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马克思
夏时制与变革的强制性
“从北京开往西安的35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八点零六分。”
“从成都开往西安的238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九点十二分。”
“从太原开往西安的425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九点五十二分。”
“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3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十一点十六分。”
“从广州开往西安的273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十二点五十六分。”
“从郑州开往西安的475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四点十四分。”
……
每次播音员的话音一落，列车里便站起一个个激动不安、迫不及待的记者和学者。1986年5月，从四面八方开往西安的列车和飞机上，突然冒出了这么多“心动过速”的人们——他们的心，早就超越了火车和飞机的速度到达了西安。《人民日报》的记者心急火燎地从北京开着皇冠车，星夜兼程地驰向古都西安。《羊城晚报》的记者，一听说我国本世纪以来发掘的最大的墓葬揭椁开棺，跳上小车去赶广州开往西安的飞机。
两千六百年前建造的这个秦公一号大墓，为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铁器是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一种标志。然而秦公一号大墓，一方面以一百八十多个殉葬的棺椁把秦国的奴隶制社会无可辩驳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又以已经出土的十多件精良的铁器，撼动了关于铁器的标志说。难道秦人也要向马克思主义挑战？
我夹杂在“发掘热”的人群里走进了西去的列车。不过我不是想去发掘秦俑的。我要去发掘一个也许是当今了不起的经济理论家。我相信这个人的探索可以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5月4日。我搭乘的279次列车是晚八点多开车。我掐着时间走进列车，一看表，怎么才七点多？是不是我家里那只钟走错了？还是我糊里糊涂地早走了一小时？可我也不至于这么错乱啊！现在到底是七点还是八点？
车窗口的两位穿着蓝西服和灰西服的公民同时亮出表：八点。
但是蓝西服说：“我也搞不清几点了。”
灰西服也说：“我也搞不清几点了。”
表上明明显示着八点，为什么又说搞不清？莫非我走进了一个荒诞派小说的规定情境？
又有一个乘客蛮在行地说：“现在时间不是往前挪后了一小时么。”
往前挪后？到底是挪前还是挪后？
“今天开始实行夏时制，”终于有了一个大致正常的人，“时针不是往前拨了一小时么，所以现在的八点就是原来的九点。”
“不对，现在的八点是原来的七点。”
对了！我的表没有拨过，所以才七点。我自己清醒过来后，这才注意到乘客们愕然不解的眼神，迷乱惶恐的眼神，忧烦不耐的眼神，而在这些眼神的后面，是一种不愿意适应、又不能不适应夏时制因而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被动心理。
夏时制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又有人喊了一嗓子：每天得提前一小时起床，乱了套了！反正，活的活。死的死吧！
有那么严重吗？实行夏时制，又不会像涨工资似的，谁多涨一级，谁少涨一级——谁也不会因此而亏了一小时。绝对的平均主义！明明谁也没有吃亏。明明谁也不用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明明按照日地运动的规律办事，就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夏时制又叫经济时制。明明在1916年，德、法、英、意等等国家就已采用夏时制了。但是1986年中国的夏时制，还是招来了那么多的惶惶然和愤愤然。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对我重复着这句话的，自然是鲁迅了。
车厢里响起了很新潮的歌：
阿里，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不管阿里是不是快乐的青年，反正听这种歌就是感受一种情绪。感受到这种情绪的，便都成了快乐的青年。
实行夏时制的中国，也正像一个快乐的青年，一个处于思想活动期的青年。
车厢里的灯突然全黑了。怎么这么早就黑灯了？我跑到车厢过道的灯下看表，可不，才九点嘛。应该十点熄灯的嘛。哦，对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拨过手表，我以为反正知道夏时制就行了，连表都懒得拨一下。结果是一下熄了灯，连上床的思想准备都没有。我摘下手表，乖乖地往前拨快一小时。看来变革往往带有强制性。不可能都有了思想准备才变革的。
不过，等我结束了在西安的采访回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因为时针的拨动而引起的汽车误点、火车脱轨、飞机相撞或者神经错乱。人们按部就班，安定团结，再也没有人谈起夏时制。好像夏时制不是从1986年5月4日开始的，而是在公元前就开始了。
只要能下决心变革，中国人的适应能力也是非同一般的。
我在变革的时间和时间的变革里，到达了西安站。
到底怎么写改革
一个逃犯。
我走出西安站，看到一个高人一头的黑大汉，高举着一块“接陈”的牌子。这是我们的“联络暗号”。因为我不认识他，但又希望一到西安就能见到他。应该说一切都很顺利。凯撒大帝有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战胜了。现在我来了，我看见了，但是我失望了。
我觉得我看见了一个逃犯。
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那张长脸好像从来也没洗干净过。他五十岁。可我觉得他大概从来也没有年轻过，他大概一生下来就这么老了。那莫测高深的三角眼，那阴沉的高鼻。鼻翼两旁像刀刻石凿似的有两道深沟直通向嘴的两旁。而嘴，直接地就像平放着的两把刀。
他的布鞋上打着皮革的补丁。我有几年没见到这样打着大补丁的鞋了。我也愈来愈少地见到他这样黄的眼白。或者压根儿就应该叫做眼黄。这补丁，这眼黄，立刻使我想起贫困、拮据、坚忍、过去，不过他穿着过去不穿的西装。但这西装质地之差，之软绵绵，之皱巴巴，都使人败胃。倒好像是仓促之间从哪儿借来套在身上乔装打扮的。干脆那种油污的旧工作服倒能给人带来一种粗犷的美。
他的头发所剩无几地徒劳地盖在秃秃的头顶上。后来听他说这是染黑的，要不都白了。我想又何必染呢？这么几根头发也值得染吗？
但他说这事儿的时候是自信的，很值得的样子，就如他自信他干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3月份收到这个陌生人的第一封信的时候，就决定写完手头一篇报告文学后就去找他。我相信不会虚此西行。他给我的信，一开头就使我预感到我将要经受一种新的思想的撞击：“不管在文学作品中和宣传报道中树立多少光辉的改革者形象，都不会使无所作为和反对改革的领导变为果敢锐敏的改革者。改革者的形象只会鼓舞那些希望并赞成改革的人。然而具有彻底改革思想的人并不一定就会是改革家，原因在于他们无权左右局势。因此不在于号召占据领导地位的人成为改革者，而在于使改革者走上领导岗位。……改革成功的体制应能保证使最适合做领导工作的人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但我对这个人毕竟一无所知。他真值得我采访吗？他和常规的好人形象相距太远。我身上揣着《人民文学》的旅差费。我要是虚了此行，《人民文学》固然不会追究经济责任，可是我也得讲究时间效益啊。
他接过我的旅行包：“这个包，我不用叮嘱你不要毁坏，不要丢失，你自然会爱护的，因为你拥有这个包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你是这个包的主人。根本用不着对你进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我们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这件事，恰恰证明了国营企业的职工还不是企业的主人。”
我立时精神起来了，我想起他那封长信的内容——改革的关键，关键的改革，是所有制问题。
他这个人，执拗地叫你想起过去，过去。他又顽强地站立在现在，现在。
精神取代物质和意识决定存在
天安门前站着一个高大黝黑的光头青年。上穿蓝粗布衣，下穿用家染的黑粗布做的抽带肥腿裤。那裤带偏是白的，又偏偏捣乱似的从腰部溜了下来，大模大样地突出在黑裤子中间。但这个光头青年的神情是那么自信、自豪。本来么，那年——1954年的《群众日报》登了陕西省考上高校的全部考生的名单。第一名，韩城县中学的党治国，考上了清华大学。党治国到清华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前照这张相。
只是那两条白裤带，使照片上的党治国在威风中又透着滑稽。这也没什么。清华大学一年级新生党治国就不信还会有什么事情难得住他。白裤带么。用墨水一抹不就黑了？行了。很好。不能更好了。至于留头发是不是比光头更好看，制服裤是不是比家织抽带裤更好看，他没想过。他从来不注意服饰。三十二年后，他知道我要专程到西安去找他时，他才为没有一件过得去的外衣而有些不安。于是就匆匆添置了那身使我一看就败胃的西装。
一个从青少年时代就以为精神万能的人，最后连购置一套像点样的西装的物质基础都没有。
党治国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和同学们在韩城中学连夜排节目。三九天的夜晚，不生火就过不去。但教室外是半尺厚的雪，想搞点煤吧，又觉得冷得出不去——来回得走两里雪地呢！怎么去扛煤啊！多厚的棉鞋陷进雪地里也是冻脚。同学们倒抽着冷气往后缩了。
党治国啪啪地扔下他的棉鞋，又扒掉他的两只袜子。
“嗳。你脱鞋袜干什么？”
“为了证明在雪地里走路不冷。”
“你快穿上吧！我们跟你去扛煤就行了。”
“我说出话就要算数。”
党治国光着两脚走向无情的雪地。不过他连雪地的无情也感觉不出，因为他的双脚很快就冻木了。当然，这毕竟只是两里地，所以他的双脚还能存活。如果是二十里地，二百里地，十六岁的他怕也是会光脚走去的。那么他的一双脚当然要为他的无视客观物质存在而付出代价了。
50年代初的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物质不充足，但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安适的。中国人，自我需求总有所节制。不过用精神补充物质的不足，把思想作为物质的代用品，只能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限度内。长此以往，乐此不疲，便可能从以精神取代物质发展到以为思想意识可以决定物质存在。一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抛却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三十年后，党治国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用社会意识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好的社会现象是好的社会意识的产物，坏的社会现象是坏的社会意识的产物，于是全部问题被归结为对一种思想的宣传和对另一种思想的批判。”
1957年，这种批判像火灾似的在清华大学里蔓延开来，烧向钱伟长，烧向黄万里……党治国走上台辩论：他们不是右派！党治国走进校党委办公室：他们不是右派！
“正是为了真正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他在会上说，“可以允许人们先怀疑一下。怀疑以后再把自己驳倒，这才是真正的信任，真正的拥护。”
党治国讲话没有一点顾虑。他这个来自黄河边的人，像黄河一样古朴。他对党的感情、对党的忠诚，连一点杂质也没有，自然用不着担心自己说“错”话而成为右派。
但是，根据意识决定存在的“原理”，有“右派言论”的人，就是右派分子。
无限制地强调意识的作用，结果必定是走向反面——取消思想自由。党治国步他的老师们的后尘，也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他的一个同窗好友是个结巴，原先一见他老远就叫：“党党、党、党——治国！”憋上半天才憋出“治国”两个字，实在累人。结巴老弟就把他的名字简化成一个字：“党！”现在自然不敢再叫他“党”了。当着人连话也不敢说。只在没人注意时不用称呼地对他说上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两个月后，没想到结巴老弟也成了“浪子”——右派。浪子二号见了浪子一号，只能摇着头说一句：“往事不堪回首。”
党治国成了“极右”后，三天没吃饭。他怎么会是右派呢？不过，党是不会错的。绝对。那么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实在无法想通。只好先接受这个结论——是自己错了，再慢慢去想。
1957年的右派里边，有多少人恰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1957年，先进生产力就亟待爆发出来了。但是，对不起，请君入瓮吧。你们不应该有思想的自由，因为用不着你们思想。
有计划的盲目生产
西安郊区有个新丰砖瓦厂。该厂取土制砖时发现了舍利精室。舍利，是指佛的骨灰。迎舍利，供舍利，是佛家，也是朝廷的大事。释迦牟尼火葬后，八国争夺舍利，百姓求分舍利，分不到的，用金、银、水晶、玛瑙等制作舍利。砖瓦厂发现的舍利精室，就是用水晶做的舍利代用品，水晶舍利装在玻璃瓶里，玻璃瓶装在饰有鎏金狮子、珍珠团花的金棺里。金棺置于饰满翡翠、玛瑙、珍珠、猫儿眼等等的银椁里。释迦如来涅槃后，他的骨灰的代用品都能住进造价这么高的圣地，足见百姓对佛的虔诚。
把自己的命运系在对佛的信仰上，这大约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祖传吧。“右派分子”党治国看到报上关于亩产水稻六万斤、亩产红薯一百二十万斤的报道后，不禁对党心悦诚服——国家现在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自然和清除右派有关系。自己成了右派，也值得了。
就是买东西很不方便。以前可以招呼售货员：同志，请你给我称点什么。现在怎么可以叫人家同志呢？你已经不是人家的同志了。可是，一上去就没头没脑地说，你给我称点什么，又觉得不礼貌。
其实，售货员谁知道你是右派？你自己干吗老给自己念紧箍咒？问题是党治国的确相信了自己是右派。因为他至诚地相信党，相信党的每一项运动，不再相信自己。
既然相信自己是右派，就应该保持当右派的自觉性，丝毫马虎不得。
清华大学的右派师生们被送到北京木城涧煤矿改造。打风钻。放炮。挖煤。背煤。1960年底，被开除了学籍的党治国回到家乡韩城县。这就是他的家乡吗？棉花掉了一地没人拣；红薯地里，农民们只拣面上的，不管地下的；干活不记工分；吃饭不要钱。每家的小锅都砸了大炼钢铁了。1959年的誓师会上已经喊出了小麦亩产一百万斤。1960年的韩城人每天的粮食却不够半斤。然后是吃榆树皮磨面。然后是甘肃饿死人了，河南饿死人了，山东饿死人了……西安火车站挤满了从各地逃荒来的人。
这就是亩产多少万斤的结果？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想有多好，产量有多高。这些荒谬的事，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提意见？反右的损失首先不是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而是否定了一个民主原则——让人讲话的原则。
唐代长安诗人写过一首有名的《宫词》：
寂寂花时闭院门，
美人相并立琼轩。
含情欲说宫中事，
鹦鹉前头不敢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