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可能少选那些耸人听闻的案件，而只选择最能证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卓越才智的典型案件。但是，不幸的是要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分开是相当困难的，对此我真是进退维谷。要么必须牺牲那些对于他的叙述不可缺少的细节，从而给问题加上一种虚构的印象，要么就得使用随机而不是选择所得的材料。做了这番短暂的开场白之后，我将翻阅我的记录，看一看一系列虽然特别可怕但却十分离奇的事件。
八月的天，火辣辣地热。贝克街像一座火炉。阳光照在大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刺得人的眼睛发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冬天隐约出现在朦胧迷雾之中的也是这些砖墙。我们的百叶窗放下一半，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上，拿着早班邮差送来的信一直在看。我呢，在印度工作过，练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本领，华氏九十度的气温也挺得住。早晨的报纸枯燥无味，议院早已散会。人人都出城去了，我也想去新森林或者南海海滨度假，因为存款用完，只得推迟假日。至于我的同伴，乡下和海边都引不起他丝毫兴趣。他愿意呆在五百万人之中，把他的敏锐触角伸出，敏锐地探索需要侦破的每一个谣传和疑点。他的天赋虽高，却不会欣赏自然。只有当他把精力从城里的坏分子转向乡下的恶棍时，他才去乡间透透空气。
看到福尔摩斯全神贯注，一副不想说话的样子，我把枯燥乏味的报纸扔在一边，靠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正在此时，我同伴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它看来是一种最荒谬的处理争执的办法。”“最荒谬！”我惊呼道，忽然意识到他说出了我的内心所思。我从椅子上直起身来，惊讶地盯着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看见我迷惑不解的样子，他爽朗地笑了。“不知道你是否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伯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其中有一个人把他同伴的想法一一推论出来，当时你还认为，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巧妙的构思，当我说我也有同样的推理习惯时，你表示了怀疑。”“哪里的话！”“你嘴里也许没有这样说，亲爱的华生，但是你的眉毛告诉了我。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对此加以推论，而且还打断了你的思索，以证明我对你的关注。”
不过我还是很不满足。“你举给我的那个例子中，”我说，“那个推论者是从同伴的行动上得出结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同伴被一堆石头绊了一跤，仰起头来望着星星，等等。可是我一直静静地坐在我的椅子里，这又能给你的推理提供什么线索呢？”“你这可是冤枉你自己了。面部表情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而你的面部表情表明了你的内心。”
“你是说，你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窥探出了我的想法？”“对，从你的面部表情，尤其是你的眼睛。至于你怎样陷入沉思的，或许你自己也回忆不起来了吧？”“我真的想不起来了。”“那么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的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你面无表情地呆坐了半分钟，然后你的眼光落在戈登将军的照片上，你前不久刚为它配上镜框。这样，从你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到你开始思考了，不过思路还未走多远。你的眼光又转到放在你书上的那张还没有配镜框的亨利·华德·毕特的照片上面。后来，你又抬头盯着墙，你的意思当然是非常明确的。你是在想，这张照片也该装进框子，恰好盖上那面墙上的空白，和那边戈登的照片相对称。”
“你对我观察得真透彻！”我惊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错你，可是你当时的念头又回到毕特身上去，你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似乎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的眼神松弛了，不过你仍旧在望着，脸上显现了思索的神情。你在回忆毕特的战绩。我很清楚，这样你就一定会想到内战期间毕特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认为我们的人民对他态度粗暴，你对此曾表示过强烈的不满。既然你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因此我知道，你一想到毕特就会想到这些。过了不久，我发现你的眼光离开照片，我猜想，你心里也想到了内战。我观察到你紧闭着嘴唇，眼睛闪闪发光，两手紧握着，这时我断定你是在回忆那场殊死搏斗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紧跟着，你的脸色又变得更阴暗了，你摇着头。你在思量悲惨、恐怖和无谓的牺牲。你的手探向身上的旧疤，嘴角抖动露出一丝笑容，这里我同意你的观点：那是愚蠢的。我十分幸运地发现，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尽管现在你已经解释过了，可是我承认，我还是和刚才一样不理解。”
“华生，这的确是十分浅显的事情。如果那天你不是对推论一事表示怀疑，我是决不会用此事打扰你的精力的。不过，我手头有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它，一定比我在解释思维方面的小尝试更加困难。报上有一节报道，说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库欣小姐收到一只不寻常的邮包。你注意到没有？”“没有，我没有印象。”“啊！那一定是没看到。给你报纸，在这儿，在金融栏下面。麻烦你大声地念一下。”
我把他扔给我的报纸拾起来，念了他说的那篇文章。标题是《一个吓人的包裹》。
苏珊·库欣小姐住在克罗伊登十字大街。她成为一次极其令人作呕的恶作剧的受害者。如果不是恶作剧，这件事便有更为险恶的用心。昨天下午二时，邮差送去一个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包裹里是一只硬纸盒，盒内装满粗盐。库欣小姐拨开粗盐，吓了一大跳。她看见里面有两只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人耳朵。这只包裹是头天上午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没有写明寄件人是谁。使问题陷进迷雾的是，库欣小姐是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处女，平时她深居简出，来往通信者甚少，很难收到邮包。但在几年前，当她独居彭奇时，曾将几个房间出租给三个医学院学生。后因他们吵闹，生活又没什么规律，不得不叫他们搬走。警方怀疑这三名青年出于怨恨，将解剖室里的遗物邮寄给她以示恐吓。还有人猜测，这是这些青年中那位贝尔法斯特人所为。库欣小姐也承认那人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在卓越的侦缉官员之一雷斯德的负责下，此事正在积极调查中。
“每日记事》报就报了这么多内容，”当我读完报纸时，福尔摩斯说，现在我们来谈一下雷斯德，今天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里说：
我认为你是极为内行的侦探并会对此案感兴趣。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查清此事，但工作进展缓慢。我们当然已经电询贝尔法斯特邮局。由于当天业务较多，无法逐一辨认或回忆寄件人的姓名，这种太普遍的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对我们毫无帮助。还是医学院学生的说法比较站得住脚。如你有空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整天不在这宅子里就在警局。
“你看怎么样，华生？能否不畏炎热跟我到克罗伊登跑一趟，同时也为你的记事本添点儿内容？”“我正想干点什么哩。”
“这就好了。请你按一下铃，叫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换好衣服，把烟丝盒子装满，马上就来。”我们上火车后，天下了一点儿雨，这使克罗伊登不像城里那么暑气炎炎。福尔摩斯事前已经发了电报，所以雷斯德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他像往常一样精明强干，一副侦探派头。步行了五分钟后，我们来到库欣小姐住的十字大街。
这是一条很长的街道，两旁是两层的楼房，清洁而整齐，两侧屋前的石阶已被踩成白色，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门口闲谈。走过半条街后，雷斯德站下来去敲一家的大门。一个年幼女仆开了门。我们被带进前厅，一个面目文静温和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灰色的卷发落在两鬓，一对秀丽的眼睛，身边放着一个装有各色丝线的篮子，在她膝上搁着一只没绣完的椅套。
“那可怕的东西在外屋，”当雷斯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带走。”“是要带走的，库欣小姐。我之所以没拿走，是想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前来看一看。”“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呢，先生？”“没准他想提几个问题。”“别忘了，这事我一无所知，问我又有什么用处？”“确实如此，太太，”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不怀疑，这件事已经够使你气恼的啦。”“是啊，我是个喜欢安静的女人，名字见报，警察光临，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新鲜的事。我不希望这东西搁在我这儿，雷斯德先生。如果你要看，请到外面的屋里去看吧。”
那是一间坐落在屋后小花园的小棚子。雷斯德进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段细绳子。我们坐在小路尽头的石凳上，这时，福尔摩斯把雷斯德递给他的东西一一观察起来。“绳子挺有意思，”说着他把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嗅了一嗅，“你认为这绳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雷斯德？”“可以肯定涂过柏油。”“毫无疑问是涂过柏油的麻绳。看来，你也注意到了，从绳子两端的磨损可以看出，库欣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很重要。”“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雷斯德说。
“重要之处在于绳结原封未动，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不寻常。”“绳结打得很精致。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雷斯德十分得意地说。“好吧，对于绳子就谈这么多吧，”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地说，“现在来看包装纸。这是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的牛皮纸。怎么，没有检查过？肯定没有检查过。地址写得很潦草：‘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欣小姐收’，也许是用一支J字牌笔头较粗的钢笔写的，墨水很差。‘克罗伊登’一词显而易见原来拼写的是字母‘i’，后来被改成字母‘v’了。这包裹是个男人寄的——字迹带有明显的男人的特征——此人受的教育有限，对克罗伊登镇也不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一个只有左下角有指印的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里面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他粗制商品的粗盐。下面我们看看埋在盐里的这件奇怪的东西。”
他一面说，一面取出两只耳朵平摊在膝头上仔细观察。这时雷斯德和我各在一边弯下身子，时而望着这可怕的物件，时而望着我们同伴那张面色沉重的脸。最后，他又把两只耳朵放回盒子，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
“你们也都看到了，”他最后说，“很显然这两只耳朵不是一对。”“不错，我们注意到了。如果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配在一起的。”“很正确，但这很显然不是一个恶作剧。”“你可以肯定吗？”“我认为不会是恶作剧。一般情况下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而这两只耳朵毫无这种迹象，而且这两只耳朵是用一种较钝的工具割下的并且十分新鲜。如果是学生干的，情况不会如此。还有，学医的人只会用石碳酸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不可能用粗盐。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侦察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福尔摩斯严肃的话和他变得严肃的脸色使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段冷酷的开场白好像使气氛笼罩在一种奇异的难以说清的阴影之下。然而，雷斯德摇摇头，好像只是半信半疑。
“毫无疑问，恶作剧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能成立了。我们了解到这个妇女在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彭奇过着一种宁静体面的生活。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罪犯为什么偏要把犯罪的证据送给她呢？特别是，她同我们一样对此事毫无所知，否则她就是一个演技高超的演员。”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着手处理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道，“我想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提法是对的，并且这是一桩双重的谋杀案。两只耳朵分属一男一女，原因是一只形状纤巧，穿过耳环，另一只则呈黑色，大而变了色，也穿了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遇害，否则我们早就会听见有人被割了耳朵的消息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场谋杀可能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如果这两个人已被谋杀，那么，不是谋害者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欣小姐又是谁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过，他把包裹送给库欣小姐，其中必有道理。然而，道理何在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使她痛心。这样，她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如果她知道，却为何又报警？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完全可以将此事不露风声，那样就谁也查不出来。但是，如果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需要我们去查明的症结所在。”他说话的声音一直高而急促，茫然瞪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现在，他轻快地站了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想向库欣小姐提几个问题。”他说。“那么，我就先走了，”雷斯德说，“我恰巧还有几件事要办，就不用再了解什么了，如果有事，你可以去警局找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路拜访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片刻之后，我们走进前屋时，那位外表冷淡的女士仍然静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询问的蓝眼睛看着我们。“先生，我深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原来就是想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那位先生重申过多次，可是他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仇家，到底是什么人要如此捉弄我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不禁吃惊，只见他紧紧地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一刹那间，他脸上显出惊奇和满意的神色，但当她抬起头查询他不语的原因时，他已经又恢复了原来平静而认真的神情。我仔细打量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温和的面容，但是使我同样激动的原因我却丝毫未察觉到。
“有一两个问题——”
“啊，您的问题已经令我十分厌烦！”库欣小姐显得不耐烦地说。“我想，你有两个妹妹。”“你如何得知？”“进屋的那一瞬间，我发现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照片。一位是你本人，另外两位同你长得十分相像，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无须多说的。”“对，你说得对。她们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在我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合影的男子从服装上看可能是海轮上的工作人员，我看当时她还没结婚。”
“你的观察力真是敏锐得很。”“这是我的职业。”“唔，你说得很对。但后来没过几天她就同布朗纳先生结婚了，拍照时他正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他如此爱她，以致不愿长期同她分开，于是就调到利物浦——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工作。”
“哦，可能是‘征服者’号吧？”“不是。我上次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曾经来看过我一次，那时他在戒酒。后来他开了戒，一上岸就喝酒，喝一点酒就耍酒疯，嗨！自从他重犯酒瘾后，日子就每况愈下了。起初，他不跟我来往，接着跟萨拉吵嘴，现在不知为什么连玛丽也不给我们写信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显而易见，库欣小姐谈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如大多数过单身生活的人一样，开始时她有些害羞，后来就变得滔滔不绝了。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她原先的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关于他们的情况，她谈了许久，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姓名，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提出问题。
“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是未婚妇女，我很奇怪你们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哎呀！如果你了解萨拉的脾气后，你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来到克罗伊登以后，我曾尝试过和她一起住，直到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手。我并不想说我的亲妹妹半句坏话，可是她老爱多管闲事。这个萨拉很难侍候。”“你说她跟你在利物浦的妹夫吵过架。”
“对，可是一段时间内他们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她搬过去住原本是想多亲近他们一些。现在倒好，她对吉姆·布朗纳满腹牢骚。她在这儿住的最后半年里，除了叨咕他喝酒和爱耍各种手段外不说别的。我猜想，他发现她在多管闲事，就大骂了她一顿，这一下事情就开了头了。”“谢谢你，库欣小姐，”福尔摩斯说完，站起来点了点头。“我想，你刚才说你妹妹是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不是？再见。正如你所讲的，你被一件同你无关紧要的事情搞得烦恼不已，我对此感到不安。”
我们走出门外时，正好一辆马车驶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到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只有半英里，先生。”“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趁热打铁。案情虽然不复杂，但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两个极其重要的细节。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暂停一下。”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后，福尔摩斯就一直靠在车座上，并且把帽子戴上以遮住射过来的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一所住宅前面，这座房子和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候着，他刚要举手叩门环，门就打开了。一位年轻的绅士出现在台阶上，他头戴一顶有光泽的帽子，一身黑衣使他显得较为严肃。
“库欣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萨拉·库欣小姐病得很厉害，”他说，“自从昨天起她脑部就得了病，而且特别严重。作为她的医生，我不同意任何人同她见面。我建议你在十天后再来。”说完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头大步流星地走去。“好吧，不见就不见。”福尔摩斯高兴地说。“或许她不能也不会告诉你多少事情。”
“我根本也没指望她能告诉我什么，我只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车夫，去吃午饭，最好到一家好一点的饭店去，然后再上警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德。”
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极其愉快的便餐，其间除了小提琴，福尔摩斯没谈什么。他兴高采烈地叙述他是怎样买到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个畿尼，他花了五十五个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手中买了下来。他从提琴又谈到帕格尼尼。我们在那里度过一个钟头左右的时光，边喝着红葡萄酒，他边不时对我谈起这位杰出人物的桩桩趣闻轶事。下午已经过去，炎热的阳光已经变成了非常柔和的晚霞，此时我们来到警局。雷斯德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回电来了！”他打开电报看了一下，然后团成一团塞进口袋，“这就对了。”他说。“你发现什么啦？”“一切都已水落石出！”
“什么！”雷斯德惊愕地望着他，“你不会在开玩笑吧？”“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案件，而且我想我现在已弄清各个细枝末节。”“那么谁是罪犯呢？”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后面随手写了几个字，扔给雷斯德。“这就是他的姓名，”他说，“你最快也要到明天晚上才能逮捕他。说到这个案件，我只希望你不要涉及到我，因为我只想介入那些在破案上尚有难度的案子。走吧，华生。”我们迈步向车站走去，留下了雷斯德。雷斯德满脸喜悦，仍在盯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纸片。
“这个案子，”当天晚上，我们在贝克街的住所里，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聊天，福尔摩斯说道，“正如你撰述的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所进行的侦查那样，我们不得不从结果推测原因。我已写信给雷斯德，让他为我们提供现在所需的详细材料，而这些情况只有在罪犯缉拿归案后才可得知。他做这种工作是安全可靠的，虽然他毫无逻辑思维能力，但他有哈巴狗一样的干劲。的确，也正是这种干劲，使他得以在苏格兰场身居高位。”
“这么说，这件案子尚未结束喽？”我问。“大体上已经告一段落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罪恶事件的元凶是谁，虽然案中的一个受害者的情况我们尚无所知。当然，你开始有你自己的结论了。”“我猜想，你是怀疑利物浦海轮的水手吉姆·布朗纳吧？”“哦！岂止是怀疑。”“可是，我看不出来什么别的，除了一些似有似无的线索外。”
“恰恰相反，这个案子的线索再清楚不过了。让我简单地来谈一下主要的步骤。你记得，我们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心中完全没有任何疑点。这往往是一个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形成一定的看法，只是去进行观察，并从观察中做出推断。首先，我们接触的是一位非常温和可敬的女士，她似乎无任何秘密而言，但后来我观察到姐妹三人的合影，我的心头立刻升起疑问：那只盒子是要寄给她们当中的一个。我把这个念头暂时放在一边，可以推翻它，也可以肯定它，都由我们自便。然后我们到花园里去，接下去便看到了黄纸盒子里的极其怪异的东西。”
“绳是海轮上缝帆工人用的那一种，我当时还闻到一股海水的气味。包裹是从一个码头寄出的，绳结的打法是水手们通常习惯的打法，别忘了水手中穿耳环的人多于陆地上工作的人。因此我坚信，这场悲剧中的全部男演员必须从海员中间去找寻。当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时，我发现上面写着寄给S·库欣小姐，缩写字母S既可代表老大也可代表老二萨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查不得不完全从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于是我登门拜访，想弄清这一点。当我正要向库欣小姐担保，说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时，你是否还记得，当我看见某种令我大为吃惊的东西时突然住了口，同时它使我们把目标缩小到了一定的查询范围。”
“华生，你是医生，你应该知道，人的耳朵是千差万别的，这一点人体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无可比拟。常理上说各人的耳朵都各有各自的特点。在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你可以看到我所写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篇短文。我以一个专家的眼光检查了纸盒里的两只耳朵，并仔细观察了这两只耳朵在解剖学上的特点。我仔细观察库欣小姐，发现她的耳朵同我检查过的那只女性耳朵极为相像，你可以想像我当时有多么惊愕了。这件事决非巧合。两只耳翼都很短，上耳的弯曲程度也都很大，内耳的旋转形状也很相似，从所有特征来看，可以说，那真像是同一只耳朵。”
“我当然立即就知道这一发现极其重要。受害者是库欣小姐的血缘亲属这一点是明显的，可能还是很近的关系。我开始同她谈起她的家庭，你记得吧，她立即就把一些极有价值的细情告诉了我。首先，她妹妹的名字叫萨拉，她们不久前住在一起，所以包裹是寄给谁的就一清二楚。其次，我们得知那个水手娶了老三，并且了解到他曾和萨拉十分交好，她还曾去利物浦和布朗纳家居住在一起。后来因争吵他们各奔东西，几个月来，他们断绝了一切联系，所以如果布朗纳要寄包裹给萨拉当然按她的旧址寄去。”
“现在，真相开始大白。我们已经知道有个水手，这个人富于感情，容易冲动——别忘了，为了和妻子在一起，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差事——而且有时候嗜酒如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妻子已被谋害，还有一个男人——假定是一个海员——也同时被人杀害了。当然，这立刻就使人想到，这一罪行的动机就是妒忌。那么，为什么又把这次凶案的证据寄给萨拉·库欣小姐呢？或许是她在利物浦居住期间，曾经涉及到这一悲剧事件的起因。你知道，这条航线的船只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沃特福德等地停泊。因此，假定作案的是布朗纳，作案后马上上了‘五朔节’号，那么，贝尔法斯特则是他能够寄出他那个可怕的包裹的第一个码头。”
“这期间，非常有可能有第二种答案，而且，虽然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我决定在继续调查下去之前把它说清楚。也许有一个失恋的情人谋杀了布朗纳夫妇，那只男人的耳朵可能就是布朗纳的。这一点可以想像，虽然这一说法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所以我拍了个电报给我在利物浦警界办事的朋友阿尔加，请他去查明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已乘‘五朔节’号走了。后来，我和你就去瓦林顿拜访萨拉小姐去了。首先，我想急于知道，这一家人耳朵相似的程度。至于她能否提供给我更重要的情报，我并不抱以太大的希望。她肯定在前一天已经听说过这个案子，因为克罗伊登已经满城风雨，而且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个包裹是寄给谁的。如果她愿意协助司法部门，她可能早已向警方报告。显然我们必须要见到她，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发现有关包裹的消息给了她那么大的影响以致于得了脑病。我们进一步得知，她了解这件事的全部情况，但同样清楚的是，我们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她的帮助。”
“然而，实际上我们并未得到她任何帮助，我们的谜底正在警局里等着我们，没有比这更明确的事情了，我已叫阿尔加把谜底送来。布朗纳太太的屋门已经紧闭三天多，邻居以为她去南方看亲戚去了。从轮船办事处已经查明，布朗纳已乘‘五朔节’号出航。我推测：这艘轮船将在明晚到达泰晤士河，迟钝而果断的雷斯德是不会让我们白等一场的，他会抓到布朗纳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希望没有落空。两天之后，他收到一大包信札，内装雷斯德探长的一封短信和一份打印文件，共好几页。
“雷斯德已把他抓住了，”福尔摩斯瞟了我一眼，说，“听听他说些什么，也许会满足你的好奇心。”
亲爱的福尔摩斯：
依照我们用以检验我们的推测所制定的计划（华生，这个“我们”说得很有意思，对吧？），我在昨日下午六时前往阿伯特码头走访了“五朔节”号轮船。该轮属于利物浦、都柏林、伦敦轮船公司。经了解得知，该船有一名水手叫吉姆·布朗纳，船长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因为在航行过程中他的举动异常。我来到他的舱位，看见他坐在一只箱子上，两手撑着脑袋，摇来晃去。此人身材魁梧，脸刮得很干净，皮肤黝黑，有点像曾在冒牌洗衣店那件案子中帮助过我们的那个阿尔德里奇。他刚一知道我的来意，就跳了起来。我吹响警笛，唤来两名守候在角落里的水警，可是他好像很不在意，没有反抗甘愿就范。我们把他连同他的箱子一起带到密室里，以为箱子里会有什么罪证，但那里一无所有，除了大多数水手都有的一把大尖刀。然而我们发觉，我们并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因为带到警局刚一审讯，他就立刻供认不讳。速记员照他所供做了记录，打出了三份，一份随信奉上。事实证明此案未出我的预料，极其简单。阁下对于我所着手的案件调查给予了很多帮助，谨此致谢。
你的忠实朋友
G·雷斯德上
“嗯！调查倒的确很简单，”福尔摩斯说道，“不过，我认为他并不是那样，特别是当他第一次邀请我们的时候。还是让我们来看吉姆·布朗纳自己是如何说的吧，这是罪犯在谢德威尔警察所向蒙特戈默里警长所作供词的完整记录。”
我无话可说，不，我还有话可说，我要统统说出来，你们可以把我绞死，也不可能不让我说话。你们打我一顿也可以。我告诉你，自从干了那件事后，我就从来没有睡着过。时常看见他们的脸在我面前晃动，有时候是他的脸，更经常的是她的脸。他皱着眉头，像个黑人，而她的脸上老是带着惊恐的神色。嗨，这只白色的小羔羊，如果从一张以前总是充满柔情蜜意的脸上看到杀气腾腾的时候，她怎么能不吃惊呢？
但那是萨拉的过错，愿她在一个被她毁了的人的诅咒下不得翻身，让她的血在血管里变质！并非我要为自已洗刷。我知道我喝了酒就是一头野兽。但是，她会原谅我的，如果不是那个女人来到我家，她会和我紧紧地在一起的，就像一根绳子套在一个轮上那样。因为萨拉·库欣爱我——这是事情的根源——她爱我，但当她知道我对我妻子印在泥土上的脚印的爱甚于爱她的整个肉体和灵魂时，她的全部爱情就变成了刻毒的仇恨。
她们是三个姊妹。老大是个老实女人，老二是个魔鬼，老三是个天使。萨拉三十三岁。当我们成婚的时候玛丽二十九岁，我和玛丽的日子幸福得很，我觉得整个利物浦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比得上我的妻子。后来，萨拉受邀请到我家做客，从一个星期住到一个月。
当时我已经不喝酒，还存有一点儿钱，生活过得十分美好。我的天哪，谁会想到竟弄成这样？做梦也没想到啊！我经常回家过周末，要是赶上船等着装货，我一次就可以在家里住上一个星期，这样我经常碰到我的姨姐萨拉。她瘦高的身材，皮肤稍微有点黑，性情暴躁，目光如火，动作敏捷，给人非常傲慢的感觉。可是，只要小玛丽在的时候，我对她未起过丝毫念头。我发誓，上帝饶恕我吧。
有时她似乎特别喜欢与我单独在一起或者借故和我出去走走，但我从未想到居然会发生那种事情。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她的居心。我从船上回家，我妻子不在家，可萨拉在。“玛丽呢？”我问。“啊，她去付账去啦。”我有点不耐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么一会儿不见玛丽就心烦了，吉姆？”她说，“难道我就那么令人讨厌吗？我真感到非常悲哀。”“这没什么，姑娘。”我说完，善意地向她伸出手，她立刻用滚烫的双手紧抓住我的手，我们互相盯着对方，从她眼中我读出了一个女人的全部渴望。不需要她说什么，也不需要我说什么。我皱了皱眉头，把手抽回。她一言不发地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然后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肩膀。“好一个正人君子！”她说完，发出一声嘲弄的笑声，跑到屋外去了。
唉，从那以后，萨拉恨透了我。她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我真愚蠢，就这样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真是个稀里糊涂的傻瓜。可是我没向玛丽吐露只言片语，因为我知道那样将会使她十分伤心，日子又同往常一样。过了一些时候，我发现玛丽有点儿变了。她以前是那样相信人。那样天真，可是现在她变得古怪，多疑。我到哪儿去过，我在干什么，我的信是谁写来的，我口袋里装了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莫名其妙的事，她凡事都要问个一清二楚，而且无故地发脾气，我们开始不停地争吵。这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现在，萨拉避开我，可是她和玛丽却形影不离。我后来才明白，她是怎样去挑拨她，欺骗她。调唆她来和我作对。但是，我当时却像个瞎子毫无觉察，逐渐我开始破戒饮酒——如果玛丽像从前那样对待我，我是滴酒不沾的。这样玛丽她有足够理由讨厌我，我们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了。这时候又插进来一个阿利克·费拜恩，事情就更糟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到我们家是看萨拉的，不久我们就融在一起。不可否认，此人有一套讨人喜欢的本领。走到哪儿，哪儿就会有他的朋友。他是一个英俊时髦并且相当傲慢的小伙子，长着一头卷发。他跑遍了半个世界，见多识广，而且非常健谈。我不否认，他很风趣。像他这样一个举止斯文的海员，肯定在船上当过高级职员而不是一般水手。有一个月他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我从来没想到过他那温和而机智的风度里藏有恶意。终于有些事情使我产生了怀疑，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平静过。
那也不过是一件小事。我偶然来到客厅，一进门时，我看见我妻子面露欣喜之色，可是等她弄清来人身份后，那神情立刻消失了，并似乎很失望似的转身离开。我很气愤。她大概是把我的脚步声误认为是阿利克·费拜恩的了，不会是别人。如果我当时发现了他，我早把他宰了，因为我发起脾气疯劲十足。玛丽从我眼睛里看出了魔鬼般凶恶的目光，她立刻跑过来用两只手拉住我的衣袖。“别这样，吉姆，别这样！”她说。“萨拉在吗？”我问道。“在厨房。”“萨拉，”我一边说一边冲进厨房，“再也不准费拜恩进我们家的门。”“为什么？”她说。“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因为这是在我的家。”“啊！”她说，“要是我的朋友不配进你的家，那我也不配啦。”“你愿意怎么样都可以，”我说，“不过，要是费拜恩再出现在这里，我就把他的一只耳朵留给你做纪念。”我看她有些害怕我的脸色，一声没敢吱。当天晚上她就离开了我的家。
唔，到底是这个女人施展了什么魔法呢，还是她认为唆使我妻子去胡搞，就可以让我们反目成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她在距离我们家两条街的地方租了个房间，供水手宿用。费拜恩常常去那儿，玛丽也常偷偷去同他们一起喝茶。玛丽多长时间去一次，我不知道。有一次，我跟踪她，我闯进门去时，费拜恩跳后花园的墙跑了，像只吓破了胆的臭鼬鼠。我对我妻子发誓，如果我再看见她和他在一起，我就杀死她。我把她领回家，她一直哭哭啼啼，浑身发抖，脸白似纸。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丝毫爱情，我看得出她对我既恨又怕。一想起这些我就酗酒，她仍然十分看不起我。
呃，萨拉眼看在利物浦住不下去，就回去了。据我所知，她到克罗伊登和她姐姐同住去了。我家里还是一日不如一日地那么糟。后来，到了上个星期，我们家庭的末日到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五朔节”号在外面航行了七天。船上的一个大桶松开了，使一个横梁脱了节，我们只好进港停泊十二小时。我下船回家，希望给玛丽一个意外惊喜，同时希望她高兴。我这样想着，转入了我住的那条街道。正在这时候，一辆马车从旁边驶过。她就在马车里，坐在费拜恩身边。两个人有说有笑，根本没想到我这时正立在人行道上生气地瞪着他们。
请你们相信，从那会儿起，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现在回忆起这件事来，真像一场噩梦。最近，我喝酒喝得厉害，这使我更加晕头转向。现在，在我脑袋里有个什么东西，像一把船员用的铁锤那样在敲打。可是那天上午，似乎整个尼亚加拉瀑布在我耳朵里轰鸣。
呃，我手拿着一根沉重的橡木手杖，眼睛喷火，悄悄地跟踪那辆马车。跑的时候我也学乖了，稍微在后面离远一点。这样我能看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我。很快，他们到了火车站，售票处有很多人挤在那里。因此，虽然我离他们很近。他们却没有发现我。我发现他们买了去新布赖顿的车票，就也买了一张。我在隔他们三节车厢的后面坐着。车到站之后，他们开始沿着阅兵场走，我在不超过一百码的地方跟着。最后，我看见他们租了一只船，大概要去划船。那天天气很热，他们一定以为水上要凉快些。
看样子，他们真像是落到我手里了。空气中有点儿雾，几百码之外根本看不见什么。我租了一只小船，跟在他们后面，隐隐约约地能望见他们，两船的速度差不多，我要是不赶上去，他们肯定离岸一英里了。雾气象一块幕布笼罩在我们四周，这周围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的天呀，我永远不能忘掉当他们看见向他们渐渐靠近的小船里的人时，他们两个人的面目表情啊！她尖叫起来，而他则发狂似的骂起来，用桨戳我，因为他一定观察到我眼睛里布满了杀气。我躲开他的桨，用手杖回击，他的脑袋就像鸡蛋一样碎裂了。尽管我已经发了疯，大概也会饶过她，可是她却紧抱住他直喊，还叫他“阿利克”。我接着又是一下。她就在他旁边倒下了。当时，我像一头嗜血成性的野兽。我向上帝起誓，如果萨拉也在场，她也是同样的结局。我抽出刀子，并且——哎，算啦！我说够啦。每当想起如果萨拉知道因为她惹事生非而引起的后果时，我就充满一种野性的快乐。后来，我把两个尸体捆在船里面，打穿一块船板，直到船沉下去我才走开。我很清楚船老板一定以为他们在晨雾中迷失了方向，划出海去了。我稍加整理回到我的船上，没有人猜疑什么，当时，我就打好包裹给萨拉·库欣。第二天从贝尔法斯特寄出去了。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事实，可以用任何法律上的方式处置我，但我求你们千万不要用我已经受过的惩罚来惩罚我了。我不敢闭上眼睛，否则就会看见他们的两张脸，尤其是当看见我出现时那盯着我的神情。我杀死他们是干脆痛快的，而他们杀我是慢慢腾腾的。如果我再过一个那样的夜晚，在天亮之前，我不是发疯就是死去。你不会把我单独一个人关进牢房里吧，先生？可怜我，别这样，求你们对待我时想一下在你们曾经痛苦的日子受到的对待一样，可怜可怜我吧。
“这是什么意思，华生？”福尔摩斯放下供词，极其严肃地说道，“这一系列的痛苦、暴力、恐惧，到底是为了何种目的？一定有种必然，否则，我们这个宇宙就是受偶然所支配的了，这是不可想像的。那么这种必然是什么呢？这是冥冥中存在的一个人的理智远远不能解答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