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多人都具有能接受他的语言符号的频道。误会包裹着他。如同一个又丑又俗的襁褓包裹着一个挥着小拳头、蹬着小腿夸张地大哭大叫的赤裸的婴儿。其实，婴儿的这种表达方式，只是希望别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1990年3月
我认识他是一个偶然。他一开口使我感到愕然。他说——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他说这是恩格斯的话，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过的。他叫我随便打开恩格斯给施密特的信或是别的哪一篇，叫我随便起个头他便可背诵下去。
我还来不及找到书打开书，他又随手在纸上写字了。笔画是从上至下、从下到上、从右往左、从左及右全方位转圈儿怎么写怎么是。即兴写下一副对联，字字双钩，标准行书体。放下笔，他来个杂耍：他的右胳臂从外往里转圈儿，同时右腿反方向从里往外转圈儿。上下两个圆圈平行地逆向地转个不停。他说这么样你会吗？我手转圈脚不会转圈脚转圈手不会转圈手脚乱划一气。他宽容地笑仁慈地笑。他说他是梁山好汉的现实显现。后来我在他家中看到一把丈八方天画戟，倒像水泊梁山的遗物。
他突然扬起长长的胳臂，慷慨激越地朗诵起来，那架势，如同他一人站在地球之巅——
天山雪顶下，
万壑草不生。
戈壁沙野阔，
古来有行踪。
丝绸知路远。
险境骇人听。
瀚海八百里，
我曾一步行。
我问六七十年代他是怎么跑出新疆农场穿越戈壁无人区孤身只影走回北京的。他说农场那一丈高的红柳墙他一跃而过，说着他一抬腿踢到吊灯上。“恕小弟放肆。小弟是前朝君子落到今日了。”
这位前朝君子是十年前落到北京画坛上的。1980年3月的一天，北京书画界的一次盛会。参加会的人著名到彼此都知其名知其著，不过主持人还是不胜荣幸之至地把每一个响亮的名字介绍一遍。大家为每一个名字撒上郑重而精致的掌声。“大家静一静。”一个激扬而凝重的声音响起，把会场猛然收住，收口就在这个四十来岁的陌生人身上。他说今天还特意请来了萧墅萧先生，大家欢迎！大家鼓掌！
大家鼓起了欢迎的掌声。鼓着掌，大家又显而易见地在用目光寻找这位萧先生：这么著名的萧先生，我怎么不知道？
“我就是萧墅萧先生。”就是那个激扬而凝重的声音，就是那个把全场猛然收住的陌生人自己？他几步走到画案旁不请自来地挥洒作画。
十年后，1990年3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及这件事。他说他从新疆走回北京，谁知道他。“谁介绍我啊。”他就这样在拥挤的画坛上亮出来了。他说他一出现，灯泡就憋了——供电局拉总闸，全黑，只有他是亮的。说着他哈哈哈哈仰天大笑，笑得大张着长长的两臂，笑得人虽然坐着两腿全弓了起来抬了起来。
好像萧墅的名气有多大，关于萧墅的狂傲的传闻就有多大。萧墅说他可不愿在庸人前出众，否则就比庸人还庸人。他说他其实是一个理智的存在，健全，健康，像三十岁。
他站起身告辞，要返回一个朋友家。他把牙忘那儿了——他的假牙。
说着他又掉转身来，说我家的茶太好。他从桌上拿起一把改锥当筷子，把杯中绿叶当饭粒一样扒拉进嘴里。然后汪洋恣肆如一个癫僧，脚踏流云地去了。
我拿起他背诵恩格斯给施密特的信时随意画的两幅墨竹。潇洒、清俊、超拔，集名家之长而尽洒萧墅之才情。一幅的题款是——
竹本无心，
节外偏生枝。
又一幅的题款是——
不疏亦不密，
干直而独立。
虑心以待人，
有节尽知己。
1969年4月
萧墅是在60年代中期偏后去的新疆。被强制去的，清除去的，还是押送去的，我不想细究。因为在那个年代，从每一个的个体来看，是悲剧；但是从社会的整体来看，是最蹩脚的滑稽戏。总体情节都叫人无法置信，又何须去推敲细节。他怎么去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误会；他1969年怎么从新疆走回北京，这才是非他不可能不敢思不敢想不敢为的。
从农场到乌鲁木齐之间的戈壁滩，汽车从公路上开要六天，绕开公路在沙漠走，总有三千四百里。当然得绕着走，绕着公路绕着人，走向无人区，他才是安全的。然后，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还有八千多华里。当然，有时可以扒上火车，趴在车厢顶上风驰电掣一番，这不叫逃票，这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
一切，都在他跃过农场丈高的红柳墙前算计好了。生生死死怎么生怎么死哪个最值。在农场，顶着个莫须有的罪名受屈受辱，活是活着，但不是作为一个人活着。他一定要做一个人，过人的生活。自己已经三十来岁，人世之混沌，有的人生下是只混蛋，死前是个糊涂，中间这段什么也没弄明白。与其这样，宁可不活。宁可不活，把生死置之度外就兴许能跑出沙漠活了。
走入沙漠无人区，白天，平平的烫人的沙漠和平平的烫人的天空，如同烤饼的两块平铲，人一走进去就被夹在这炙热的平铲间烤熟烤焦了。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只能找一个坑，把自己裹在大衣里熬着。傍晚开始才能行走。每夜走上八十里。一个人，枕着沙丘睡去了。醒来吟诗一首：
梦，把我带到海洋世界，
在那里看到鱼类的家族——
胖头鱼，庸顿的躯壳；
比目鱼，淫荡的眼睛；
墨斗鱼喷吐烟雾，
使我看不清这个世界。
啊，我爱鲨鱼，
因为它咬了我一口，
却使我看清了世界。
当然可能出现多种意想不到的万一走不出沙漠的可能。不过不管有多少个“万一”在沙漠里伺机等待着他，他也应当这么做。想追踪他的人谁敢走进沙漠大海？真人肯于向绝境中求生，在绝境中不会再有恶人阻挡。因为在这荒漠中，他再也没有什么可被掠夺的了，除了他头脑中的文化财富。即便往他脑门上钻一眼打一孔，打出的也只能是脑浆而不是文化。“我是矗然于天地之间。”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仨‘直’字，你看多厉害吧！”
在我面前有许多的路，
都是死人生前走过的路。
能否找到一条生路？
朋友，这里来。
这里有一条。
萧墅孤身一人披风带沙地走着。在沙漠上到处游荡的死神好容易见到一个活物，时时要向他逼近。他饿。身上没几多养分也没几多水分。呼呼的热风眼看就能把萧墅像个干瘪的人体标本似的卷走。萧墅眯起眼看那满天的飞沙和一地的烈炎。不，他现在是个自由的人，他能作诗以果腹：
睁眼如闭目，
放眼世界无。
无地惟我在，
对镜看糊涂。
镜外的人和镜里的人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就知道镜外的是真人，镜内的是假人。他要做一个镜外人，一个真人。就这，足以支撑他走出沙漠。
走出戈壁无人区，他一路变换不同的角色换取果腹的食物。他表演武术弹冬不拉弹古琴拉二胡拉提琴捏泥人塑佛像做木工织毛衣变戏法剪裁砌墙修车镶牙翻跟斗画领袖像骂反动派。什么什么？是的，骂反动派。他说只要骂反动派人民就给他饭吃。
走到河北省武邑县，他在村外一个麦秸垛里“安了家”。很好，很暖和。已经五天没吃过东西了。当地百姓给这个“住”在麦秸垛里的陌生人，送来一些可以灌满空腹的热稀饭，送去恨不能一口抿下一只的热白暮，送去金黄喷香的烙饼，送去可以吃个没够的蒸饺。可以权且把食管当滑梯，让不尽的蒸饺从嘴里顺着滑梯一个个滑进辘辘饥肠。
不，萧墅什么什么也没吃。他的理智清晰地提醒他：吃人家一口东西，肉体会得到再生，灵魂会被人俘虏。他永远不吃别人给予的东西，他才觉得在精神上站在了主动的地位。六根已净之人，洁来还要洁去。可以用画像来换得饭吃嘛。人经历过死境，精神得到升华，才真正懂得了活。人不是从活到死，而是倒过来——死而后生。
到80年代，萧墅虽然成为画家而且著名，而且他的《塞上清音》被美国前民主党主席斯特劳斯代表美国政府以世界名作名义收藏，但他终究有过“瀚海八百里，我曾一步行”的记录，依然走不得慢步或漫步。这天他与男女三位外籍宾客步入钓鱼台国宾馆。他潇洒地走在众人之前。便有人告知：萧先生，女士优先。萧先生说他不是不知道女士优先，但她们走得太慢了，他等不得。遂心中略有不自由感，不觉跷起了二郎腿。又有人告知这样坐欠礼。平日动辄拿人“开涮”的萧先生，今日还真不声不响地放下了二郎腿，没有动静——连人也没有。萧先生哪里去了？这里还有三位外宾呢！找到洗手间，萧先生在！完整无缺，独缺衣服。他赤身裸体地泡在澡盆里呢。澡盆边竖着三块本来崭新的香皂，现在被他用牙刷柄刻上了那三位外宾的头像。一望而知这一块是谁，那一块又是谁。萧先生说既然他怎么着也不是，他就在这里接待这三位洋宾了。
后来，香港1990年出版的《萧墅画集》里，收进了他的一篇赋：“只身万里，风帆一篷”、“神完气足，山高水长”、“笔橹江摇，行云流水”、“画依人品，光风霁月”、“行所当行，止为必止”、“天慧聪开，自我超群”，我这是从他长长的赋里断章摘取。只身跋涉戈壁的人生经历，为他准备了素材，准备了胸怀。正如他的一本画集上的一首绝句——
四月边塞起黄沙，
孤鸿戈壁寻故家。
天涯诗意人心倾，
英雄涕泗何须洒。
对于萧墅，“才”是“才”，“气”是“气”。这“气”，来自戈壁沙漠之气。我翻到他又一本书画集里的书法《天山行》这三个字的组合分明是一座苍茫浩渺的天山，而那“山”的第一道斜贯两端，如萧墅长长的腿一步跨越沙海。撑满宣纸的“天山”两字旁，草书的“行”字小如野草。孤身只影的萧墅，面对天一般的山，终究小得如同凡眼难以察觉的尘芥。任何时候都可能被烈日烤干，被沙漠掩埋。走不出戈壁滩本是必然，走出戈壁滩只是偶然。不，走出戈壁滩对于萧墅是必然。不仅走出了，而且来回走，而且觉得那寸草不生的瀚海养育了他。萧墅说戈壁不养我谁养我。他的一幅大画《天山风情》，也令我一震。占画面约四分之三的天山白洁而丰腴而温柔，温暖着、抚爱着山脚下的旅人。
生活本来把萧墅逼入绝路，萧墅偏拥有了一个阔大温厚的胸怀。
生活挤压掉了本来应该上学应该钻研学问的年华，反而逼得他几倍强大地全方位发展。他十来岁时可以把一支粉笔雕得玲珑剔透。雕佛像不用打腹稿。二十岁时已经有了三个绝招：补旧画，为水粉画补旧，炮制国画颜料。尤其长于提笔成联，出口成诗，涉笔成趣。一次，他在笔会上遇见日本画家村田茂树，他挥毫成诗：
村霭烟迷境，
田园鸟低飞。
茂野林深远。
树渺风自微。
每句首字联起来便是村田茂树。同时又为日本女书法家右河皇苑写下绝句：
右史缘翰墨，
河长文韵幽。
皇天岂可畏，
苑中无字书。
四句首字相联：右河皇苑。
萧墅所到之处，每叫他留下墨宝。文化宫正举办一个顽石展览。萧墅落落拓拓地一走进展览会，人们便请萧先生写字。萧墅高呼拿笔来。后来他对我笑说当时真有李白呼高力士之势。那次他画的是一块怪石，题了一副联语：“怪石倾倒半边天，纹理外漏内藏玄。”
1982年2月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河边有几根直径一米多的洋灰管子。其中一根洋灰管子的底部，砌上了一层砖，砖层里边砌出一个“U”形的坑道。这个“U”形坑道的两端通到洋灰管子外边一个砖砌的灶台。洋灰管接连灶台的一端用砖砌满。灶台的烟向野外散去，灶台的热气顺着灶下通洋灰管子的“U”形坑道循环。住在管子里的人便享受着暖气。
这根“改建”成“住房”的洋灰管子，使我想起我儿时看过的一本小人书，叫《大皮靴》。封面上画着一只大皮鞋，皮鞋的上下左右开着一个个门窗，里边住着松鼠啊，兔子啊。从大皮鞋里走出的住户何等高兴。从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洋灰管子里走出的萧墅有着何等的豪兴。他伸展着他那一米七五的身子，望着满天飞雪大声念诗：往事如雪花一样向我飘来，既白而冷……
1969年萧墅不可思议地能从新疆走回北京。然而，可以想象他还是会给抓回去的。不过还是要跑出来。于是一再加刑。于是一再跑。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有可能理直气壮地走进公安部上访接待室。后来接待处的一位有关人士说他一天不知要接待多少人，萧墅给他的印象最深。来上访的人都讲自己受的苦，只有萧墅不讲，只讲马克思、列宁。
萧墅往接待室一坐，说我要看看你们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人，否则谈了半天还是白费。你们问我犯过什么错误，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马列学说，拿什么接待上访者。
有关部门发觉来者不是等闲之辈，立即着手认真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他们与萧墅成了好朋友。萧墅平反后一时没户口没工作。街道上说你烧锅炉去吧。萧墅说我不是不可以烧锅炉。在新疆可以烧，不过我从新疆回来不是为了来烧锅炉的。我是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但是，总不能身无分文。
想去美术馆看画展，没钱买票。故意等到傍晚快关门的时候，推着自行车就往馆里跑。自然被人喝住。萧墅说是工作证忘里边了。人说那你把车存外边。萧墅说存车处已经收摊了——其实是连存车的钱也没有。看门人说那你快进去吧。萧墅说那劳驾您给我看一下车。“美术馆还得给我看车！”后来他大笑道。
还要吃饭。
萧墅走到北海公园趴在栏杆上看人溜冰。他穿一身破旧棉衣裤，肩上都开了花，腰上系着围脖。一帮年轻人笑他，这土老帽还看咱们溜冰。萧墅心想，你们说话了我就能搭腔，就能成为你们的老师。他说我溜得比你们好。一个小青年说这老东西想摔跟头呢。
萧墅溜上了。内八字，外八字，转体三百六十度。旋转出一片叫好声。老师傅，我们跟您学成不成。
萧墅说可以。不过他没钱，他得吃饭。一次一人收五角钱。从此他一边教溜冰一边教人生哲学。教得学生扔了冰鞋听他“布道”。用做人的道理，用文学艺术的修养，用语言的力量，用他的至诚，用他的魅力，他希望把这些小青年从灵魂上抚养大。
萧墅可以和各种人打交道，是随意的，是情份，是自然生成，是境界。萧墅说人的生存环境不在外部，在内心；不是我住进幽静里，而是幽静住我心。他住在洋灰管子里，早晨起来在西坝河里洗把脸，晚上坐在通暖气的砖地上，作诗，思考人生，也很自得。白天吗，有的部门已经开始派轿车前往洋灰管子接他去讲中国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