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一切都当然如此。国家完全把产、供、销都包了，企业当然用不着自己“折腾”。钢材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当然也等于完成了任务。我们当然还得以钢产量的多少为标志，象征每年的形势大好。
而世界，正在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可惜，在相当的时间里我们不清楚世界上的这个变化。再大的信息流，遇上一个闭目塞听的信息接收者，信息失效了。
终于。我们打开了窗户，看到在世界经济的马拉松赛跑中，我们落伍了。
落伍者也可以有落伍者的风度。
落伍者的风度就是决不退出比赛，就是坚决赛下去，比下去，追上去！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在这个前提下，首钢才能自己编制计划，自己销售产品，自己制订浮动工资制。数据量急剧膨胀——利润预算、成本核算、工资计算、生产计划……首钢现在每天的数据资料十万件，信息量三千万。
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便应运而至。首钢到1984年4月底，二十九台计算机用于企业管理，三十台计算机用于控制生产过程，十三台计算机用于教学培训，还有十三台计算机待运行……
有了政策，就有技术。
有了政策，就有觉悟。
你看，这几个工人正围着他们的班长：“这个月咱们没干好，下个月怎么办？”“比比人家班组，咱们落下了多少！”“要不我们搞浮动班长，三个月打不开局面的就下来。”
生产上不去，奖金就上不去，工资就上不去。过去生产搞不好，群众骂国家，把矛盾集中在国家身上。现在生产上不去，工人找班长。“包”字一进城，生产水平大家包，国家利益大家包！
新的崇拜对象
首先是人的素质，然后才谈得上产品的质量。
这些人的素质不知如何，不过，反正是在提高。你看他们好像把地铁当成天赐的阅览室了，好像他们将一直这样头也不抬地读下去。“列车运行前方是古城。”播音员轻柔的声音刚刚在车厢的空间飘落下来，这些人便条件反射似的一个个抬起了头。噢，他们都是在古城下车的，都是去首钢上班的。
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外边套着“文革”时曾经风行的军衣，里边穿着80年代中国才有的蓝格子衬衫。他，就好像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便像电影中的定格似的定在了那里。公司引进了那一台台锃亮的计算机，他在一次次重复刺激下终于清醒了过来——如果再这么迷糊下去，他连个工人也当不成了！他连电钮都不会按啊！
从此他好像都不困了——人心里有事就不困。业余学校考试前，他天天就睡两三小时。当然，他平均每天还得掉八两肉。
他的年轻的妻子也在上业余学校，似乎比他更认真：“你刚才讲这道题的时候掉了好多字。”“我又不是背书？”“闹不好就是掉这几个字考砸的！”“我干吗要死背书？”“你不下死功夫怎么能保证考好？”“我看你还是回你妈那儿去住吧！”“走就走！”
妻子说走就走了。一周后他刚考完试，妻子就笑盈盈地站在他的面前。噢，她回娘家不是怄气，而是为了让他更清净一点，集中一点……
他在党政干部基础理论班（相当于大专）的入学考试中考了第一。
谁考第一了？孙永枝！
首钢木材厂的工人孙永枝的名字，于是才为人们所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崇拜对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对象。孙永枝的同代人便把崇拜的眼光投向他这个第一名了。
孙永枝，你是怎么复习的？你看了些什么资料？你还有什么复习提纲？你怎么敢去考的？你哪来时间读完了初中、高中的课本？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读不进去啊……
第一名孙永枝说了：
你们年纪大什么？譬如你，不是比我小三岁吗？如果我有你这三岁，我就会想得更远，就是说，我就应该超出现实的我，我就应该制订出更高的目标。因为，如果我有你这三岁，我就多了三年的业余时间。三年的业余时间可以读多少书啊！我比你就吃亏了三年！起点愈早愈好。当然，任何人，只要他下决心学习，那么从任何一天开始学也都不晚！
孙永枝这几年都快学“疯”了——文科考试、理科考试、单科考试、综合考试、笔头考试、口头考试……公司前几天刚把他找去口试，今天他一走进首钢，就听说我要找他：“陈祖芬找我干什么？是不是她也要考我？”
获得第一的人，总是具有一等的承受苦难的力量和一等的迎接考核、迎接挑战的勇气。人的力量取决于意志的力量；人能不能成功则取决于能不能抓住机会。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对于一个企业，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大变化是信息量的剧增，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大变化是机会的剧增。
要求愈高，机会愈多
在几十年一贯制的“大锅饭”后，人们似乎变成大锅中的饭粒——大家都彼此彼此，大致相同。只有在搞活经济的今天，人才真正活起来了，才显现出这一个和那一个之间的千差万别，才获得了通向成功之路的多种可能、多种机会。
办起这个资料室的人显然是很会抓住机会的。一屋的参考书和七十来种杂志：《未来与发展》、《国外社会学》、《经济学译丛》、《外国经济管理》、《读书》、《世界知识》、《中国金融》、《国外科技动态》、《瞭望》、《十月》……
一个首钢的政策研究室就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料！
是的，赵玉吉说过：搞精神生产也得有物质条件啊。
赵玉吉正在主持信息交流会。这是他们研究室每星期六下午的例行会议。显然又是他的“馊主意”。他敞着西服，英俊而洒脱。只是他这不到三十岁的人怎么有了一绺明显的白发？
“我们应该起脑库的作用。”赵玉吉正在侃侃而谈。啊，对了，他这个“脑库”恐怕是用脑过度、早生华发了。
可惜在他记忆力量强的时候，脑子“作废”了——1968年，他那当工程师的爸爸自杀了。“像咱们这种家庭，你也别有什么想法了。”妈妈说，“你能当好一个工人就是上上大吉。”可不，还读什么书？不过，在当好工人之余总得给过剩的精力找个出路吧？读小说！愈是不让读的就愈是要找来读。啊！太好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首钢突破了“左”的干扰，1980年公司把他调到经理办公室，1983年又把他调到政策研究室。为什么呢？是不是他文艺书籍读得多，思想比较开阔？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原来自己还是有用的。
但是，当他面对着经营管理、政策研究的时候，他每日每时地面临着新的挑战。
读书！每天下班后到八大处去读书。吃饭时读各种报纸。“小赵，吃饭时看报影响消化。”“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看报对于我来说已经变成助消化的了，如果吃饭时旁边没张报纸，我都会食欲不振的呢。”
他要消化各种报刊，他要消化厂里的信息，研究政策在首钢落实得怎么样，首钢的实践反过来对国家的政策提出什么要求，国外的情报、国内的资料……信息的特点就是谁抓住它，谁就能为我所用。应该把尽可能多的信息反馈给公司领导！这么多报刊、杂志怎么看得过来？每人包干若干种，新来的杂志各人自己抓时间在三天之内浏览一遍，重要文章精读，在信息交流会上反馈。如果发现谁包干的书刊中有重要文章、重要信息没有及时反馈，那就扣分！
首钢是不是对赵玉吉提出了太高的要求？他毕竟以前一直是个工人，毕竟没有进过正规大学，毕竟还是个爱打排球的、爱穿西服的二十九岁的小伙子！
社会对一个人提出的要求愈高，社会给这个人提供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就愈多。
一个被社会需要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赵玉吉那张英俊的脸因为幸福而格外地有神采：“这次新技术革命，是一所大学校。真培养人啊！”
聪明、勤奋和机会
不过，幸福是不会和知识成正比的。知识愈多，愈觉得学海无涯，常常苦于自己的知识不够用。而且懂得愈多，思考得就愈多，怀疑、矛盾和忧虑也愈多。当青年人庆幸自己赶上了这次新技术革命，可以得到学习机会的时候，作为骨干力量的中年人却往往陷于矛盾和焦虑之中。因为愈是骨干愈是没有时间学习。当人们终于把50年代、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视为有真才实学的时候，这些人的才学事实上已经老化了。而且当人们终于把他们作为中坚力量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也开始老化了……
她叫毛普庆，一个在首钢尽人皆知而出了首钢就未必为人所知的人物。她的外表很普通，在我们生活中，毛普庆这样的人是大批的。大批的毛普庆便是我们大批的精神和物质的财富。
但是，毛普庆正在为自己知识的饥渴而苦恼着。“文革”的时候，这个学习班那个学习班的，她真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技术学习班呢？世界毕竟是物质的，没有物质就没有这个世界的存在。计算机的发展是世界科学的大趋势，可是首钢的计算机房是个冷宫。整人的材料是严加看管的，不能进尘土的机房却是大门敞开的。被划为“右派边缘”的毛普庆在失去其他种种自由的同时，偏偏可以自由出入机房。她拆卸、修理、输入、输出……这些知识总有机会输出的！
当现代化的观念开始输入我们古老大地的时候，首钢有些人才的知识还不能畅通地输出。毛普庆写信给上级机关，告了首钢党委一状。
“这是个好同志！”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于是发现了一个忠诚之士。
碰上周冠五这种领导，对于倔犟的毛普庆来说，实在也是一个机会。1980年她这个非党人士经周冠五建议被提拔为首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共产党员毛普庆又被提拔为所长。
当所长，对于毛普庆的专业来说，实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她渴求的是知识的输出和输入！啊！机会来了——她可以到美国去留学了。但是所里的工作怎么办呢？所里那些年轻人的专业？首钢党委在1979年就预测到计算机发展的趋势，办了计算机大专班，现在已经有六百来名计算机专业人员了。很多人成了自动化所的骨干。不过他们那年轻的肩膀能不能承担首钢的计算机规划的重担呢？
计算机规划的第一个项目——第一副重担压上来了。从美国引进的N-90机到了。打开箱子一看，竟是二十二个计算机的空柜子和一大堆的散件。当初谈判的时候，因为若让美方组装，一个计算机就要安装费八千美元。所以决定由我们自己组装。但是，没想到运来的竟是这么散的零件。怎么装呢？两米高一个的柜子，里边的零件、线路真是千头万绪！光是接线就有一万多个头和三千二百多个点。
当然，还可以请美国专家装。这里有和计算机一起“引进”的六位美国专家。但是你看看，这位是1968年毕业的美籍华人，这位是1972年毕业的美籍华人。他们本来也是中国人嘛！他们的年龄那么小啊！为什么我们国内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就不能成为专家？就老觉得太年轻而不能委以重任？如果请这些美籍华人组装，需要付给他们每人八百美元一天。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给外国人？如果把钱给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不用给八百美元一天，我们只要八美元。不，只要八元人民币，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会把机器组装好，我们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也会奋斗成为专家的。美国的西屋电器公司1983年选出的十名青年科学奖的获得者中，有三名是美籍华人。而华人在美国的人口中还不到百分之一。
难道中国人入了外籍才会变得聪明起来吗？
我们自己组装！当然。大专班的毕业生还年轻。不过。一个人能不能有所作为，关键是有没有责任心。
不过，计算机如果不能组装好，不能按计划用N-90机控制烧结车间的生产过程，那么首钢就完不成每年利润递增百分之二十的计划了。如今从公司到研究所到个人逐级都是承包的啊！
宋朝王安石说过：“任之重而责之重可也。”你看，毛普庆以挥泪斩马谡的气魄在说话呢：谁不完成他那份工作，谁就耽误了首钢的计算机规划，耽误了首钢的经济承包责任制，谁该受什么处分就得受什么处分！
接线。组装。调试。编制程序……
开始是一天十六个小时的工作。继而是谁都不回家了，像大兵团作战似的坐在机房的地板上看图纸、改程序、啃馒头、睡觉。吃的都是让家人送来的。睡觉就像战争中抢在两次炮击的间歇时间就地而卧一样。那一个个两米高的柜子便像一个个小山包似的等着他们去攻占。
这是N-90计算机房的指挥所——三号站。这里很像战场，火药味很浓。因为每个人都承包一方面的工作，所以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是指挥官，每个人说话都像下作战命令——一切虚词、形容词、客套话、废话都没有生存的空间和时间了。
“一号站！你给我读一下现在是什么状态？”
“逻辑——状态！”
“你给我把线路封上！”
“封上了！”
“你的马达没有返回信号，赶紧处理返回点！”
“你那部分要调试。赶紧把人找来！”
“你必须把组态修改完！”
“我有困难！”
“有困难自己去解决！”
作战的时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谁是某一部分的负责人，那么他在这方面“发号施令”，别人就得绝对服从。年龄、资历、级别、关系全部失效，无暇顾及。人人“态度生硬”，人人互相理解。只是那些小司令们有时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指挥起“头头”、前辈来了？
报告！N-90全部如期组装完毕！
1983年5月，这支大兵团胜利撤出了三号站、一号站……
美国专家的脸像明朗的天。“Allright！”他们说，“我们到过世界很多国家，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编制得这么好的软件！”“我们没想到你们会干得这么快，这么好！”“我们以为你们不可能按时完成的！”
坦率，总是可爱的。
而我们这支计算机队伍更是可爱的。中国人不缺少聪明，更不缺少勤奋，中国人缺少的是机会——学习的机会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当我们轰轰烈烈地搞阶级斗争为纲，搞人整人复人整人的时候，世界正在进行计算机的换代复换代。几年反右，几年“文革”，几年……中国人是节俭的，惟独不节约时间。而时间，就是生产力！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机会！当北京的人在路上踱方步的时候，不要忘了东京的人在路上简直是竞走。
首钢自动化研究所要派出六个年轻人到美国王安公司的香港分公司去学习了。这些年轻人大都是从首钢自己的大专班毕业的，几年前他们还都是工人，就是插上幻想的翅膀也想不到1983年会去香港学习。几年！几年那是不得了的时间，几年是可以发生不得了的变化的。这个架着眼镜、充满自信的人就是王安。他也是我们中国人，1945年从上海到美国留学，1951年就在美国成立了王氏实验室从事电脑研究。以后每隔几年都有一个大发展。美国有十五个财产超过十亿的首富，其中就有这位美籍华人王安。
我们中国终于也在这几年里发生了不得了的变化。否则这几个年轻人能去香港学习计算机？
毛普庆送走了这些年轻人以后，更觉得自己快成科盲了。科盲就科盲！如果她这个水平的人成为科盲了，那不正说明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大大前进了吗？好事！
不再“复制古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