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我的第一本旧体诗词集《闲人诗稿》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印行问世。那本诗集收录我自十七岁至五十岁期间写作的诗词近三百余首。其实，早在1996年，我就打算出这本书，并请我的老师徐迟与曾卓先生分别写了序言。这两位著名的老诗人对旧体诗词从来都没有嗜好，甚至在心理上有所排斥。在他们看来，旧体诗词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在以白话文为发端的新文学走过七十余年岁月的时候，我出这样一本书，显然有悖于他们的期望。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两人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认为这产生于旧学韵律，应是我把握新文学的可靠保证。
写作旧体诗词，是我童年时家学的必修课。我的外祖父是一个著名的老中医，把脉应诊之余，尤好诗词与书法。我五岁时，他就教我开笔，练习点横竖撇捺。第二年，又教我对对对子。从一个字开始，他说“绿”，我说“红”单字对稳了，就加到两字对。最后，一直对到五十岁。五十年代末，在小学念书的我，在课堂上实在学不到什么东西，倒是外祖父的“私塾”，真正地培植了我文学的童子功。
十二岁之后，家中屡遭厄运。小舅因为写诗而被诬为“反革命”被投进监狱。家属统统受到牵连。我也因此缀学。尽管外祖父再也无心教我，但我已步入了自我求学的良性轨道。十五岁时，去城外踏青，看到桃红柳绿，一片生机，不禁春心勃发，写下“花如初嫁女，树似有情郎”的诗句。此时，尽管我仍处在巨大的厄运之中，但青春的力量更是无坚不摧。我并不知道初嫁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我仍以花喻之，这大约就是孔子说的“生而知之”了。这首诗我并不想给人看，但不巧还是被外祖父发现，他严厉地申斥我：“你年纪这么小，就想做风流的唐伯虎，长大了有何出息！”我当时并不知道唐伯虎是谁，更不知道斯时恶劣的政治环境足以无情地扼杀一名多愁善感的少年。
果然，在我十六岁的时候，不是因为写诗，仅仅只是念诗，就遭到一场莫大的侮辱。那是一个早晨，我与另一名青年如厕时念起岳飞的《满江红》。至于为什么在那种地方念起这首诗，因为年代久远，确切的原因已无从回忆。但是，早饭后，当我们来到课堂，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当着校长和工宣队的面，揭发我们在厕所念反动诗词，说我们念“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含沙射影地攻击守卫边疆的解放军，教室里当时一片哗然。我与同伴两人被揪到前面亮相。因我年纪小，亮了相后便回到座位，而同伴被送进学习班进行批斗改造。
十七岁，我举家下放农村，在偏僻的山沟，所有的文学书籍几乎抄查殆尽。但是，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乡村郎中和一位乡村木匠，他们都喜欢写作旧体诗词。他们都年近半百，与我是两代人，但因为诗，我们成了忘年交。多少个风霜雨雪的夜晚，我们聚在一起切磋诗艺。他们将藏起来的古人诗词专集偷偷拿给我阅读。在乡下的四年，是我学习诗词的第二个阶段。
后来，我参加工作到了县文化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又调到县城当专业作家。师从徐迟之后，我很少接触到古文，而跟着迟老学习西方古典文学，从《荷马史诗》一直读到但丁的《神曲》。但是，每逢碰到酬酢迎送之事、登临别离之时，仍免不了技痒，信口诌出几句来。
第一本旧体诗词《闲人诗稿》中的作品，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我一向认为，旧体诗词的写作更具备私密性，也更见作者的性情。新中国成立后，旧体诗作为封建文化的一部分，虽不禁止，但更不提倡。解放后出生的人，学的都是白话文，对旧学知之甚少，这就是文化的断裂。近年来，写作旧体诗词的人又多了起来，但像我这样五十岁上下的人，能够自如运用格律的，却是少之又少。
2005年后，我游历渐多，履迹所到之处免不了赠答、免不了吟哦，雪泥鸿爪是也，敝帚自珍亦是。今年春上，接受朋友们的邀请，到西安《三秦大讲堂》作讲演。事毕会友，微醺之后，拈韵心起，于是即兴给在坐诸友各赠小诗一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经纬先生亦在席间，遂盛情提出，将我近三年来写作的旧体诗，再辑为一册，交由他们出版。早就有人说过，诗集是出版家的毒药。新诗如此式微，何况旧诗？此情之下，高先生的友情，更值得我敬佩与感谢。归汉后，抽时间将散在各处的旧诗收聚起来，稍作编纂，辑为《闲庐诗稿》，交给了高先生。从闲人到闲庐，闲未变。将人换为庐，盖因我今年夏天搬家，新家在东湖边上，香樟林中，真乃赋闲的好去处，便以闲庐名之。入住之后，这册诗稿又是新居篡成的第一部书稿，故以“闲庐诗稿”名之以资纪念。或有人问：“”你是何等的一个忙人，怎么可能是闲人呢？我笑着回答：“人忙不要紧，只要心闲就好。”
再次感谢高先生和陕师大出版社的诸位同仁，正是因为他们不害怕毒药，我才得以机会向读者展现我的人忙心闲的快乐生活。
2008年8月10日 写出梨园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