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的渐行渐远是与胡适的“高升”同步进行的，几乎与此同时，鲁迅逮着机会就批评胡适，从“《新青年》的双簧信”到“整理国故”，从溥仪召见到蒋介石的接见，鲁迅新账老账一起算，在多篇文章中将胡适骂得狗血喷头，比如“出卖灵魂的秘诀”、“算账”、“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等，对胡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但是胡适抱定“不闻不问”的态度，一直躲避着与鲁迅交锋。
鲁迅一直“咬”着胡适不放，不管鲁迅如何痛骂，胡适始终抱定“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从不回应。胡适数十年如一日地忍，鲁迅也数十年如一日地骂，足见鲁迅的恒心与胡适的耐心。
胡适与蒋介石走到一起自然而然，他把英美一路政治文明当成治疗中国沉疴痼疾的灵丹妙方。而蒋介石政府里的人士，也大多是亲美派，在这里他很轻易找到志同道合者，他们多留学欧美的富家子弟，生活优越、眼界开阔，使他们本能地向往和认同欧美文明——这也是胡适与鲁迅的根本分歧所在。从根源上说，胡适与鲁迅的分歧在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美国时就决定了，他们的分歧正如同东西方分歧一样难以调和，这是两个文明版块漫长衍化而形成的隔绝。生于东方古国封闭之地的胡适与鲁迅，身上更多的带有东方沉重得让人抬不起头来的传统。但是胡适留学美国，使他身上的浓重乃至沉重的积淀得到稀释、化解。而鲁迅留学东方的日本，他身上的包袱非但没有卸下，反而凭空又添加上一层沉重的壳，无论他在绍兴、日本或北平，专制的传统、专制的道德让他一生没有得到解脱。和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他一直生活在压抑之中，没有健康的心态，骨子里他是一个问题男人，对女性的失敬对爱情的轻蔑让他身上缺乏一种人文的关怀与怜悯。像他这种压抑的男人骨子里常常又是卑怯的，爱情在他眼里就等同于他日记中的“洗脚”，他不可能产生像徐志摩或邵洵美那样如彩虹横天的倾城之恋，也不可能像胡适那样以健康阳光的青春少年心态来对待爱情之心。当然，他也不可能爱上林黛玉之类的贵族女子，他就曾经以“贾府上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来表示他对贵族少女的轻蔑。他洞若观火，他刀刀见血，他要么像《红楼梦》里那个可怜兮兮的贾瑞，要么就像《金瓶梅》里那个横行霸道的西门庆。从他最初的几篇发轫之作来看，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式的世界泰斗。但是他显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似乎过于热衷眼前屑小无比的党同伐异，缺乏托尔斯泰式的心灵忏悔与灵魂拷问，当然也就缺乏一种精神的浩大与宽阔。
在鲁迅的痛骂中，胡适既有恼火的一面，也有回护的动作，仿佛特别纠结。鲁迅逝世后，他的老乡苏雪林曾写信给他，针对“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的情况，请求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苏雪林在同一封信中，还谩骂鲁迅为“假左派”，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胡适回信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即便被鲁迅骂为“卖身投靠”国民政府，他仍旧一如既往对逝者作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是胡适一生的厚道。甚至一个朋友娶了一个青楼出身的女子，成了他的邻居，他也对妻子江冬秀千叮咛、万嘱咐：“不要看不起她，更不要伤害她。”对待青楼女子尚且如此，对待学人鲁迅，他更怀有一层虔敬。他与鲁迅关系从交好走到交恶这一步，是多种因素使然。对胡适来说，他永不放弃的理想就是希望英美式的政治文明能在中国得以实现。他就这样接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虽然国民政府有种种弊端，贪污不绝，遍地腐败，但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好政府”。与其说他“卖身投靠”国民党政府，还不如说他是忠诚于自己的政治信念。
胡适的一生中其实一直都体现了一个美式教育培养出来的自由主义者的矛盾与痛苦，当当局与他的政治理想一致时，他理所当然地支持当局。当当局与他的政治理想发生冲突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局的“诤友”“诤臣”，所有的一切努力，全为了实现自己的文明主张。西安事变时，他认为张学良“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认为“蒋先生如果发生事故，中国要倒退二十年”，所以他后来接受蒋介石的安排，去美国做国民党驻美大使，并发表讲话，声称“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这一切，是鲁迅无法理解与接受的，也是他认为不可思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