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传树原是一家工厂从工人提拔起来的技术员。1983年孙超把他“唬”到公司，又拉他一起去广州。当时孙超只是看到农村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就想起为什么不能把粮食卖外商？孙超并不知道那些卖不出去的粮食都在哪里，光知道一个信息：卖粮难。
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契机，一条通路。
孙超一个外商也不认得。光听说广州有外商、港商。他“唬”上苏传树一起从安庆坐汽车到南昌，从南昌转火车到广州，从广州车站直奔东方宾馆。只是看到东方宾馆服务员惊恐的脸色时，才想到自己身上已经脏得红一块、黑一块、白一块了。
红一块、黑一块的苏传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过一年多后，他得全权指挥北到中苏边境的漠河、黑河，东到中朝边境的图们、珲春，西到鄂伦春旗、莫力达瓦旗的东三省以及内蒙古的二百个供货点。手下有一支出奇制胜的“东北游击队”。人数：二十四；素质：以一当十。
孙超公司的发展史，也就是每个公司成员的发展史。
孙超公司，自然“唬”人。
苏传树终于有了回家之日。这天凌晨三点回到安庆家里。他的亲爱的微微蠕动着双唇：“你回来了？我不行了。”妻的眼睛已经不能转动了，手脚都冰凉了，唯有两行泪珠像倾倒苦水似的汩汩地流下。
苏传树双手握住妻的手直哭。妻的脉，一点一点地在弱下去。没了，没脉了？哎呀，得叫人啊！
一通人工呼吸后，妻子回到了这个世界里。苏传树这才知道她早就得了心脏病，几度往返于两个世界之间了。只是不忍心告诉他，怕他不能好好工作……
苏传树又要赶往东北了。民间外贸的货源都是国家计划好的。一吨一吨搞起来容易吗？往往一批货都要从十几个地方凑齐。他们得流多少汗才能赚得三、四月份损失的那三百八十五万美元！
苏传树把随身提包里的账本等等又检查一遍。孩子们都听着，妈妈心脏病很重。妈妈发病的时候立刻给她吃速效救心丸，药就放在这柜子上。每次吃十五粒，别忘了，吃十五粒。
再见了……再见！
用人篇
看着孙超公司在东北地图上密布的供货网，我不知怎的立刻联想到地下工作的联络网。是因为供货点上没什么“正规军”，净是些二十来岁的娃娃兵？是因为人少得都是各自为战、单线联系？是因为民间外贸带有的非官方性质？还是因为孙超公司时不时地被查？
图们江桥上，靠近对岸的那一半路灯是浅绿的，靠近这边的一半路灯是纯白的。纯白和浅绿之间，便是中国和朝鲜的分界线。对岸的朝鲜人在背柴火，这边的中国人在钓鱼。我走到桥下河滩上。河水怎么能分清哪是朝鲜的，哪是中国的呢？
我在河滩上向朝鲜那个地方走去。边防军不会以为我是要偷越国界吧？我回头看看桥上的边防军。他们虽然注意到我了，但又缓缓地背过身去。
孙超公司的货源基地，往东一直延伸到这一带。边界之内，都有孙超大豆。
我从图们车站上火车，必须经过一个宽阔的木板天桥。全体乘客万马奔腾般地冲上不知有多少级的木阶。我的心脏艰难地承受这种共振。退是退不下的，只能随大流，不自觉地按这种节拍走。前边一位穿着高跟鞋的胖胖的短腿女性，在这种节拍里冲得那么自信，臀部奇妙地摆动着，一拍都不拉下。这里并没人在喊“同志们，冲啊！”但是谁都希望早些冲进车厢占个座位。可见，任何事物一旦和个人利益密切结合了，就不愁没有快节奏。
个人利益是什么？低层次的是钱，高层次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我在延吉的延边宾馆门口碰到了孙超公司打入这一带的张安。我一惊。我觉得他好像一只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小瘦猫。我在塘沽见过他。
怎么一下瘦成这样？
真苦了这些娃娃兵。
张安，本来长着绒线球一样的圆脑袋，玻璃球一样的圆眼睛。柔软的头发毛乎乎、乱乎乎地搭拉在额前。齐腿根的小短裤、花汗衫。一说话，那小小的个子就在椅上弹跳。头啊，手啊，一切能动的都在那里叽里咕噜地动。这个“东北游击队”，活脱脱像只小花猫。
小花猫是坐了二十好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东北的，自然是活蹦乱跳的。因为第一次到东北，也因为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坐火车时间越长越过瘾。当然！
他带着购买大豆的介绍信，走进了延边粮油贸易公司。“我们跟你这小破孩儿做买卖？”张安委屈了。那不，人家光给那些一看就是做大买卖的人泡茶、唠嗑。
小破孩儿整宵整宵地睡不着了。要求苏传树再派一个人来吧，可是每个人都管一片供应点，哪还有人来？孙超今天北京，明天合肥地来长途，又是一开口就说货怎么样了？对外履约越快越好啊！
没依没靠了。只有靠自己了。小破孩儿坐上373次列车，晚上六点半从延吉出发，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到长春。到长春紧忙乎十二小时，晚上近七点又坐上374次火车，第三天早上五点半回到延吉。坐票也好，站票也好，他敦化、安图、珲春、大兴沟、天桥岭、图们、延吉等地来回穿梭。询价，报价，开价，发价，还价……终于他一见火车就怕。终于他一人管辖了这些个供货点。
有了货源，急需车皮。申报车皮先得通过延边粮油贸易公司的有关人士，由他们报铁路局计划处要批准号，再把报车计划表送到图们铁路分局的货运处盖章。
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使商品的载体——火车，成了真正的紧俏货。小破孩儿张安又惴惴地、一蹦一蹦地蹭进了粮油贸易公司所属的粮食局。水壶空了吗？我去打水。要送单据吗？我给你们去送。“张安现在是我们粮食局的人了，天天在我们这儿上班。”“张安，你这小子今天怎么九点才到我们粮食局？上班迟到扣你奖金。”“张安？你这小破孩儿怎么又来了？春节也不回安庆？”
春节旅馆都没人住了，不开房间了，张安只好住进粮油公司一个办事员的家里。怪不好意思的。帮他们家刷墙、拖地吧。这小破孩儿的点子也太破。自己不过节假日，也不让人过节假日。为了搞车皮，个个星期日到公司吕经理家里去磨。当地人习惯集中在星期天洗衣、劈柴，处理一周的家务。张安那毛茸茸、圆乎乎的脸一伸进吕经理家，经理夫人就像轰小猫似的：你怎么星期天老来？
张安抓耳挠腮。可也是，搞得人家每个假日不得安宁，难怪人家大妈。讲几句就讲几句吧，只要能给我车皮。只要货上了车皮，我就胜利了。
张安处处都在求人。但是，比起大锅饭部门一些无所用心，或只能在别人划定的框框里用心的人们，张安才是自由人——自由地工作，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发展。
张安成了延边粮食局韩局长的“部下”和延边粮油贸易公司吕经理的影子。1986年春运最忙的时候，张安发出八十五个车皮的货物（一车皮一般装五十吨货）。到1986年5月，张安一人发出一万三千吨的大豆和豆粕。
一股勃勃的企业家精神。
先有真正的企业，后有企业家精神。
一个从财务到经营拥有充分自主权、决策权、支配权的企业，才能产生包括风险精神、竞争精神、开拓精神在内的企业家精神。
张安不会再幻想着公司给他派个人来了，因为一个张安已经变出很多个张安——从到一个个边边角角去找货、购货，一直到把货分期分批地装上火车，发往塘沽港。一万三千吨得装多少车皮啊！
会用人的企业，就会创造最重要的财富——企业家。
孙超任命了公司驻长春办事处的主任——张安。
张安晚上在灯下做发货明细表。每一批货他都是从好多供货点上收购来的，单价、数量都不一样。还有什么整车货物、零担货物、车吨数量、运营速度、运费、转运费、装卸费、保险费、清单、提单、磅码单、装货单、无损伤提单……
挨过了数字的狂轰滥炸后，张安主任躺下了。只有在梦里他可以不赶火车了，不发货了，可以经常回安庆老家了。妈妈！爸爸！最疼爱他的八十四岁的外婆，磕磕绊绊地朝他走来了。外——婆——！
长腿篇
孙超的“东北游击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铁道游击队”——成年地在铁道上来来去去。不挤进东北的硬座车厢，就很难想象“铁道游击队”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绥化车站。人们追逐着正在驶进站台的列车。“往后站站！往后站站！”路警的声音颇具威慑力量。话音刚落，他的嘴也闭下了——抿上了，紧绷绷地抿着。连那双黑黑的圆眼睛也大睁着再也不转动了，定格，两只眼睛像两只路灯，尽职地发出自己应该发出的光。
但是人流依然冲决着每节硬座车厢，因为这些乘客手中的票都是不对号的。记得在讷河到哈尔滨的火车里，列车广播室说，列车超载，希望两个人的座位坐三个人，三个人的座位坐四个人。
铁路面对挑战。
但是没有竞争。
没有竞争就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就没有变革。
总算找到一个座位。但是看到地上一层的花生皮、鸡骨头、冰棍纸、梨核、痰，我便感到自己其实是坐在垃圾堆上。
再看看车厢里挤压着的垃圾千金和垃圾少爷，还在频频生产着果皮纸屑。相——安——无——事哟。
服务员一扫地，更把垃圾们带入耀武扬威的极盛时刻。尘土飞扬起来，对全体乘客任意肆虐。
斜对面这四个“爷们”在一张报纸上打扑克，笑着，自我感觉很好。每一轮的输赢是二角钱。一轮，又一轮。一个卖杂志的声贯车厢：“看书了！看书了！坐车没事，消愁解闷。请看两姐妹，姐姐被杀，妹妹和姐夫好了！在这本杂志的第二十四页，还有丈母娘和姑爷同居！”
我望着车厢里久违了的打补丁的旅行包和打补丁的麻包，不由想到补丁也是中性的。经济基础不改革，精神世界也只能是打补丁。不管是无产阶级的补丁还是资产阶级的补丁。
经济毕竟在改革，在好转，一地的过滤嘴可以作证。我对面座位上，靠窗坐着一位穿小西装的脸颊艳红的女子。她搭着一只脚，一支接一支地抽过滤嘴烟。我简直不明白她怎么在抽烟的同时就把她饭盒里的烧鸡和一瓶竹叶大曲消灭了，还有花生，还有瓜子。
大家都在吃。
经济好转了为啥不吃？
艳红脸颊女子喷吐着烟圈，喷出一个个大问号：过去吃得起吗？过去吃得起吗？
对，现在是现在了。
但是，过去藏在现在里边。
我在讷河车站的那回是夜里十点半。一进候车室，肉眼就能看见空气之混沌、污浊，我想起难民营。我需要买当晚的车票，但是售票处没人卖票，说是十一点以后才开卖。说是上车前都能买到的，自然又是不对号的票。似乎都不求座位，能上车即可。一切都是粗放的，如同东北黑土地上种地不用施肥。
黑格尔说：“人死于习惯。”
我追踪一个个“铁道游击队”的同时，也开始惯于这种粗放的生活了。并不愿意习惯，也极不愿意看到别人习惯，只是现时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个孙超。五十来岁的做着大宗大宗外贸生意的总经理，至今还是买张站票就上车的！孙超公司不就是孙超1984年5月坐在硬座车厢的地上赶去接洽第一宗大豆出口生意起的家？
是不是接触过孙超的人都会染上钻硬座车厢的“瘾”？
讷河候车室空气之污浊，使我很快就偏头痛了。外边是寒冷，里边是污浊。习惯于污浊，或者说长期以来不能不习惯于污浊的人们，选择了污浊。
我选择了寒冷。
孙超精神是永远需要的，但粗放的生存条件是急需淘汰的。
在哈尔滨到绥化的硬座车厢里，我正在意识的流动和车厢的震动中晃荡。“票！”迎面一人突然向我大喝一声，好像冲我发来一颗气弹。我在这颗气弹的轰击下，立即中弹而忘——忘了车票在哪里了。
查票也是粗放的。
不过查票的碰到逃票的，似乎还不是对手。在绥化到富裕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列车长黄国林。方脸大眼，一望而知的宽容和善良。清晨我问他昨晚可睡了？“睡不好。一晚上有四五十人逃票！都是从小站上的。说他们吧，还说列车不给他们温暖。弄不好还要写信到报社、电台告你。他们知道我们不能打人，不能抄腰包，所以就是说没钱买票。”
正说着，一位瘦削而精神的女性来找车长了，又是一个已经打过交道的逃票者。她直挺挺地坐下，像一根筋。
——你既然没钱，那你上富裕干吗？
——看病。
——看病要不要钱？
——不要钱。
——你有多少钱罚多少吧。
——……
——你有两元罚两元吧。
——……
这根直挺着的筋真有股韧劲儿，就是再不吭声！手臂搁在桌上，大拇指紧张地钩着，好像扣着一支无形小手枪的扳机，保护着身上的钱。
不会不带钱，因为我这次北上已经很见识了一些逃票者了。
那根筋还在紧扣着扳机，为了两元钱？
***如果在世，会不会再写一篇《可爱的中国》？
是时候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9月29日中午，我在哈尔滨到绥化的硬座车厢里，读当天的《黑龙江日报》。车厢里，烟雾共尘土齐飞。我用笔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上划着道道：“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很有一些国营企业还在沉睡。而孙超公司自找客商，自寻货源，自理运输，自定港口，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经济环境。人说孙超公司腿长，钻了国营企业的空子。其实孙超公司腿长身子灵，正好是对公有制企业的补充和促进。
东北游击队的二十四双长腿，辛苦了！
成年在铁路上跑的孙超，辛苦了！
浪潮篇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时机，决定了孙超公司发展的时机。
在中国把经济改革放在首位的今天，一个孙超式的人物早晚要出现的，只不过正好是这个安庆孙超。
孙超一旦出现，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而且必将冲击社会的各个层次。
舒兰。大老吴对我笑指供销社主任马玉书的办公室：“这就是我传达我们孙超‘最高指示’的地方。”
粗糙的白粉墙。下半截抹着天蓝的油漆。蓝、白之间漆一条土黄。粗糙的草绿色的木门，门玻璃上糊了一张《经济日报》。屋内一张旧铁床，若干沙发。沙发坑坑洼洼，抑或正好我坐的这只是坑坑洼洼的？总之，面不改色地在这只沙发上坐一上午，属高难动作。
四十八岁的马玉书端坐在沙发上。黑布鞋、黑脸、一圈黑胡子、真正黑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顶过时的蓝布干部帽，一身蓝色干部服，口袋里插一支干部笔——我所以写成干部笔，因为马玉书活脱脱像从银幕上走下来的地方干部。这种干部的上衣口袋一般都插着笔的。
马玉书积几十年工作之经验，自然不敢轻易相信孙超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是个经济实体还是什么？他去过一次安庆。孙超即从北京赶去会他。孙超零点到的安庆，和马玉书会谈到凌晨三点，然后又去安排公司业务，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已经离开安庆北上了。
马玉书积几十年工作之经历，也极少见到孙超公司上上下下的工作精神的。马玉书原先出差坐软卧，告别孙超后，从安庆到北京到哈尔滨到舒兰，一次卧铺都没买，都是买到硬座就上车，抢时间嘛。
孙超自有一种感召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