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才现状的不和谐音符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心理学家齐普夫在《人类行为与最省力法则——人类生态学引论》一书中提出：“无论何种类型的运动和道路，也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人们都将千方百计地选择一条最省力的途径和道路。”齐普夫把这样一种涉及人类行为方式的原则定义为“最省力法则”，又称“齐普夫定律”。
按照“齐普夫定律”的原理，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假设一个田径运动员在较短的赛道上能够取得比赛成绩，那么其余的赛道就一定会长满荒草的。笔者将它称为“短径效应”。
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不是人才资源大国。
数据之一：2003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六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5.15%，而广大中西部地区还要更低。这与美国的60%，日本和韩国的30%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达到了16%。
数据之二：2004年，人事部发布的统计报告称，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总数已高达4100万人，发表SCI论文40758篇，居全球第六位。而英国和法国各自的总人口只有5000多万，是中国人口的1/20，SCI论文却分别居第二位（87916篇）和第五位（52142篇）。
以上两组数据表明，我国不仅高层次创新人才极为短缺，就连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也不容乐观，但同时又面临着四种损失。
（一）地域“马太效应”：富者浪费，贫者流失
人才是流动的资源，流进的是赢家，流出的是输家；能发挥作用的是资源，不能发挥作用的是负资源。由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和不断变迁，导致了人才资源永远呈现流动的状态，并呈现出“马太效应”的分布态势。关于“马太效应”的来历，《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十锭。”于是国王奖励他十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五锭。”于是国王照例奖励了他五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夺走，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1973年，美国科学史专家默顿用这段表述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默顿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定义为“马太效应”。在“马太效应”的消极影响下，人才资源富裕地区的人才即使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也不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即使在发达地区干“蓝领”，也不愿到欠发达地区去干“白领”，造成人才资源分布的极不合理，从而形成体制性的人才浪费。而人才资源贫乏地区难以形成人才聚集，造成资源的全面流失。
人才分布也呈现许多“马太效应”的例子。全球人才流动的基本规律是贫困地区向发展中地区流动，发展中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发达地区向最发达地区流动。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科技人才平原地区数量多、密度大、能级高，而山区科技人才数量少、密度小、能级低，形成明显的地域特征。从我国大学文化程度人才分布统计来看，人才相对集中在九个地域内，如京津唐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辽沈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东南沿海的福州、泉州、汕头等市连接的河流三角洲平原带，以洛阳、郑州、开封、新乡、焦作等市组成的秦岭、太行山山前倾斜平原的黄河两岸地区，以武汉、长沙、南昌等市为中心的平原区域，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平原区，而全国的山地和丘陵区人才分布呈现稀缺状态。在地域因素中，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区域成才者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区域成才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因此区域经济是影响人才地域分布的根本因素。这样，一方面人才高度集中的地区在消费、损失人才资源；而另一方面人才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却是引不进、留不住人才。富余地区人才即使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也不向欠发达地区流动。
1964年至1980年17年间，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到了中西部，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先后安排了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形成了当时的西部大开发，为中西部地区构建了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此外，当时在西部工作的人才收入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一个大学毕业生，月工资在北京工作是56元，西安是58.5元，兰州是64元，青海就要有70多元，而现在正好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三线建设也开始进行调整改造，西部人才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大量外流。几年前，新疆石河子大学每年的人才流失率达到14%～20%。位于西安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每年都有七八十位教师离开。甚至有人讲，近些年来从兰州大学流失的人才，足以组建一个同等水平的大学。在中部地区，以河南省商城县为例，由于受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该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向大中专院校输送学生800多名，但毕业分配而来的仅有二三百人，其余500多人全部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该县受到了地域人才“马太效应”的严重冲击。许多老少边穷地区至今不能步入经济工作的良性循环，与这种人才资源流失的“无底洞”密切相关。
全国人口普查表明，1995年11月至2000年10月的五年时间内，上海市共迁入高学历人员十多万人，且呈现大幅度增长趋势；而属于西部地区生源的大学生，回到西部地区的还不到1/5.全国政协委员贾庆国指出：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成功，就会流动到东部等发达地区去。在人才流动过程中获得利益的发达地区，就应该给予人才流失地区某种补偿，例如对中央支持贫困地区教育专项基金给予援助。如果忽视地区之间的这个“马太效应”影响，必将导致人才富裕的地区出现浪费，而人才贫乏的地区就会进一步流失，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都是极为不利的。
（二）人才闲置：功成即止，远离市场
人才资源具有多面性：作用发挥得好是高效资源，发挥得差是低效资源，不发挥作用则是消耗资源。以下几种常见的人才浪费现象，令人感到吃惊人！
其一是人才的“凉快”现象——功成即止，见好就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讲了一个《镜听》的故事，说一个郑氏家庭有两个儿子读书，有一年两个儿子都去科举赶考。在一个酷暑难耐的大热天，送信的传来喜报，说大儿子金榜题名了。此时两个儿媳妇都在厨房里做饭，婆婆一高兴，就进厨房告诉大儿媳妇说：“老大考上了，你到外面凉快凉快去吧。”此时剩下老二媳妇一个人在厨房，心里拔凉拔凉的，一边眼泪哗哗流，一边仍不敢怠慢。一会儿报骑又传喜讯，说老二榜上也有芳名。“前有车，后有辙”，没等婆婆表态，老二媳妇就把手中的擀面杖一扔：“我也该去凉快凉快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今这种事太普及了！连人才的家属都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凉快”，谁还敢让人才再去“汗滴禾下土”？比如，评上教授就不再去教书，评上研究员就不再搞科研，当了干部就不再做具体的工作。此类现象，实在可惜！
其二是高端人才的浪费。某网站曾以《中国高知识人群失业加剧：奢侈不起的浪费》的醒目标题，报道了我国高端人才的浪费现象：有35%以上的海归存在就业问题，40%的海归感觉自己的职业方向出错，失业群体开始向高学历和高职称群体蔓延，这让我们的人才政策和许多举措都很尴尬。笔者认为，人才高消费导致了人才的高浪费。许多专科生可以干的工作，非引进硕士、博士不可，连站柜台的营业员和擦皮鞋的店员都要求大学本科文凭，并直接导致了海归的贬值。许多人不太懂得人才，或不愿懂得人才，导致人才观的虚荣化和符号化。
其三是高等教育资源疏远市场，导致大学生的择业难和创业难，造成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人事部的一项调查认为，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413万，而全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预计为166.5万人，比上一年减少22%，大约有六成的应届毕业生面临岗位缺口。而创业者不足1%，与发达国家的20%相差悬殊。其实这不是大学生过剩了，而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出现了偏差。世界银行曾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高等教育收益率进行了统计，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为13%和9%。200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收益率仅为8.47%，比发展中国家低的多。所以说，教育与经济建设相和谐发展，已到了极为紧迫的时候了。
其四是人才定位的失误。在科学研究长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科技工作分为上中下游，用人单位可以依照人才的结构特点，在最近点上切入科技工作，是人尽其才的基本要求。然而，许多单位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将技术推广人才逆流而上搞应用与发展研究。如许多贫困地区不将科技工作的重点放在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上，却热衷于申请省部级科技攻关计划，搞技术研制与开发设计工作，不仅误人误时，也很难见到成效。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4.3%、15.4%和12.3%。落后地区如果不考虑自身的经济结构与人才实际需求，就可能造成教育投资的失误。
（三）人才流失：先馈富国，再肥外企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动机，其目的总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一个科技人才的专业成就感在这种强大的物质利益面前显得极为脆弱。
首先是来自经济发达国家的冲击。1978年～2003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70.02万人，回国人员只占24.7%，超过75%的留学人员尚未回国。以中科院物理所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国的人每年都在100人次以上，而目前回来的全部加起来才100多人。全所高级职称人员700多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流失只剩400余人。2002年我国赴美留学生五万人，相当于我国20所重点大学一年毕业学生的总量，占中国重点大学毕业生的1/5.中国两所最著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有82%和76%去了美国。目前，我国每年有十多万留学生被吸引到了发达国家。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12万多人，其中三万多是华人。硅谷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六万多来自中国。因此美国的托福考试和“绿卡”被人喻为“人才收割机”。
其次是向跨国公司建在本土的研发机构和外企输入。登陆中国的跨国公司以优厚的工资待遇、住房、出国旅游和培训为条件，吸引着国内人才在国内“流失”。不少人以停薪留职、调动和辞职等形式离开相对清贫的科教文部门，投身于“淘金热”的洪流中，成为外国公司的本土雇员。特别是参加工作在十年以下的本科以上学历的高层次人才，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比如朗讯科技在中国北京设立的贝尔实验室有400多人，拥有博士、硕士学位者达96%。微软中国研究院共有研究人员60多名，其中20名研究员有留学背景，40名副研究员大部分都是中国著名大学的博士。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在我国设立了研发机构，开始“就地取材”。目前这些机构已成为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桥头堡”，使人才争夺战的硝烟烧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四）人才短视：急功近利，本末倒置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以来，许多科研单位未能抓住机遇，在科研资金急剧跌落的情况下，变得一筹莫展。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在创收工作中未能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作为创收的源泉，而是手忙脚乱，见钱就干。结果放着一流的人才，干着三流的创收。2004年全国3979家研究与发展活动机构，平均8.7位科学家和工程师才有一篇论文在中文科技源期刊上发表。在发明专利的授权中，平均每个研究与发展机构一年只获得0.09项发明专利。至2005年，99%的企业仍为零专利。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未落实好科技体制的改革，造成了创收工作对研究与发展的严重冲击，结果造成科技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