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归侃，吴珊受人之托，还是把任老头儿续聘特护兼家庭教师的意思当作正经事儿对陆晓丹说了。没想到，晓丹一口便答应下来。
结果，吴珊反而犹豫了。她没给任老头儿回话，先把老同学请到自己的单身宿舍里，冲好两大杯“滴滴香浓”的麦氏咖啡，要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晓丹，你听说过陪老女吗？”
“外国小说里有，电影里也见过。”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职业呢？”
“性质？人民内部矛盾！”陆晓丹笑了一下，“这跟政治无关。从医学和心理学上讲，老年人往往产生一种孤独感，喏，子女不在身边，自身行动不便，从工作岗位和社交圈里退了下来，独自生活，无法消磨时光，很难克服寂寞。严重的还会形成一种病态。在这种情形下，这位老人，老头儿也罢，老太太也罢，就需要身边有个年轻人，给他读读小说，念念报纸，陪他聊天儿，把外部信息——社会新闻、趣闻、故事、市场见闻之类的种种消息传递给他，克服老人那种与世隔绝乃至被社会抛弃的孤独感、失落感。现在是信息时代，据说还达到了信息爆炸的程度，任何人缺少了信息都是无法生活的。对于一位老人，尤其是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信息爆炸——信息量过大，他受不了，反之，信息量太小，他也无法生活。因此，你说的这种陪老女，实际上是孤寡老人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一座桥梁。”
吴珊当即就被说服了，频频点头：“没想到你对这事儿还挺有研究！我只是感觉陪老女这个名称不雅，有点儿那个，很容易叫人产生误解……这个女，那个女，带有贬义。”
陆晓丹板起了脸：“这要看我们女人是不是尊重自己啦。”她见吴珊有些尴尬，又缓和了口气，“当然啦，我也不是要求妇女在一切方面都跟男人打个平手，甚至比男人还强。女人有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女性温柔，细心，所以全世界的护士绝大多数都是女的，除了那些以强制手段管理精神病人的男护士，幼儿园的阿姨们也不会换成表叔。同样的原因，人家只会聘用陪老女，而不要陪老男。”
“好啦，我同意你的观点，还不行？”
“不行。吴珊，你脑子里的世俗观念还多着呐。陪老女不是贬义词！她除了温柔、细心、有耐心和责任心、同情心之外，还需要有比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文学艺术素养。最好还得有点儿幽默感，否则，遇上个脾气古怪的老头老太，你如何跟他建立友谊呢？如果不能建立友谊——忘年之交，又怎么为他服务？”
“晓丹，你是不是跟任老头儿，包括他的小孙女儿玲玲，你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友谊？”
陆晓丹想了一会儿，喝着咖啡，没有正面回答：“我不知道……我只是对这个老头儿的身世很感兴趣。也许，很可能，他还是我父亲生前的一位朋友，奇怪的朋友——我父亲笔下的一个人物——怪老头儿。”
吴珊和陆晓丹，这二位老姑娘，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也是受了世俗的影响吧，待客不用茶，却用洋饮料，好像这样就更体面些，更礼貌一些。说实在的，她俩连喝酽茶的本事都没有，咖啡却冲了两大杯——又误以为这“滴滴香浓”的玩艺儿越浓越好，杯子越大越好，哈，自作自受，现在已是晚十点了，却是越喝越兴奋，谁也不困，好作彻夜谈了。
“什么怪老头儿？你父亲的朋友？”吴珊一时摸不着头脑，心中反而起了悬念，加上咖啡因的作用，便要寻根问底儿了，“晓丹，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分手，后来虽说也通过信，见过面，毕竟这十年不常在一起啦。今晚一谈，觉得你的知识面儿比我宽得多。讲讲你这十年的经历好吗？”
“没什么好讲的。其实我大致也告诉过你……唉，一言以蔽之：自讨苦吃。”
显然，陆晓丹不愿细谈自己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甜酸苦辣。吴珊也了解这位老同学的倔脾气，不愿说的时候你逼她也不说，要是她高兴了，自会竹筒倒豆子——一粒儿不拉的全都说出来。
“那，你就说说任安平怎么会是令尊大人笔下的怪老头儿呢？”
“这也说起来话长啊……”陆晓丹沉默片刻，还是说了个简单的梗概。
1969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谢富治亲自作报告，“动员”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农村去“下放劳动”，“插队落户”当农民。要求“四带”：带户口，带家属，带工资，带档案。只因为这一招儿太“左”，也太损点儿啦，遭到了多数干部和农民的抵制，才未能彻底执行。
“我父亲是个文学编辑，出版社都散摊儿了，他不走也得走。下放到了密云县古北口迤东的司马台村。工资、档案、户口都由军代表直接转给了公社。只因为司马台是个很小的村庄，没有房子腾给下放干部和家属们住，妈妈带着我才暂时留在了城里。”
当时，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头文件”规定得很严厉，谢富治先生也讲得极其明白：为了照顾广大下放干部的生活困难，插队落户的头一年工资照发，此后，一律取消工资，去当货真价实的农民——挣工分过日子。谢富治先生身披一件军大衣，从首都体育馆主席台的座位上跳将起来，对着万名下放干部慷慨激昂地大声问道：“贫下中农从小就当农民，当到白发苍苍还是个农民！为甚么你们一旦当了干部，就只能上不能下，就不能下去挣工分当农民呢？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只有把家属和城市户口全都带下乡去，并且取消工资，靠体力劳动挣工分过日子，才能体会到贫下中农的疾苦，才能真正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焕发革命的青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听明白，我说的是回到革命队伍，并没有说回到干部队伍，回到城里来！”
台下响起了一阵阵口号声，无非是坚决执行“最高指标”之类的豪言壮语。许多人在军代表的率领下振臂高呼。有些人拼命呼喊，目的是让军代表听见看见，相信他的革命觉悟比别的下放干部高，以便将他下放到平原村，较富裕的村，靠县城、靠集镇、靠公路近一点儿的农村，让自己和老婆孩子少吃些苦。
跟着大家一块喊口号的文学编辑陆钧——陆晓丹的父亲，书生气十足，革命觉悟较低，对谢富治先生的“动员”报告有抵触情绪，口号喊得不响亮，干涩的眼眶里也没有充满激动的泪水，大概是被军代表看出来了吧，这才给以充分“照顾”，提供一个艰苦磨练的机会，下放到离城最远、条件最差，又穷又小、紧挨在长城脚下的山村司马台。
陆晓丹苦笑了一下，解释道：“北京市的干部只能在北京市管辖的郊区县插队，不像中央单位的干部那样可以下放到外省去，所以，再远，也还是比较近的。我父亲下放的小山村司马台，相对来说，离北京城很远，但是，离万里长城很近。”
就是在司马台，在这段并不古老的长城脚下，陆钧认识了一位被“监督劳动”的怪老头儿，并且与他交上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