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清晨，文静的夜姑娘刚刚用灰褐色的纱裙掩遮住细滑的肌肤，东方天际尚未吐出鱼肚白，从门前濒临一条小河的一座低矮的木板房里，随着一扇发白发乌的杉木门轻轻拉开，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三四，年龄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的男孩走出来。他肩上背着个粪箕，手里拿着把粪铲，一个哈欠过后，两个眼珠滴溜一转，明亮的眸子如乌云下一道闪电，亮亮的，精精爽爽。他步履快捷地踏着河边的石板路，拐过一座石面小桥，有时还在桥头右侧的古樟树下撒泡尿，然后一溜儿小跑地拐上通往县城的大道。
这个镜头，街坊四邻不知眼帘拍摄过多少遍，也没有精确计算过时间跨度究竟是几年几月又几日。
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个外乡人，家庭出身成分不好。
他的名字叫张曼新。
他每天一大早儿起来，是去拾粪。
这孩子，机灵、勤快、倔强，肯吃苦，有时又很顽皮，这几年没少挨他母亲周雪影的打。
怪哉，那年张曼新不是跟着他父亲张式春回原籍青田县三溪口村了么？怎么如今又成为外乡人了呢？！
难道他现在住的地方已经不是青田县三溪口村了？
对的。
他现在住的地方是瑞安县（如今已改市）莘塍区董田乡华表村。瑞安县的华表村与青田县的三溪口村相距一百多公里。两个村子也不属于一个县，本村人岂不视他为外乡人？
那么，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原籍而来到异乡呢？
当张曼新追溯起这个变化时，沉重的脸上露出一种痛苦的无奈。
那年，他父亲张式春满怀热望地带着全家回到三溪口村，可是没过多久原来的希望就变成了失望。
一来，张曼新的祖父张宗怀和祖母伍文柳对他们一家的“落叶归根”从内心里讲并不欢迎，尤其是他的祖母表现得更是不加掩饰。起初，他祖母满以为他们一家人回来肯定是“衣锦还乡”。张式春在国民党部队呆了十多年，大小总是个军官，又是个开汽车的，肯定腰包揣得鼓鼓的。常言道：“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况且，无论哪朝哪代，当官的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三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有几个当官的真正是超凡脱俗，两袖清风？要不，人们都争着当官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名为了利？谁知，张式春十几年的积蓄除去由南宁到三溪口村的一路花销，余下的所剩无几。究其原因，倒不是他多么廉洁，一尘不染，而是太老实，老实得都有些过分，有些迂腐，甚至有些窝囊。为此，周雪影没少埋怨过他。你想，张曼新的祖母以为他们的到来使家里突然长了棵摇钱树，没想到却来了一群穷鬼，反而增加了五张吃饭的“填不满的窟窿”，她能高兴么？
其次，张式春自幼读书，到国民党部队后又是开汽车，回到三溪口村就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吃。可是，耕、構、锄、耪这些基本的庄稼活他样样都拿不起来，充其量只能顶个半劳力。周雪影呢，不要说不会干庄稼活，就是一开口像唱歌一样说的是普通话，一句本地话都不会讲，说上七八句张曼新的祖母连一句都听不明白，还有她整天穿的衣服是干干净净、利利落落，一年四季脚上都穿鞋，就是不肯打赤脚。就凭这两样，张曼新的祖母从心里就不待见。
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张曼新的父亲张式春这一辈子共有三兄妹，即张曼新还有一个姑姑和一个叔叔。姑姑名叫张春英，叔叔名叫张式寿。张式寿是张式春解放前花钱供着读的大学，解放后分配到距青田几十公里远的景宁县第一中学任教。张春英的丈夫夏志善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据说长期在国民党国防二厅工作，张春英与小张曼新四岁的儿子夏曼悟留在大陆，长期与张曼新的祖父祖母一起生活。不知是应了“天下父母爱小儿”的古语还是张春英一直跟父母生活感情深，张曼新的祖母对女儿和外孙格外疼爱，而对儿子尤其是对儿媳及孙子孙女却冷眼相待。
再有，本来张曼新的爷爷张宗怀土改时因有五间瓦房、八亩五分田和曾雇过长工，被定为地主成分，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多亏他人缘好，村政府和乡亲们没对他采取“专政”行动，可是张曼新一家人回来后，他父亲张式春是国民党军官，属于监督劳动改造之列，他母亲周雪影又出身军阀高级幕僚家庭，曾经是官宦之家的阔小姐，也属于“专政”范围，这岂不是雪上加霜么？
这诸多的因由，张曼新的祖父和祖母怎么会不嫌弃他们一家呢？
人被嫌弃了还能有好日子过呀？
张曼新的母亲周雪影不是不会干庄稼活么，那么张曼新的祖母伍文柳就叫她去磨面。
青田一带磨面不像北方磨面用驴马拉磨，北方磨面一次少说也要磨个二三十斤，而青田一带是用手臂三百六十度地摇，一次大多磨上三四斤。那石磨虽不像北方的石磨大，可俗话说得好，“路远没轻载”。用这种磨磨面，每次在磨眼里只放四五粒粮食，磨完三四斤面需要半天时间。你想，四五个小时不停地摇，一般人的胳臂哪里吃得消？周雪影过去从来没干过这种笨重的力气活，她哪里受得了呀！第一天磨面还好点，可是从第二天开始她的右胳臂就肿得抬不起来了，挽起袖子一看肉皮红萝卜似的，红中带亮，摇起磨来又酸又疼，像刀割一样，额头的冷汗一层一层地冒。晚上躺在床上，整条胳臂不知往哪儿搁，一剜一蹦地疼得像化脓，那滋味儿，实在难以忍受。周雪影性格很刚强，但刚强的她在磨面时也没少掉眼泪。
张曼新的祖母还给周雪影定下一条规矩：不磨完面不要吃饭。
说来也怪，周雪影每天上午紧赶慢赶磨完面，保准是过了吃中午饭的时间。
赶不上吃热饭就要吃凉的。
可是给周雪影剩下的凉饭又是什么呢？
张曼新的祖母每天中午做的少得可怜的净米净面的饭食，是叫下田干活的男人和孩子们吃的，女人们只吃蕃薯面做成的饭食，凉了，硬梆梆，黑漆漆，那模样用周雪影的比喻像个“狗屎橛儿”。吃一口甜中发涩，还有些牙碜，再加上没有可口的菜，吃起来卡在喉咙口就是伸直脖子也难以下咽。
这还不算，张曼新的祖母将全家十来口人的衣服都叫周雪影洗，缝缝补补的活儿也都叫周雪影做，农忙时田里的活计也要叫周雪影帮助干。
那苦，可没少吃呀！
那累，可没少受呀！
当然，张式春一年四季也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别人需要出五分的力气就能干完的活儿，他要出十分的气力才能完成，能不苦不累么？
既然在三溪口村实在呆不下去，那就回广西南宁吧？
周雪影在二溪口村生活了十几天，就难以忍耐地对张式春说咱们回南宁吧，在这里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你不是向领导请的是长假么？回去就可以上班。
张式春呢，他觉得在三溪口村虽然苦点累点，但总能过上个安心的日子，所以一直不吐口。周雪影为此没少与他争吵。但吵归吵，张式春不说走，她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的也没办法。
就这样，张曼新一家在三溪口村逆来顺受地生活了四年。
到了一九五五年，真个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前后不到两个月，周雪影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她的女儿，另一个是她在瑞安县华表村的妹妹周玲叫她带养的儿子小波。
自己的女儿死了，周雪影还不怎么悲痛。死了一个女儿还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叫张曼萍再说，孩子生在这样的家庭也是活受罪，死了就死了吧。可是，自己的妹妹周玲的儿子死了周雪影却是悲痛欲绝呀！妹妹周玲虽然有三个孩子，可小波是她惟一的儿子呀！周玲将儿子给姐姐带养，除了自己因当教师实在太忙外，还有一层用意就是借此每月给姐姐寄十几元钱，以补生活之需。休看这十几元钱，在那年月可就顶大用了。他们一家到三溪口村后，过了不到两年张曼新的祖母就叫他们单独过日子了。一家六张嘴，要单独过日子，连买蕃薯面吃的钱都没有，可怎么活呀？张曼新的姨妈周玲听说后，就把儿子小波送来，于是这十几元钱就派上了大用场，一家人饿肚子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对于妹妹的一片心意，周雪影心里是明镜似的。再有，这两个孩子死得是不明不白。两个孩子开始都是先喊肚子痛，接着发高烧，还没来得及送医院，就没气了。从发病到死仿佛是眨眼间的工夫，到如今也没弄清楚究竟是什么病因。
“老天爷呀，哪怕你叫我死一个儿子呢，也不该把小波带走呀？这叫我可怎么向妹妹和妹夫交待呀？！”周雪影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
那几天，周雪影的脸像贴上一层黄裱纸，没有一点血色，目光直勾勾的，不吃不喝，傻了似的。
周玲和丈夫古炎闻讯后，火速从瑞安县华表村来到青田县三溪口村。周玲不但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为儿子的死当着姐姐的面掉一滴眼泪，还不住地劝周雪影姐，您不要老是想不开，黄泉路上无老少，人的寿命都是有定数的，小波死了，是他的寿命就该这么长。人死如灯火，伤心也救不活他。再说，我和古炎还年轻，想要儿子，就再生一个呗！
“我的好妹妹，你这是磕掉门牙往肚里咽呀！”周雪影心里知道这是妹妹周玲说给她的宽心话。可是，周玲愈是强忍着失子之痛，周雪影就愈发地自责。她两眼哭得像对红灯笼，充满了血丝，喉咙肿得连口水都咽不下去，整个脸脱了形似的吓人。
周玲和古炎深感周雪影一家在三溪口村的日子实在难熬，同时他们夫妇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在华表村分的几亩田也无人耕种，家务事也需有人料理，所以就动员周雪影全家搬到华表村去住，在华表村落户的事情由他们负责办理。
华表村是个地道的鱼米之乡，距海边只一步之遥，又在飞云江畔，田畴平展，河渠纵横，四季稻香，鱼虾鲜美。相比之下，三溪口村虽说是青山秀水，田畴满坡，但比起华表村来要贫穷得多，闭塞得多，落后得多。
周玲的丈夫古炎虽然也在国民党部队呆过，按说级别比张式春还高，可是由于他家庭出身是贫农，父亲一直是华表村小学的教师，威望很高，他们夫妻两个回到华表村后，又在华表村小学任教，所以博得当地政府和村民们的拥戴。几年后，他们由民办教师转为国家公职教师，两个人每月的工资四十八元，在那时的乡下算得上是个富裕人家。
于是，周雪影见妹妹和妹夫实心实意要他们去华表村，便与张式春说了声，就答应了。
这就是张曼新一家由青田县三溪口村来到瑞安县华表村的经过。其中充满了难以启齿的辛酸。
张曼新一家六口来到华表村的姨妈家，姨妈家除了姨妈和姨夫外还有两个表妹，一个叫古媛媛，一个叫古蓓蓓，再加上不久从四川搬来一起生活的外祖母唐富荣，总共为十一口之家。
十一口人住在小河边这座不足五十平方米的低矮的木板房里，不要说进进出出，就是连夜晚怎么睡觉都难以想象。
笔者不久前陪同张曼新故地重游，通过亲眼目睹得知，屋里面用木板隔成三间房，靠里面的两小间，一间是张曼新的姨妈一家睡，一间作为厨房，临近小河的那个长条房间，白天将木床板拆掉作为堂屋，夜晚供张曼新一家六口加上外祖母睡觉，由于房间窄，就采取“打通腿”的办法，即一个人头朝里，一个人头朝外，这样每个人不仅占的面积小，还节省铺盖，一举两得。
周雪影在这由三方组合的大家庭中，扮演当家人的角色，收拾屋子做饭，缝补浆洗，看管孩子。周玲夫妇每月将工资悉数交给她，由她安排着过日子。
周雪影感到，越是妹妹和妹夫信任自己，就越要处处做到节俭、公平和严以律己。尤其是对于孩子们的吃喝穿戴，她宁肯有两块糖都给媛媛和蓓蓓吃，也不掰成四份叫曼君和曼萍与媛媛和蓓蓓分着吃。她想，一块糖掰两半总免不了这一半多那一半少，分不均匀就容易产生矛盾，滋生罅隙。后来周玲发现了这个问题，多次郑重地给周雪影讲，外甥女和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该厚此簿彼。可事后，周雪影依然我行我素。所以，周雪影在这个大家庭中“当政”十几载，姐妹两家从来没有产生过裂痕。
由于周玲和古炎时常在学校住，两个女儿由周雪影照管，所以媛媛和蓓蓓对周雪影格外亲。直到今天，蓓蓓还向周雪影叫妈，向周玲叫姨。
周雪影过去总给张曼新讲，人要知恩图报。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姨妈的恩情。张曼新对于母亲的教诲，牢牢铭刻在心，不但以后对姨妈一家加倍报答，而且对于别人也以体恤、宽容和仁爱处之，拓展了其广阔而豁达的胸襟。
张曼新到了华表村后，继续读小学，放了学就帮助母亲看孩子，每天一大早儿就去拾粪。
这便是街坊四邻几乎每天清晨都摄入眼帘的镜头。
张曼新每次拾粪总要比其他孩子拾得多。他的诀窍是跟踪追击，即用快跑的办法紧紧跟在猪的屁股后面，发现猪要屙屎了，立刻将粪箕放在猪屁股下，这时猪的两只后腿向两侧一岔，一摊冒着热气的猪屎“咕咚”一声落在他的粪箕里，谁也休想抢走。他那看着猪粪落粪箕的目光，得意中带有几分狡黯。
人说：机灵的孩子大多都顽皮，大多顽皮的孩子都机灵。
张曼新是既机灵又顽皮。
那还是在青田三溪口村时，张曼新时常与同龄大的孩子到村头的河里抓鱼。因为河水清澈见底，别的孩子看到一条鱼在游动，立刻饿虎扑食般蹿上去，又喊又叫，又拍又打，结果闹腾了半天也没抓住。可是张曼新呢，却不吭不哈，留心观察鱼的习性。他发现，鱼一见到人的影子和响动，就往河床里的石头底下躲。于是，他抄起一块大鹅卵石，猛地举到头顶，随着“嗨——”地一声，鹅卵石“砰”地砸在藏有鱼的石头上，被震昏的鱼立刻翻着白肚皮浮出水面。结果，抓了半天鱼，别的孩子两手空空，张曼新却大获丰收。
张曼新到了华表村，有时顽皮地躺在桥头右侧的长条石栏上佯装睡觉，待与他年龄相近的女孩子路过他身边，便掀一下人家的裙裾或搞出点什么恶作剧，有的女孩子气不过，就去找周雪影告状。张曼新料到，要挨母亲一顿打是肯定无疑了，于是，他灵机一动，回到家就把小妹曼萍拉过来哄着玩。当周雪影气咻咻地质问张曼新为什么欺负人家女孩子并抄起扫地苕帚就要诉诸武力时，他立刻往曼萍屁股上拧一把，曼萍“哇”的一声大哭，周雪影以为小女儿被吓着了，急忙扔下苕帚去哄曼萍，张曼新便趁机溜之乎也，一顿皮肉之苦随之避免。
张曼新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那年，他没有告诉父母，独自一人到瑞安县城去玩。
华表村距瑞安县城十二华里。
一路上张曼新就像逃出牢笼的小鸟，甭提多高兴了。他扎煞开两个手臂，模仿鸟的双翅，蹿呀，跳呀，喊呀，叫呀，总觉得自己能飞起来，而且能飞到人的肉眼看不到的高度。
他到了瑞安县城，置身于繁华的闹市，觉得什么都新鲜，左看右看瞧不够。待他觉得饥肠辘辘了，一摸口袋，一分钱都没有装着。因为周雪影过日子节省，也不让孩子们养成平时乱花钱的毛病，所以从来不给孩子们零花钱。
饥饿的滋味儿真难受呵！
眼巴巴地看着街道两边摩肩接踵的卖食品的摊位和饭铺，那白花花的米饭，那暄腾腾的馒头，那油黄油黄的糍粑，那香气四溢的糕点，没有钱只能干眼馋呀！
偷，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敢付，众目睽睽之下他又觉得难为情。
不敢偷还不肯讨又没贫钱，那就只有饿肚子了。
这是张曼新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没有钱的难处，也是他最深切地体会到没有钱的人的苦楚。
饿着肚子就不要再瞎逛了，那就快回家吧！
张曼新刚刚跑出县城没多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变阴的天空灌了铅似的灰中带黑，黑中泛亮，一阵风吹来，凉嗖嗖的，浑身激灵打个冷战，顿时暴起一层鸡皮疙瘩。
“不好，要下大雨！”张曼新一句话刚喊出口，瓢泼大雨像决堤的洪水，从天而降。刹那间，混沌了天空，混沌了地面，四周水茫茫一片。
浑身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张曼新，一看天快黑了，道路上是没踩深的雨水，到华表村还有十多里路，怎么走哇？！
他突然想到乘船。对，要是乘船回家，再大的雨也不怕了。
于是，他跑到县城通往华表村的一个码头，恰巧有一老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立在船头，在等候乘客。
他“噌”的一步跳上船，开口说道：“到华表村！”颇有几分颐指气使。
老翁见张曼新年岁虽然不大，但口气不小，像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本来想问问他乘船有没有钱，却呶了呶嘴没有说出口。但是，当到了华表村，就不能不提钱了。于是，他向张曼新一伸手：“拿来吧，两角钱。”
“两角钱？怎么要这么多！”张曼新一听眼都直了。休说两角钱，身上就是一分钱也没有呀！
“大伯，我、我今天身上没带钱。”张曼新嗫嚅地鼓了鼓嘴，怯怯地说。
“什么，你没钱？你没钱怎么乘我的船！”老翁的眼珠瞪得核桃般大。
“大伯，我身上真的没带钱，不信，您、您翻。”张曼新见老翁大为光火，吓得都口吃了。
“你不用骗我，我不信！你不是说你的家在华表村吗？走，我跟着你向你父母要去！”大概老翁过去经过不少这类事，所以显得很老道。
张曼新一听傻眼了。其实，他的家距离老翁停船的地方不足五百米，只要把船头往右一掉，穿过小桥就到了。然而，张曼新心想，不能据实告诉他。他要是知道了，保准会找到家里，向母亲索要。母亲听说后，还不扒掉自己一层皮呀！两角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一斤咸盐才五六分钱，一斤鸡蛋还不到两角。可是，不告诉他，又没有钱给他，他怎么肯叫自己脱身呢？
鬼机灵的张曼新想起脚上穿的是周雪影刚给他做的一双新布鞋，便毫不犹豫地扒下来，向老翁眼前一举大伯，我的家在村子里面，我把这双新鞋先押给您，然后我回家去给我妈要钱，等我回来再用钱赎我这双新鞋，这样总可以吧？您看，这双新鞋，两角钱总值吧？我要真不回来送钱，您也不会吃亏。
老翁见张曼新说得有理，就同意他下船去给家里要钱。
张曼新下了船，跪在泥水里向老翁磕了个头谢谢大伯！然后撒腿就往村子里跑。他哪里敢立刻回家呀，他往村子里跑的目的，一是叫撑船的老翁不会追上来跟着他到家里要钱；二是要找个地方，捱到天黑，再想个法子躲过母亲的打。
天黑了，雨还在紧一阵儿慢一阵儿地下个不停。已经做好晚饭的周雪影左等右等也不见张曼新回家，门外天黑得像扣了口锅，一切都失去了本来面目，又下着大雨，他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呀？！
周雪影叫张式春出去找了两遍，张式春回来说没有找到。
周雪影又派曼君和曼林到张曼新几个同学家去问，回来也都讲他的同学们不知道张曼新的去向。
这一来，周雪影慌了。
全家人也都慌了。
一家人像屋子里着了火似的冲出门外。
“曼新——！”
“哥哥——！”
呼叫声此起彼伏。
周雪影的喊声中明显地带有哭腔。
这时，张曼新才佯装跌跌撞撞的样子从远处跑过来。
周雪影惊喜地看到了儿子，虽然愤怒地责问张曼新到哪儿去了，但当张曼新告诉她到外村一个同学家玩去了，回来因天黑雨大迷了路，鞋也跑丢了，她只顾庆幸儿子平安无事，也就不打骂儿子丢了鞋了。
张曼新在少年时做的这种“鬼头”事儿可谓举不胜举。他妈周雪影经常叫他去买酱油，给他一角钱。鬼机灵的张曼新，脑瓜一转，只买了八分钱的，剩下的二分钱便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以备买块水果糖呀什么的。但是，他又怕被他妈看出买的酱油少，于是到河边将酱酒瓶“咕嘟嘟”灌进一些河水。这样一来二去，他妈发现酱油怎么那样稀呀，一拷问，张曼新才供出实情，当然一顿打总要挨定了。
张曼新在华表村被视为外乡人，又家庭出身不好，尤其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受到的歧视和虐待使他四十年后向笔者回忆起来，依旧不寒而栗。
张曼新小学毕业时，因祖父张宗怀的地主成分和父亲张式春曾为国民党中尉军官的历史问题，被当地的中学拒之门外。
上不了学就得在农业社参加劳动。
年仅十三四岁又身材瘦小的张曼新，与身强力壮的大人们干一样的农活。
可是，每天劳动结束后，记工分时，给壮劳力记八分，给与张曼新同龄大的半劳力记三分，却只给张曼新记一分半。
这也太不公平！也太欺负人了！
张曼新实在气不过，这天趁劳动间隙，问队长为什么给他记那么少的工分？
常言道队长队长，半个皇上。这个队长平时就专横跋扈，没想到被他视为“地主崽子”的张曼新会突然质问他，一时又想不出如何回答为好，脸蛋子一下子红得像个猴腚，粗脖子涨筋地冲着张曼新吼道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哪个不比你的成分好？
“成分不好又怎么啦？我又没比他们少干？”张曼新理直气壮。
“你再看看，他们哪个长得不比你高？”队长满口喷着唾沫星子。
“长得高怎么啦？”张曼新一梗脖子。
“长得高就比你力气大！”队长那粗嗓门像牛吼。
“我不信。”
“你不信？那你敢不敢跟他们摔个跤试试？”
“试试就试试！”张曼新一梗脖子。
“好。”队长拉过一个比张曼新几乎高半头而且年龄比张曼新大三四岁的孩子，“你跟他摔！”
好胜心强的张曼新挽起衣袖，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两眼虎虎地盯着那个比他高的孩子，抻脖子探脑门，那神态活活像头顶架的无所畏惧的牛犊子。
“上，狠狠地摔他个外乡佬，摔他个地主崽子！”周围的人齐声为那个大孩子呐喊助威。
结果，两个人一交手，没有僵持多久，张曼新冷丁用左腿往对方两腿间一伸，一个绊子，借势上身一用力，把那个大孩子摔了个仰面朝天。
“呸，软蛋稀泥！”队长黑着脸骂了那个大孩子一句，向另外两个身高与张曼新不相上下的孩子一挥手，“上！”
两个孩子慑于队长的威严，焉敢不上去摔？他们猛地冲过去，一个抓住张曼新两只胳膊，一个抱住了张曼新的后腰。
张曼新就势往下一蹲身子，先是用后脑勺顶住身子前面那个人的下巴颏儿，他不禁往后一仰脖子，张曼新趁机双臂用力一操，那人一连后退了好几步，一屁股蹲在地上。张曼新接着一回身子，双手抓住身后那个人的裤腰带，憋足一口气，双臂用力往前一抡，那人被扔出去足有一米远，像个从藤架上掉下的南瓜，“咕咚”摔在地上。
“妈的，我就不信贫下中农摔不过这个地主崽子？”队长的脸拉得像驴，脖子涨得比头粗，可着嗓门冲着四五个像张曼新大的孩子吼，“你们他妈的都给我上，摔死他个头毛生的（即婊子养的）！”
“对，都一齐上，看你们能不能把他摔倒！”周围的人又嗷嗷地大叫着起哄。
四五个孩子一齐扑上去，抓胳膊的抓胳膊，搂腰的搂腰，扳腿的扳腿，尽管张曼新拼死挣脱，终因寡不敌众，被几个人按倒在地。
“你服不服？！”队长叫那三四个按着张曼新的孩子松开手，指着爬起来的张曼新的脑门，得意地问。
张曼新用袖子一抹嘴巴上的土，两眼愤怒地瞪着队长：“不服！他们几个人摔我一个，算什么本事？”
队长见张曼新居然像吃了豹子胆一样顶撞自己，恼羞成怒地用本地方言大骂了一句：“狗生的，假死假呆，板门上抬抬！”抡起胳臂，一巴掌重重地打在张曼新的左耳上。
张曼新顷刻间觉得左耳“叭”的一声像个炸雷响起，被震得脑袋“嗡”的一声，两眼直冒金星，嘴角顿时流出一股殷红的血迹。
张曼新的左耳被残酷地打聋了，至今未愈。
张曼新回到家向父母哭诉，命蹇的父母听了虽然心里愤愤不平，但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忍着愤懑劝告儿子，要忍气吞声，谁叫我们家庭成分不好呢？队长打了也就打了，不服气又能怎么着？以后不要再与别人比，人家是贫下中农。父母在给张曼新说这番话时，眼里透着痛苦而忧伤的无奈。
前不久，张曼新告诉笔者，要是有机会的话，想找一找那个曾打过他的队长，不是要再理论个高低，而是告诉他那不是他的过错，是那个时代对人性的扭曲。
这就是张曼新宽阔的胸襟！
这就是张曼新超然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