，瘦瘦的两肩高高地耸起，愈发像个未成年人。他的手表摘下了，放在他眼前的桌上，好时时面对时间，紧紧抓住时间。我想起有一次他对我讲到分分都是钱。
“各个戚（谐音。广州话，即“车”）间都反映了问题。”霍梳刚讲了这一句普通话，我对面的两个姑娘就笑了，一个笑出了声，一个憋红了脸。我从她们那两条颤动着的马尾上，可以想象她们正在怎样地克制自己的笑声。
霍梳不好意思地对我笑笑。是因为他的普通话欠标准而表示歉意？
但他看了一下表，就不顾一切地讲了下去。
“……我们同时筹建几个新厂，新积（职）工增加不少，各部门准毙（备）怎么管理？刚才有人说还没下达计划呢。没有下达你也得谈谈准毙（备）怎么干？费（汇）报各项己（制）度怎么结（执）行……”
今年的问题，明年的问题，事情一讲完，霍梳就喊了一声：“散会！”分分都是钱，自然不敢扯皮。
霍梳原来在农机厂的车间、生产股等部门工作，有“野猫”之称——因为他老是放心不下夜班工人的生产情况，夜里不定几点就起床走进车间。而贝兆汉的眼光好像随时都在进行搜罗各色人才的扫描。八年前，贝兆汉到药厂不久，就把当时才二十八岁的霍梳调来当了厂长。
八年后的今天，我从厂会议室走出来，看到供销人员骑着一辆辆雅马哈摩托来回飞驰而过，好像是一股股信息流。托儿所的两个阿姨带着一队娃娃在院子里散步。阿姨摇着铃鼓，娃娃唱着“社会主义的花园里”。四周的鲜花在为他们助兴，两旁的喷泉在为他们伴奏。在这个花园式工厂里，我去过不少家庭，哪家不是冰箱、组合柜的？我开始是为之瞠目，后来觉得是不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许可以在富国利民的白云山首先实现？来参观的孟加拉国客人说：如果我们的工人看到你们的工人生活得这么好，一定会把我们现存的制度推翻的。
都说霍梳把钱把得很紧。但霍梳是真正会把钱的——算大账，不算小账，小钱不出，大钱不来。企业要发展，每年都应拿出一定的钱使职工生活得好一些，得到的多一些。技术投资的钱更要花。职工读业大，厂里包学费，给时间，厂里还开办各种技术培训班，技术人员从1978年的十二人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八十四人。有个叫刘非立的老知青自己觉得年纪大了，不想考业大了。厂里要他报考，给予他各种支持。四年读下来，现在成为厂药物研究所副所长。他主持研制的一个产品年产值就有一千万元。三十九岁的刘非立对我说：“要不是厂里支持，我很可能读不下来！厂里对我那么支持，这也是一种压力，使我不能不读好。”
“我们在技术上投资再多，也总是有限的。”霍梳对我说，“譬如我们对搞出新品种的技术人员有奖励，这奖金一听好像很多，但是你想想，光一个‘感冒清’，去年一年就两千多万产值，几百万元的利润。五年还不得几千万元的利润？”
白云山制药厂在做广告上也是不算小钱的。香港有句话叫“名牌是靠广告做出来的”。这当然是过激之词，但广告是企业的面孔、企业的形象。不宣传自己、表现自己，人家怎么了解你？在放映电视连续剧《血疑》、《霍元甲》等的时候，在观众心急火燎地想从下一集知道大岛幸子的命运或是霍元甲的死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却往往是劝君服用A．T．P．的广告。不认识字的两三岁小孩就会像见了他们熟悉的老朋友似的向电视机跑去，指着电视屏幕向大人们说：这是A．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