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别笑话，我曾经羡慕过蜗牛——生来就背着一间房，而且它的子女每人都有一间房。自然造化呀。我曾参军十年，最初每月有3500元津贴费，您别不信，那是旧币，相当现在的三毛五。不挣钱，衣食住行也不发愁，朱总司令说我们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可惜，由于“反右”，我和妻子被部队“复员处理”回到北京，寄居姨母家一间6平方米的门房，我28岁就失业了，穷而为文，卖文糊口。更槽糕的是我家大妞此时闯入人寰。没桌子，我趴在床边写作，稿纸被她尿湿，成为“骚文”，拿去发表，对不起读者呀。诗歌、小说、剧本，我什么都敢写，无师自通，动力就是大妞儿缺奶的哭声。
我急啦，给彭真市长写信请求工作。还真灵，一个星期就有批复，我到农机研究所去当了秘书。当年没有计划生育，一不留神，又添了个二妞。光彩胡同9号的房东是战友，他发了善心，匀出一间14平米的东厢房给我住，实在感激。可是此房年久失修，泥顶无瓦，八处漏雨，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用盆盆罐罐接着，叮叮咚咚如音乐。一个星期日，我在家给局长赶写讲话稿，他星期一要用，大概是不放心，居然亲临寒舍催取。外面雨过天晴，屋里还在滴哒，我戴着大草帽俯案疾书，只剩个尾巴了，请局长大人稍坐片刻。我女儿赶紧撑起一把雨伞站在他身边，以免屋顶的泥汤滴到局长白衬衣上，那可是很难洗掉的。半个小时，局长一句话也没说，拿到讲稿坐上小汽车就走了。为表示不满，我把这事写成小说，由《北京文学》发表，还特意奉送一本给局长。若干年后他才对我说，“你住房条件那么差，我看着也心酸。可是‘文革’期间不盖宿舍，我没有房子分给职工，也不能空口许愿。”是啊，当时的副总理陈永贵就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先治坡，后治窝”嘛。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也反复组织我们到农村参观王国福同志全家七口人挤住的“长工屋”。还想要房吗？那就请你学习王国福。
粉碎“四人帮”，大家时来运转，我可以当作家了，两个女儿考大学，妻子进修医师，晚上趴在同一张饭桌上写字，各霸一方，八条胳膊打架，热火朝天。女孩子总要洗洗涮涮，共居斗室，诸多不便。晚饭后大妞说，“爸，您也不遛个弯儿？”我自然明白，立刻出去散步半小时，刚要回家，二妞又在屋里嚷，“咱家没着火！您急什么呀？”是，不急，接茬散步吧。妻子也常叹气，“唉，咱们家呀，老的不老，小的不小！”真没料到这间东厢房我们一气儿住了22年。
其实，住房困难者何止我一人。著名作家萧军、骆宾基、王蒙……也是在走廊、阳台乃至储藏室里写作的。我曾公开放话：有房就是娘，谁肯提供一房一桌一凳，我就为谁写字。于是住遍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几家电影厂的招待所。从元旦前到春节后，这仨月我总是住到外边，曰之躲年，避免应酬，集中时间写剧本，报效房东，四年他们拍摄了我的七部影片，两厢情愿。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他愿当“后勤部长”，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这话令人深深感动。虽然我清楚地知道，住房是个积累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个人不能着急，但是总算有了盼头。1983年文联组织作家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要求每人必须发言。我只好说，“孩子养大了变成狼，就是异化吧？人道主义太宽泛，不过，谁要是到我家去看看，至少可以明白什么是不人道。”文联党组书记陈模同志当天就到我家看了一趟，立即决定分给我一套小单元楼房，28平方米，居住面积陡然扩大一倍。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来一张书桌，还给亲朋好友发了几份电报，绝对真实的电文如下：赵大年52岁进入了有桌阶级。
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起飞，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先一步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舍小洋楼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说实话，我对住房很敏感，每次外出采访，都留心观察民居。当我初次看到深圳的渔民新村（邓小平同志也来看过，还表扬了他们），上海马陆，山东牟平，浙江萧山，江苏张家港和新坝，京郊大稿村和韩村河这些宽敞漂亮的农舍小洋楼，真比自己住上新房还高兴啊。因为这是一个农业大国开始富强的标志。“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这句新农谚也许并不全面，却很实在。而中国人民在短短的20年里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呀！城市里拆旧房建新房，困难多一些。国家大力兴建宿舍，居民楼也成群成片拔地而起，我们都是受益者。文联又两次给我调整住房，现在是三口入住三室一厅，还有厨房、卫生间、储藏室、阳台，天然气、暖气、空调、热水。许多文友图个清静，在郊区买了农舍或别墅，自己开车常来常往，真是换了人间。“安居乐业不可分，妄分甲乙近愚庸”，这是我被迫“学习王国福”的心得，当时只能悄悄写进日记里，现在可以公开了，因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年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