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节、义，这是封建时代对做人的基本要求；“百善孝为先”之类的话，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可见“孝”在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伦关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提倡孝道，西晋时司马氏还曾提出以孝治天下；历代的百姓都以恪守孝道为做人的基本原则之一。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孝敬父母，反哺父母，乃天经地义之事，所以我们说，封建时代提倡孝道，这本身有其极大的合理性，对社会和家庭的和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历代在“孝道”问题上也有相当多的偏颇，如“三年不改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在，不远游”之类的说法，已让人感到迂阔，至于“割股”（从大腿上割肉给父母治病）之类的愚孝，更是骇人听闻，既违反科学，也不合人性。
据《新唐书·孝友传》记载：唐人陈藏器注《本草拾遗》，称人肉可以治羸体弱疾。从此以后，民间父母有病，儿子常剐大腿上的肉给父母治病，而官府则对此加以奖励或表彰。在韩愈生活的中唐，陕西鄠县（今户县）就出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人的母亲病了，儿子就从大腿上割肉，煮给母亲吃，母亲病居然好了。这下子可不得了啦：乡绅们将此事报告给县、府长官，县府长官将此事报告给皇上。皇上龙颜大悦，让人给他家建牌坊以示褒奖，并且免除他们家的租税，以劝别人向他学习。对此，户县的士大夫颇引以为自豪，经常说：“别的县有这样的人吗！”韩愈得知此事后，写下了《鄠人对》一文，对这种愚孝陋习给予严厉的批评。
韩愈说：母亲病了，正确的办法是给她吃药治病，没有听说过毁伤肢体来奉养母亲的，在社会教化中也没听说过这种事。如果说这种做法不伤于“义”，那么古代的圣贤们一定早就这么做了（实际上并没有）。再说，如果你因此而死掉了，“则毁伤灭绝之罪有归矣，其为不孝，得无甚乎？”（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随意毁伤是一种罪过）。儿子一死，这家就可能断子绝孙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使家庭绝后，这是最大的不孝了。再退一步说，即使这样合于孝道，朝廷也不该建牌坊表彰，因为尽孝道是每个人都该做的，他这样做了，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朝廷既然认定只有这一家是尽孝道了，那就等于说这个村，这个县其他家都不孝；朝廷只认定这个人尽了孝道，也就等于说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不孝（因未受表彰）。这样，韩愈就一步一步把朝廷表彰割股之事推向了荒谬的地步。但他仍不罢休，接着又对朝廷的做法大加批驳：如果有人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固（固守）其忠孝，而不苟生于逆乱（不苟且偷生于乱世），以是而死者”，朝廷可以表彰，给他的子孙们爵位和俸禄，这才是劝人忠孝的正道。而现在这位鄠人不属这种情况，朝廷为什么还免其租税？不以毁身肢体为罪，不以他使自己家断子绝孙为忧，像他这种人，“不腰于市”（腰斩，杀掉），已经是亵渎政教了，何况又去给他建牌坊加以表彰呢？
读了韩愈这篇文章，可能会有人认为韩愈的某些说法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但我们纵观全文，可以清楚地看到：韩愈批判矛头直指统治者所乐道的“割股”之类的愚孝，并不留情面地指责皇帝此举的荒唐，充分表现了韩愈的卓见和胆识。我们知道，韩愈向来是以儒者相标榜的，向来是以传承儒家道统为己任的。他公然斗胆批判儒家的孝道，且指责皇帝是非颠倒，可算是大逆不道了！其所受的舆论压力和被追究的风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幸亏唐朝法网宽松，没有找他麻烦，否则，他真该吃不了兜着走了。
